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京籍学者众多，清初有孙承泽、张烈，康熙时期有王源、刘献廷，雍正至乾隆初年有黄叔琳、黄叔璥，乾嘉时期有朱筠、朱珪兄弟以及翁方纲、何国宗、雷学淇等人，嘉道时期则有朱锡庚、徐松、徐有壬等学者。清代京籍学人虽然不如江南地区那样大家辈出，群星璀璨，但也独具特色，自成一脉。

首先，从学术史的区域性视角来看，研究这些人物，很有必要。以“区域”审视学术发展的传统，在我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源远流长，无论是以地域为标志的“乡贤”学术特征的总结，还是学案体中对学术师承的梳理，都具有“区域性”的视角。清学发展同样呈现出区域化的多样性，以考据学而言，就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别。此外，浙东学术、常州今文经学等，也大多是学术区域性特征的反映。相比于以上区域性学术流派的研究，目前对清代京籍学者的学术特色及其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和认识。

“区域”视野下的“清代北京学术”到底该如何界定呢？是清代发生在“京师”区域内所有的学术活动，抑或仅仅是京籍学者的学术活动？由于北京在清代作为“首善之区”的特殊性，前者显然会包括官方学术活动以及所有曾经发生在北京的学术活动，这既包括京籍学者的治学，也包括大量非京籍学者在北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甚至还有不少旗籍学者的治学。毫无疑问，这是个有相当纵深的学术视野，绝非笔者所能驾驭。因此，本研究选择京籍学者这一单纯线索作为“区域”的界定标准，虽不尽合理，但便于把握。

其次，学术往往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而京畿学术与清代政治社会生态的关系密切，京籍士人治学反映了清代不同历史阶段下知识分子的内心关怀和精神状态。这是我关注清代京籍士人学术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清初而言，无论是孙承泽还是王崇简，他们的治学和“出处”都围绕着反思明亡和社会秩序重建这两个问题。与当时政治军事领域的统一进程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反思王学的过程中走向了新的整合。在官方推动下，程朱理学再次被确定为庙堂之学，而且张烈、张能鳞等京籍理学士人在清初政治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乱世大官多而小官少。”深入剖析这些“治世小官”，有助于理解清初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和意义。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深受明遗民学术影响的学风，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针对清政府的不合作倾向。践履此风者大多是功名不显的遗民子弟，其学术取向大多讲求致用，但结果往往是所学无用，身后凄凉。京籍的刘献廷和王源就是这一风气的代表人物。就清初京籍学者的治学而言，无论是遗民还是降臣，都依然秉持着关怀“天下”的儒者经世意识。

进入康熙中期以后，由于统治的逐步稳固和财力的增加，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不断倡导官办学术工程，加大对士人学风的培育和塑造；另一方面也通过文字狱，加大对反清思想和不合作者的打击力度，结果在体制规范和生存利益的疏导下，士人逐渐疏远了传统士人“兼济天下”的担当意识。再加上诸如大兴朱氏兄弟、翁方纲等士大夫的以身作则与奖掖提倡，考据学蔚然成风，士人学术逐渐走向政府主导意识形态和学术风格的发展路径，正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尽管考据学试图通过“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方式构建自己的“道统”解释模式，但它毕竟不能像宋明理学那样，在为士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的同时，也为国家秩序建设和社会伦理的维护提供有效支撑。因此，乾嘉之际，考据学的流风余韵虽然仍旧强势，但在汉宋兼采的内在学术理路转变的驱动下，以及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的外在影响下，考据汉学也处在不知不觉的转变中，一味沉溺于音韵训诂的考据学已经不能餍足人心，而关注现实的义理追求已是大势所趋。朱筠之子朱锡庚“礼外无理”的学术探索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嘉道时期，在社会危机尤其是国家乃至民族危机的触动下，有识之士开始试图摆脱束缚，主张经世致用，甚至批判现实，士人治学又重新举起“内圣外王”的大旗，由此，道咸时期的学术开启了走出传统的转变过程。这一时期京籍学者徐松“睁眼看现实”的经世致用之学，虽然尚未完全摆脱考据学的强大惯性，尚不具有“放眼看世界”的境界，但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毕竟为鸦片战争后的学风转变铺垫了基础。寄籍宛平的学者徐有壬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推动了道咸之际传统算学的一度兴盛，但无奈科学技术并没有成为时代变革的动力，其本人殉难于太平军战乱的结局反映了时代的觉醒尚未到来。

