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大力进行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消除民族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制定新时期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以保证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民族工作，他常深入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地方调查研究，指导解决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定今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了“民族工作，经济是关键”、“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等重要论点。198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时指出：“搞好民族工作，关键还是经济问题。经济搞不上去，文化、教育等等无从谈起。经济是基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从1980年3月起，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系列讨论各民族地区工作的会议，并通过了指导性的文件。

1980年3月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并于4月7日转发了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各民族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总结过去的经验，提出了西藏工作的八项方针。

1981年2月中旬召开了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并于同年转发了《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纪要重申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民族政策；指出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是：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1986年2月7日，胡耀邦在云南省罗平县板桥区长底乡参加当地苗、布依、彝、汉族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并高兴地和各族群众一起跳起欢乐的民族大团结舞

1981年7月6日，讨论了新疆工作问题，并转发了会议纪要，指出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要求全党加强对民族工作的认识，明确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进一步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

1981年7月16日，讨论了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转发了纪要，提出内蒙古建设的战略规划，强调要继续加强民族团结，要求确立汉族干部离不开少数民族干部，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干部也离不开汉族干部的观点。

1984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并于4月1日印发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会议从西藏的特点出发，确定了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系列更加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

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宗教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各宗教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宗教界上层人士受到打击、迫害，寺、观、教堂几乎被关闭、占用，宗教职业人员被迫还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成了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中央领导下，各地政府部门和统战部门做了大量工作，逐步恢复各宗教团体、落实宗教界人士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复查纠正右派问题和历史积案，退还被占用的寺观教堂，恢复宗教活动场所，使宗教教职人员重新回到宗教场所，主持宗教活动，管理教务，广大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得到保证。

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宗教工作，对落实宗教政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他主持下，中央起草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于1982年3月31日印发了这个文件。中央在通知中指出，这个文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阐明了宗教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完成80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共同奋斗。

1982年4月2日至8日，第九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主要是讨论如何学习、贯彻《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把宗教工作纳入正常的轨道。在当前的宗教工作中，第一要克服“左”的倾向，第二要防止右的倾向。所有干部都要好好学习这个文件，受一次唯物论思想方法的教育，要从思想上弄清楚什么是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什么是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落实政策问题上，耀邦同志不仅亲自抓方针政策的制定，还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扎扎实实抓好落实工作。他曾借用唐代文学家韩愈写的《祭鳄鱼文》的话尖锐地指出，一年不落实，三年；三年不落实，五年；五年不落实，七年。同志们，今年再搞一年，是六年，明年再搞一年，就是七年了。七年还不落实，谓之冥顽和抗命，实际上是个在政治上与中央是不是保持一致的问题。

到198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已完成93%；落实为错划右派分子改正的政策已完成99%以上；落实侨务政策已完成95%；落实台胞台属政策已达94%；宗教徒几千万人，已经修复和开放了4万多个寺庙、宫观、清真寺和教堂。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前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统一战线落实政策工作的完成，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原工商业者、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界人士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时，增强了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