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政策”任重道远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2009年1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提出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调整方案：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第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实施；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以上多孩生育的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赞成者、反对者均有之。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不是政府改变人口政策放出的一个信号。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只是我作为学者个人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实际上是希望履行1980年中央座谈会提出的政策承诺，因为当初主要出发点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上领导同志在审阅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时，提出让我以个人名义写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我的基本的观点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要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地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为什么不能搞两代人、三代人？如果实行两代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是不能开此先例的。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段时间，具体说是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

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9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信》，都阐明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而是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公开信》向社会公开宣布：“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人口变化的特点是缓慢、累进，但是它的势能很强。我主张瞻前顾后，统揽全局，科学把握。如果不未雨绸缪，适当调整政策，对当代人来讲可能影响不是很大；对后代人来讲，影响就大了，恐怕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纠正起来也会很难。

（刘一丁 汪文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