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的主要经验和值得称道的事

第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件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77年，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访问日本。

1977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封闭、半封闭的，对外界的情况并不很清楚，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文字资料，都是间接的、抽象的。世界钢铁工业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并不是很清楚。1977年邓小平提出，要大家都出去看看。邓小平自己也去看了。走出国门，去看看世界的变化，促进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发展。叶志强率团访日，应该讲对宝钢、对中国钢铁工业都具有真正的、率先的、示范的作用。

1977年夏天，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认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丧失了很多时间，搞得经济下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急起直追，加快发展。各部委都提出了要加快发展的思路、规划目标。但这终究是纸上谈兵的事。究竟怎样加快发展？这要做些考察，做些调查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9月，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了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了几十天，带回来很多资料，包括电影、幻灯片。电影和幻灯片给中央领导同志放了。我后来借到上海，请市委的同志也看了，看看人家的钢铁工业，再看看我们的钢铁工业，就觉得差距太大了。叶志强还写了个很好的报告，做了深度分析和对比，指出中国同日本的差距，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报告讲，1960年中国生产钢1866万吨，同年日本生产钢2200万吨，两国的差距也就300万吨多一点，并不是很大，但后来日本的钢产量上去了。到1973年，日本年产钢1.19亿吨，中国只有2522万吨，跟日本原来是百分之十几的差距，一下拉大到4倍半！为什么短短的十几年，差距拉得这么大？叶志强他们分析对比以后，介绍了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经验，即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进口矿石，设备大型化、自动化，重视人才等等。不是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吗？这就是他山之石。

面临这样的情况，中国当然着急，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要加快发展。

叶志强的考察报告，他们的分析，他们提出的建议，不只对宝钢，对中国的钢铁工业，对其他行业都有影响。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同志都看过这个报告，觉得讲得确有道理，可以激励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我认为，这是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没有这个考察，没有这个报告，打动不了中央的领导同志，也不可能下决心引进日本先进技术建设宝钢。后来即使有重大争论，需要调整建设步骤，中央领导同志的决心也没改变。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是叶志强的考察报告。

第二，解放思想，突破“左”的观念和政策束缚。

“左”的思想长期禁锢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表现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就是崇洋媚外；什么都自己搞才是自力更生。宝钢敢于引进，善于引进，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日本没有德国有，我就引进德国的；日本新日铁没有，其他公司有，就指名要其他公司的技术，像高炉的无料钟、干熄焦等，要不是思想解放，就不敢采取这样的态度。

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自力更生和学习引进国外技术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央的决心是支持引进。宝钢就敢于对世界的技术，不限于新日铁，也不限于日本，包括德国，把最先进的都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合成创新。这个组合，各种先进技术的合成，也是一种创新，还搞得很好，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再搞二期、三期。

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很平常，但在30年前，要突破“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却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把宝钢的发展建立在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起点上，这个起点和中等的起点或者低档的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高起点，宝钢的发展就更高一点，如大量采用电子计算机，资源的循环使用、环境的严格治理等。宝钢用水的循环使用率是97%，高炉煤气用来发电，就是资源的循环综合使用，这是我们现在强调的科学发展观。30年前能这样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中国石化公司做总经理时，上海的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是全国人大常委。她到我家里来看我。两人聊起来，聊到宝钢，她对宝钢有意见，担心上海又要增加“黄龙”。过去，钢厂都没有除尘装置，排烟气的时候连灰尘都排出来了，那都是些矿粉的东西，红颜色、黄颜色都有，形成了红色和黄色的烟柱，被称为“黄龙”。我对她说：“袁大姐，你说的这些担心都是对的，但你没见到过，我到日本去过，看到像宝钢这样的厂，根本没有这样的排放，它排出来的都是水蒸气，烟也是白的。”我说：“邓小平也去看过，宝钢就是同它们一样。实际上，我们建的宝钢比日本的还要好。”我说：“袁大姐，你关心这个事，宝钢很感谢你，但你身份不一样，你老讲这个事情，宝钢觉得压力太大，我把你的关心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好好干，你以后就少讲或者不讲吧，免得给他们增加压力。”她说：“好，我听你的，我不再讲了。”后来，我听宝钢的同志告诉我，宝钢投产后她去看过，她惊叹道：“哎呀，太漂亮了，花园工厂。”

存在决定意识。人民的观念都是跟着实践来的，没有实践，很多观念都是虚的、不真实的。过去，她就知道“黄龙”污染环境，因为她没有看到宝钢的东西。我觉得，宝钢还是争气的，这样想，也这样做，做出来的结果也是很好的。

第三，领导决心不动摇，主要是邓小平的决心。

在吵得最凶、要宝钢停建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到上海找常委谈话。他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没有小平同志强有力的支持，宝钢面临的困难、经受的折腾、责难会大得多，二期建设也会推迟。

领导的英明，很多事情是要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看它的后果怎么样。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过我，我讲第一代领导人的钢铁情结。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们有亲身感受，觉得中国要改变命运，要富国强兵，就得有坚船利炮，就得有钢铁。第一代领导人的这种钢铁情结，是同国家、民族命运连在一起的，是高瞻远瞩，看到钢铁对国家的重要性。我1977年年底到新日铁，稻山嘉宽请我吃饭，吃饭以前我俩闲聊，他就跟我讲钢铁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极为重要。我就跟他说：“我们毛主席讲过，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他连说：“讲得好，讲得好。”

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强调不争论，对宝钢也是这个态度，不争论，你干了就好好干，他跟我们上海市委讲“我们不后悔”，这都是很鲜明的。所以，最高决策者对问题的认识和决心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欣慰的是，宝钢指挥部的同志都很争气。如果我们这边动摇了，看到一点儿风就害怕，就躺倒或者不干，那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我们对小平同志的决心还是能够理解，能够很好执行的。当时，国家叫我们停，我来一个不盖仓库盖厂房，就位保管。一旦同意了，一通电就可以了，这就体现了上下一心。

第四，宝钢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模式。宝钢发展的具体模式就是：利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消化、创新，大批量、高质量地生产大型化、自动化装备；重视人才；厂址放在能够停大船的沿海，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口矿石，出口产品；重视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环境。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模式。

今天看不是问题，当时都是问题。叶剑英副主席就当面问过我：“要打起仗来，马六甲海峡一封锁，你怎么办？”我说：“那当然没办法。国内也有些矿石，但国内的矿石品位比较低，质量比较差，还不一定适合宝钢的需要。天无绝人之路，到那时候要不停产就得另想办法。”

现在看来，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企业，都是有生命力、有竞争力的。不这样搞，早晚要被淘汰，汽车、家电业同样如此。技术很先进，成本不断降低，新产品不断开发，就有竞争力。

这么多年，我对宝钢一直是很满意的。1978年中国引进的22个大项目，我管过9个。这9个大项目里面，我直接参加建设、跟我联系也最密切的就是宝钢了。我一生最好的工作岁月有相当一部分是献给宝钢了，我为宝钢欢欣过，但让我这一辈子承受压力最大的事也是宝钢。

现在，钢铁市场的变化很大，市场变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工作越来越突出。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短缺经济的影响，我们比较重视“做大”，也重视“做强”，但比较之下，对“做大”的注意力更多一点。宝钢在未来的岁月里，“做强”可能尤其重要。宝钢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因为宝钢有技术优势，有人才优势，要想办法在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多产精品上保持宝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