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义、由来、起草、讨论和通过的情况，我在20年前已经谈过一次。那是1981年7月，历史决议刚刚通过，我们到山东青岛休息，住在八大关的一座小楼里。应青岛市委之邀，我在青岛市的领导干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学习历史决议的报告。记录稿经我改定，市委给印发了，其后不久辽宁的《社会科学动态》杂志转载了。1999年，我将其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一书。今天，我主要依据当年的这份材料，依据当年邓力群同志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历史决议的《介绍和答问》，加上近年出版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提供的丰富材料，以及自己现在的一些回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1981年前，党中央为什么要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需要。拨乱是指什么呢？主要的就是指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且它的发生还有更远的由来，所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澄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这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单单批判“四人帮”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因为每当这种批判要深入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一些问题：这些事是不是“纯系”“四人帮”干的？是不是毛泽东同志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同意过的？或者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嘛！深入批判“四人帮”就要触及这些问题。当时有一种方针，就是“两个凡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方针，所有触及的这些问题都不能动，都不能批评，都不能改正，那么，从根本上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就不可能进行，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因此，敢不敢于正视共和国的缔造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中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晚年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敢不敢于追溯“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敢不敢正视和批评这些错误，这是对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一大考验。

这需要大智大仁大勇，历史决议的作出，表明我们党具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

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党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方面的考验，这就是善不善于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这些错误？能不能够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些错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整个革命活动中的位置？敢不敢于在揭露错误以后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

这些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需要党表现出大智大仁大勇。

单有一个方面的勇气，那叫片面之勇、表面之勇，不叫大智大仁大勇，两个方面的政治智慧、政治良心和政治勇气的结合，才叫大智大仁大勇。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使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一届四中全会（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党中央一步比一步深入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很多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对建国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样一些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作出了公开的、郑重的、系统的和明确的结论。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实际上是四次中央全会的政治和理论成果，才产生了历史决议，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当时发表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曾说，这次全会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现在过了多年，这个“将”字可以去掉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