总之，清代京畿学术具有影响范围大、与时代变化关系密切、学术性格保守等显著特征。清初大儒孙奇逢曾经说：“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这句话一是说学术的兴衰关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二是学术的发展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关系，后一个时代的变革能力完全取决于前人所播下的种子。清代北京学术发展明显地受到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社会生态的制约和影响，是每个历史阶段文化精神的一面镜子，更决定了当时乃至后续社会发展的应对能力。

再次，京畿学术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其独特面貌。突出的一点，就是京师学术平台为游学士人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条件。“古者学莫不有师”, “师友者，学术所从出”。如方苞，早年随宛平人高裔来到京师，从学数年。高裔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方苞很多照顾，而且在学业上有很多指导，对方苞的学术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交游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世人所知，扩大名声，这一点对于那些没有功名的士人尤其重要，所谓：“末学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砺，终不能有所成就。”康熙元年（1662），阎若璩“始游京师，合肥龚尚书鼎孳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戴震游历北京之前“困于逆旅”，不为人所知，到北京以后，“获交于钱少詹大昕，称为天下奇才”。后来，“高邮王文肃公安国请君至家塾，课其子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兰泉先生、大兴朱笥河先生，皆与之定交，从此海内知东原氏矣”。

京师作为辐辏之地，为不少学者扩大学术影响创造了条件。正如钱泳所言：“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相反，如果作者交游不广，或者传承无序，其学术研究成果或者思想，就会长期湮没，无人问津，甚至最后失传。

学术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因学术交游而不断传承、丰富与发展。如孙承泽作《五经翼》，朱彝尊作《经义考》，翁方纲又作《经义考补正》；孙承泽增订《北溪字义》，黄叔璥在此基础上作《广字义》；王士禛对黄叔琳、翁方纲等人的影响，翁方纲的肌理说、金石学以及汉宋兼采的主张对当时学风转移乃至后世学风的影响；黄叔璥作《国朝御史题名录》，后苏树蕃续补，瑞霖再补。诸如此类的学术传承和积累都与学术交游密不可分。

京师丰富的学术资源，也是推动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顾炎武为获取有关《春秋》研究的几本著作，通过曹溶的介绍认识了孙承泽，成为孙氏的座上客，并于康熙六年（1667）入都之际，从孙承泽处借阅《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自称为“江左遗民”的谈迁，为修改、补充《国榷》，于顺治十年（1653）借为朱之锡作幕友的机会，用两年时间到北京搜集史料并访问前明遗老遗少。在北京，他首先认识了藏书家曹溶，后来又经曹溶介绍结识了吴伟业，谈迁不仅从他们那里看到了万历实录、邸报等重要史料，而且也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了解到明末许多重要史事。此外，他还到处寻访明朝降官、贵族子弟、太监、官僚士绅等，以核对史书。朱之锡在为谈迁《北游录》所写的序中记述了谈迁到处踏勘、搜集材料的情形，他说：“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每登涉蹑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可以说，谈迁在朱之锡幕中的北游经历对于其《国榷》的最后完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京师频密的学术活动，也是京畿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清一代，北京的官办书局很多，并都能提供丰富的书籍文献，使进入各类史馆、纂修馆的学者能够目睹个人无法见到的文献档案，从而促进了学术发展。清初《明史》纂修馆就是清初南北学者交游的重要机缘。而且这一纂修工程持续近一个世纪，对学术大发展有相当的影响。《明史》开馆之初，首先是征集史料，尤其是崇祯一朝的史料，众多曾经在崇祯朝做过官的人纷纷著书，或者将自家所藏文献档案呈送《明史》馆，以备纂修所用。清代京籍学者也受此影响，如孙承泽著《山书》，王世德著《崇祯遗录》等书，张烈著《王学质疑》、《史法质疑》等书。张烈、王源、刘献廷等人还都曾参与《明史》纂修。又如《全唐文》纂修馆，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他利用当时查阅图书资料的优越条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河南志》、《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此外，他还撰有《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书。

