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已经无法否认加尔布雷斯意义上“丰裕社会”的全面到来（加尔布雷斯，1965）。然而，丰裕社会的到来并未打断人类社会继续前进的脚步，也没有阻止或延滞技术进步的洪流，因为技术进步的议题从来都不局限于技术本身乃至生产效率层面。正如与丰裕社会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均衡发展问题一样，当前加速扩张、由各类高新技术所塑造的“技术王国”，显然无法回避技术与人（群）、技术与组织、技术与社会这样的核心关系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从社会学角度展开技术应用、技术进步研究的意义所在。实际上，无论是对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李约瑟，2010）、西方世界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快速崛起（诺思、托马斯，2009）这样的宏大历史议题，还是对于汽车工业在美、日、欧等不同国家或区域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之类的中层议题，又或是对于工人在企业组织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进程中的“去技术化”处境一类的微观层面议题，科学技术社会学分析都有其特殊价值。

我们不妨以知名的“李约瑟命题”相关讨论为例，来更为直观地体察技术对于其所处社会文化系统的根植性，并呈现社会学分析视角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科学文明史》这部著作中，李约瑟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在15世纪之后所出现的下滑式拐点，提出了“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功产生现代科学，并于16世纪后在科技方面落后于欧洲”这一经典问题（李约瑟，2010），并诱发了有关中国科学技术演进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需求、思维方式、激励机制等社会文化要素之间关系的持续讨论（赵红军，2009）。客观而言，这些讨论显然都已超出纯粹的科学技术研究范畴，并突破封闭的科学技术共同体边界，关注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人员与其他社会文化系统以及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突出了技术的社会选择及社会适用属性，带有明显的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色彩。

上述案例已经能够说明，虽然我们可以仅从技术实体、实用功能或效率逻辑角度对技术进步过程展开分析，却无法回避技术进步所卷入或者所依托的社会过程、社会行动及其组织机制。从人类现代社会的演进历史来看，技术、组织与制度往往是整体性出现和变迁的，并呈现出一种共生演化关系（纳尔逊、温特，1997）。尤其是在高度社会分工和组织化的现代社会，技术进步更是与科层组织、制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技术引入不仅是技术最优或者是技术改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费孝通，2003:236）。也就是说，只有在技术赖以产生和应用的各类组织及其相应的组织环境中，推动技术进步、发挥技术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才能得到具体研究。

实际上，正如阿瑟所言，技术本身就是包含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组件的系统组合，并具有不同层次技术系统意义上的递归性结构（Arthur,2009）。同时，在日益强调和细化专业分工的当代社会，资源有限性、技术复杂性和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决定了任一组织或部门都不再能封闭发展，而必须依赖于相关组织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与此相应，具体到经济领域而言，技术与组织的发展趋势都已超出伍德沃德、佩罗那一代学者的静态最优组合型分析框架。伴随产品、生产技术的平台化以及零部件制造的离散化、网络化，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都正在经历从尽可能多地占有所有关联技术的“单一生产体”到仅占有部分核心技术的“合作生产体”的转变，而这一过程的核心议题则是组织中技术体系的构成以及各类技术的重要性程度安排。而与这一技术变迁趋势相一致，企业组织结构一方面在对外的组织间关系意义上趋于弹性化、网络化，另一方面则在对内的部门间关系意义上日趋强化总体效率导向和紧密互倚型结构。

如果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组织研究演进脉络，并参照斯格特对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三分法，就不难发现：组织理论从理性封闭系统视角向开放系统视角扩展，研究者的关注点从组织结构转向组织过程，研究视角也从静态的封闭视角转向动态的开放视角，分析框架则逐渐从实体组织观向过程组织观转变，而这些转变正好与现代组织的上述变迁轨迹相一致（Scott, 2004:1）。

与上述讨论相一致，在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技术在企业组织中的发明、扩散及应用效果既受自身先进性程度、物化技术功能逻辑的影响，同时也与其在整个技术体系中的层级地位密不可分。受这一点启发，笔者尝试从“技术层级结构”这一概念及分析角度出发，对某一特定组织应对技术层级结构变化的方式展开讨论。如此一来，在企业组织的技术进步过程中，我们非常关心的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技术在不同组织中的地位会有差异？技术层级结构的变动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同时，技术层级结构的变动又会在何种意义上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变迁？

然而，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可以在整个组织、部门以及个体组织成员等多个分析层次展开，而每个层次的关联机制又有明显不同，笼统讨论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题目过于庞大且力不从心，本研究仅在部门间关系层次集中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部门间关系是组织完成各类组织任务的分工、协作结构，对于组织运转而言十分关键。另一方面，技术层级结构是组织中各类技术之间的等级关系体系，而部门间关系结构则可在一定意义上视为其处理不同技术之间关系的组织架构，部门分化、部门间关系正好对应技术分工和技术层级结构，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而且，就企业组织的现实运转而言，部门利益、部门地位以及部门之间的关系模式，常常基于能动性建构和相互平衡机制，而与特定技术的层级地位乃至整个技术层级结构密切相关，客观上也便于本书做案例分析。

当前，国内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信息技术应用和组织结构变迁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或者多从技术与产业政策、国家宏观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而对传统生产制造技术领域则少有系统论述。本书从一家国有汽车生产企业的技术体系变动过程着手，在部门间关系层次集中讨论技术进步与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具体关联机制。

无疑，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通过原创性技术研发来实现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之外，技术引进也是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路径（林毅夫、张鹏飞，2006）。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很多行业一直为重复引进的恶性循环所困扰，总是跳不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其中，汽车工业就是一大典型。汽车工业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缩影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典范（参见表0-1），由于其产业链条长、技术体系全面、行业及上下游产业的就业人口规模庞大，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甚至综合国力。同时，从19世纪末迄今，汽车工业经历了从单件生产技术到小批量生产技术、大批量生产技术，再到柔性生产技术和模块化生产技术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多次改变我们关于如何制造的基本概念（沃麦克等，2003），还以其发展史生动展示了最为密切的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表0-1 世界制造业生产模式变迁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制造业发展历史资料整理。

而中国汽车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的闭门造车、手工作坊式生产发展到今天的开放合作、大批量混流生产，同样也经历了巨大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变迁。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然跻身汽车社会行列，尽管这一进程比欧美国家晚了将近4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12089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9309万辆。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3.10人平均家庭规模来算，全国每百户家庭的汽车拥有数量约为30辆，参照国际上通行的汽车社会门槛标准，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全面进入汽车社会时代。

然而时至今日，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汽车销售和生产制造第一大国，但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仍十分不足，在生产组织方式的协同创新方面更是相对滞后。我们既面临着高价进口车的市场挤压，还不得不直面合资企业中外方的技术、资本控制以及中国车企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等多重问题。如何改变汽车工业对外方的技术和资本依赖，提升汽车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或经济效益问题，而是关乎汽车工业相关产业人群甚至全民利益的社会性问题。以汽车工业为例，分析不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及生产组织方式之下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变动，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总之，本书选取国内一家轿车整车生产企业“朝阳轿车”为例，在其技术进步与组织变迁的历时性视野下，以小窥大，透过这家汽车生产厂商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我国汽车生产技术进步的现实路径，并重点就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层级结构变动和部门间关系变迁，展开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具体分析，进而探讨企业技术进步与主体利益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家轿车生产制造企业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产品类型、技术体系和生产组织方式都经历了急剧而又深刻的变动，有利于展开本书的相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