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构匹配”框架的提出

1．框架提出

对于本书所选案例“朝阳轿车”的组织变迁过程，我们虽然可以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及零部件配套方式调整等多个方面展开讨论，但本研究的切入点及分析重点并不在这些层面，而是选择从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结构之间的“结构匹配”分析框架（参见图1-3）展开深入的经验分析和系统的理论探讨。

本研究以部门为主要分析单位，将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限定在部门间关系层次。当然，部门间关系结构变动会与自上而下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等宏观制度变迁过程密切相关，但本研究并不打算就此讨论“朝阳轿车”的部门间关系结构变迁在多大程度上与技术等级结构相关，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宏观体制改革所造成，而是将宏观体制变动影响融合进对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结构变动的分析中，将前者作为限定性背景及条件，重点讨论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就是说，笔者试图将制度、组织和技术这三个关键分析要素纳入统一的“结构匹配”分析框架之中。

不过，书中虽然会论及新技术的引入背景和方式，但本研究并不具体讨论生产过程中每种具体技术的引进（相应选择和决策）、应用以及组织实现机制，也不全面考察各个维度的“朝阳轿车”的技术体系变动过程，而是聚焦于技术层级结构变动与部门间关系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为了深入展开讨论，笔者将讨论主要限定在组织结构的部门间关系层面。

与之相对应，在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上，这是有别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一个中观研究思路。或者说，这一研究思路将宏观分析嵌入具体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应用分析之中，通过具体分析技术进步的经验事实，关注技术应用中相关方通过对“技术层级结构”变动所起到的作用，进而讨论技术层级结构变动与部门间关系结构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而为了分析组织参与者也就是不同行动主体对技术进步和部门间关系变迁的影响，本书不仅要照顾到企业内部各组织主体因素的影响，而且要兼顾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以及中观层面组织间关系的影响。不过，本研究并不打算直接分析宏观制度影响以及组织间关系问题，而是将宏观体制变革、制度变迁影响纳入对“结构匹配”机制作用条件的分析之中，具体说明关键外部组织对“朝阳轿车”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变迁的影响。这主要包含“朝阳轿车”和朝阳汽车集团（总厂）之间的关系，“朝阳轿车”和供应商、销售商之间的关系，以及“朝阳轿车”和国外技术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三个层面（参见图1-4）。

另外，还需要指明的是，虽然“朝阳轿车”的内部技术应用环境和组织结构是以其对外部技术环境和关联组织的整合能力为前提的，但本书并不试图讨论所有零配件技术变化与“朝阳轿车”的组织变迁以及其与配套协作组织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仅就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总成技术的层级地位变化，深入分析技术层级结构对于组织内部部门间关系模式的影响。当然，在讨论部门间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有时也会牵涉到某些零配件生产技术及其配套方式的背景信息，但并不直接深入讨论。

2．框架初探

“匹配”概念在组织理论中很早就得以使用，它也是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学派的重要概念。不过，本书借用这一概念，意在分析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结构两者之间随着时间演变和组织发展的结构性关系模式转变，而非部门间关系结构对于技术的单向适应。在这一意义上，本书所使用的“结构匹配”概念与新制度主义学派所使用的耦合（Coupled）概念也有着内在一致性（Weick,1976; DiMaggio &Powell,1983），强调不同要素系统之间相互关联、嵌入和塑造的关系属性。

显然，企业或部门目标及组织环境改变往往需要组织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都随之变化，但是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做出有效反应要比战略、目标调整困难得多，而且，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也不一定会同步、相互匹配。如此一来，两者之间就存在持续的相互匹配过程，可以展开过程-结构分析。基于此，进行技术层级结构和组织部门间关系结构两者之间关系的历时性分析，笔者认为“结构匹配”这一概念及分析框架是适用的。

从分析视角上看，“结构匹配”是本研究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也是本书分析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关系结构之间“互构”的具体框架。它集中反映了技术进步、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双向要求：技术结构对组织结构的要求，以及组织结构对技术结构的要求（邱泽奇，2005）。但是两者之间的“结构匹配”并不是完美契合或者是线性对应关系，而是充满着“匹配张力”的相互调适过程，这也是本书讨论其具体“匹配机制”及各个机制作用条件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结构匹配过程具有多样性和情境性特征，并受到相关部门等关键行动主体的建构性影响，并不存在唯一最佳关系模式。本研究正是从“朝阳轿车”的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实际过程中，具体而深入地分析结构匹配的层次、类型和作用机制。

首先，“结构匹配”框架提醒我们：一方面，即使能够观察到技术体系结构性变动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也还是需要区分不同技术或次级技术系统所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另一方面，即便是相似的技术或次级技术系统，如果组织主体基于不同的目标、利益诉求及组织形式来实现对它的结构性调整，也还是会面临组织整体与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的效率及利益平衡问题，进而产生极为不同的技术应用效果，并改变其在整个技术体系中的层级地位（邱泽奇，2005）。

其次，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结构之间的“结构匹配”关系并非没有条件，“结构匹配”的类型和机制既代表了不同技术之间的衔接关系，同时也能够反映为实现技术体系整合、应用而进行的组织结构安排。在“结构匹配”过程中，是改变技术层级结构还是部门间关系结构，又或者两者同步调整，并没有定论。相应地，我们需要分清“结构匹配”的层次、类型和具体机制，并关注每一阶段的“结构匹配”机制起作用的特定条件。

最后，从技术角度，技术层级结构要求就体现在技术对岗位类型和岗位间关系模式的需求或规范上，进而体现为其对部门间关系模式及结构的选择、限定或改造。而从组织结构角度讲，部门间关系结构要求则体现在部门岗位类型、垂直及水平部门间关系对于技术层级地位变动的约束或推动作用层面。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用到的“结构匹配”概念并不是一种一一对应和完全契合关系，而是一种相对均衡状态和动态均衡关系。在正文分析部分，本研究将重点关注“朝阳轿车”每一发展阶段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结构之间“结构匹配”的层次、类型和实际匹配机制（参见图1-5）。

与此同时，由于“结构匹配”的类型、机制以及关键组织主体的行动建构，都与组织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制度框架关系密切，因而本研究还试图将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组织的内外部行动者以及制度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系，将技术与组织关系分析、行动者的主体建构分析限定于特定制度环境之下，打破技术与组织关系分析的内外分割格局，并整合技术效率逻辑与制度合法性逻辑这两种差异明显的分析框架。

进一步而言，本研究试图从行动主体建构及其相互关系角度，将静态技术与组织关系分析动态化，并尝试将制度环境要素纳入案例分析之中，进而从制度作为技术与组织之间关系调节性因素的角度，构建综合分析框架。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结构匹配”分析框架是一个“行动者-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综合理论模型，或者也可以称为结构匹配的综合分析模型（参见图1-6）。

通过这一分析框架，本书可以对以下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解答：第一，“结构匹配”在每一阶段发生的具体层次和类型；第二，每一阶段“结构匹配”过程的具体匹配机制或逻辑；第三，“结构匹配”机制或逻辑的基本作用条件，主导各个阶段“结构匹配”的组织主体及其行动逻辑；第四，“结构匹配”和技术进步、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