清代京畿“区域”学术的形成和发展既得益于以上有利的条件，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同样也受其制约和束缚，存在“大树底下无茂草，大块之间无美苗”的不利影响。京畿的这种学术环境，曾经让很多有追求的士人又爱又恨。清初的杨宾就发出过“少小畏京师，人情苦莫测”的感慨。戴名世一面批评京师达官贵人招摇声名、助长虚文应酬的浮躁风气，另一面却也不能超然物外，声称：“余卖文燕市，曾不值一钱，主人与之一锾两锾，计日佣赁而已，非以文章故而雔其值也。至于朋友宾客之来乞者，亦多有，亦非以文章可爱重故也。余非智不知此而自取贱役，盖家无担石之储，而居家则尤为乡人之所贱恶。”道光年间的沈垚同样如此，他治学强调经世，主张“欲为有用之学，于都中居为最宜”，对于游学京师非常向往。可等到他游历京师以后，却发现“都下惟利为最重，挟高赀入京师，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巨公亦鳞集云附。无此妙券，而但挟学以求，殆矣。‘读书’二字，今殆将绝矣”。尽管现实很残酷，打击不小，自己也很失望，但他依旧盘桓于京师，“久留不去”，根本原因还在于“寓食”京师不仅免于“饿死”，而且“古籍缤纷，足资搜讨”。

最后，从“区域”丰富“整体”学术史的需要来看，梳理清代北京学术发展也很有必要。自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人开创并奠定清代学术史后，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往往围绕一些约定俗成的著名学者序列展开，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惠栋、钱大昕、戴震，再到阮元、俞樾、孙诒让等人，几乎成了著名学人的谱系图。这固然能很好地体现著名学人对当时学界以及整个清代学术的重要影响，但是往往忽视了对那些所谓“不重要”的学术人物的考察。过于关注少数学界精英的学术思想，却忽视了这些精英背后广泛的学术基础，即过于注重大传统，而忽视了小传统。

“区域”学术史绝不是“整体”学术史的地方化表现或缩略本，而是反映学术发展复杂性的必由之路。从“区域”学术史丰富“整体”学术史的途径来看，它有助于展现学术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助于揭示学术发展的鲜活面目，可避免整体研究所导致的单一模式和僵化面目。清代学术无论哪个阶段都非固化的铁板一块，它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征。而学术史的区域性视角，更关注学术在一定时空内生存与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即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生态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另外，这一视角有助于关注“非主流”的学术人物。区域性的学术人物往往不是长期以来已形成共识的“著名学者”，而大多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普通士人，有些甚至根本算不上“学者”，但这些普通士人往往是当时学术常态和社会主流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展现历史的常态，而不是一叶障目式的以偏赅全。学术史的研究同样如此，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惠栋、戴震一系的大学者，固然能够代表不同历史时期清学发展的高峰，但却远远不足以呈现清学的丰富和精彩。如同地图上长江、黄河的线条能够让人对这两条河流的走势一目了然，但却不能呈现三江源头的涓涓细流一路向东奔向大海的生动场面。同样，顾、黄、王等人固然是清初学者群中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最吸引人的几位，但他们并不是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全部。如果用他们代表清初学术的整体面貌，必定会掩盖更多的真实。因此，我们需要挖掘更多“被代表”甚至被忽视的学者的思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