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人为折腾

1980年3月，万里离开安徽后，在省委个别领导人的挑动下，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又出现了一次不该发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由于这次争论是从上面挑起来的，因而迎合了下边某些干部的“左”倾思想，对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多方加以压制，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顶牛的严重情况。对包产到户不认识、不理解的言论主要有：

“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

“包产到户是生产关系的倒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支持包产到户就是迁就农民落后意识。”

“包产到户是一些文人舞文弄墨、强词夺理吹起来的，他们冒充革命，冒充马列主义，欺骗了不懂理论的农民。他们是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是被列宁批倒了的第二共产国际提出的‘工团福利主义’。”

“我们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在我们党内，对某些问题出现分歧和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是，有些人在错误思想支配下，对工作实行错误指导，提出“要坚决刹车”，“对越轨的，必要时要采取行政手段”，要以“破坏三个秩序论处”。这种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和农民意愿的错误做法，不仅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而且对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干部，气焰嚣张；有些原来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干部，产生了更大的疑虑和动摇。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严重对立，许多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包括一些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有的要调离，有的被批判，有的被停职，有的被拘留。群众不满地说：“中央三句话（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省里在打岔，县里在打坝，公社干部害怕，大队干部挨骂，群众急得发炸。”

这种人为的折腾，庐江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这个县的县委主要领导人在四级干部会上宣称，“庐江县要搞包产到户，除非我县委书记不干，或者把我撤掉”。“谁搞包产到户，就以破坏生产论处，逮捕他。”“有人捣蛋搞单干，今后县党代表大会不选他。”并且自封庐江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县”，要用马列主义与推行包产到户的所谓“修正主义县”开展比赛，要在大灾之年见高低。在他的影响下，全县强迫命令事件到处发生。对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一些公社、大队干部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搞包产到户，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搞，我们这里不能搞。”南闸公社姚湾大队批斗了社员王同明；杨柳公社逮捕了杭头大队社员张开香、张世彩、黄安珍，关在县公安局长达15天之久。这个县迎松公社申山大队十二担生产队农民朱正启，于1979年秋天，到肥西县走亲戚回家后，约了5户农民把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夏季和早稻获得空前大丰收。朱正启在“大呼隆”时期，最好年景全家只能分得2900斤粮食，搞了大半年的包产到户，麦子收了400斤，早稻收了3200斤。这样的大好事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反而在庐江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县委主要领导人认为，朱正启的行动“越了轨”，迎松公社人均一亩耕地，亩产千斤，不能搞单干（指包产到户），任其发展，就要乱全县的套，后患无穷。于是，一方面抽调7名干部组成专案调查组，到十二担生产队搜集整理朱正启搞“单干”的罪证材料，准备逮捕（后因公安局长认为罪证不足才未能办成）；另一方面发动（实际上强迫）全大队群众对朱正启开展多次批判斗争，还指派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一名大队党支委，坐镇十二担生产队，不准朱正启等5户到承包田干活，一直折腾了两个多月，致使这5户农民的晚稻生产遭受严重损失。对于县委的错误领导，群众软拖硬抗，在秋收大忙季节，不少地方出现了罢种罢收，使已经成熟的水稻不能及时收割，成片发芽霉烂，造成全年粮食减产3亿多斤，不仅征购任务完不成，不少农民吃返销粮，有的农民外出逃荒，有的地方还发生浮肿病。到了这样困难的地步，县委领导仍然在会议室里为推行何种责任制争论不休。这样的县委在群众心目中，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群众干脆撇开县委，自发地在全县搞开了包产到户。不少地方提出“不管你金钟和银钟（指县委领导人），团结起来向前冲”。对于这样的县委领导人，不但没有被追究领导责任，反而提升为行署副专员。这种是非不分、不讲原则的做法，群众反感地说：“我讨我的饭，你提你的干，你提干不影响我讨饭，我讨饭也不影响你提干。”

1980年，安徽全年粮食减产31亿斤，主要是在包产到户动荡不定的几个地区。相反，在包产到户比较稳定的地方，几乎处处增产。如被人称为“修正主义”的肥西县，与庐江县边连边、地连地，在同等自然条件、同等灾害的条件下，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产2000多万斤。长丰县99.5%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这一年全县水灾之严重仅次于1954年，受涝农田50多万亩，有12万亩绝收。但广大农民奋起抗灾，大灾之年空前增产，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长41.2%。桐城县石南公社三岔路生产队，是当时全县唯一搞了包产到户的队，这一年全县普遍减产，而这个队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在连绵阴雨的恶劣气候下，社员们千方百计抢时收割，想方设法把稻子弄干，粮食增产30%。而与三岔路生产队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水系、田地土质相同的邻队坚持“大呼隆”，粮食减产40%。

邓小平高度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许多干部迅速觉醒，纷纷深入基层，积极带领群众研究措施，推行多数群众同意的生产责任制，使安徽农村改革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天长县是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这个县地处高邮湖畔，自然条件较好，科学种田水平较高，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农民生活比较富裕。在1980年1月省委农业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曾向万里请示：根据天长县的生产情况，县委决定不搞包产到户。万里点头表示同意。但县委没有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他们看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普遍，为了尊重群众意见，县委先后3次组织100多名科局长以上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他们清楚地看到，包产到户早搞早增产，迟搞迟增产，不搞不增产。于是，县委下了决心，领导群众普遍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78700万斤，比1980年增长34.8%，一年增长的速度，等于1957年至1976年20年增产的总和，提前4年实现了原定1985年粮食总产量7亿斤的规划。皮棉总产77726担，比1980年增长1.49倍。油料总产3969多万担，比1980年增长1.56倍。这一年，全县入库粮食3.1亿斤，是统购任务的3.44倍；入库油脂941万多斤，是统购任务的7.49倍；入库皮棉72271担，商品率达92.9%。全县人均分配收入220.4元，比上年增加122.54元，增长1.25倍，加上家庭副业收入，全县人均收入达到307.4元。县委总结了包产到户的巨大变化，归结为“十个没有想到”：

一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劳动生产率这样高。

二是没有想到生产能够这样大幅增长。

三是没有想到农民富得这样快。

四是没有想到比较富裕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后，生产比过去发展得更快，富得更快。

五是没有想到农村的“科学热”这么高。

六是没有想到农业机械化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地，发展得更快，经济效益更高。

七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这样高。

八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互助协作精神这样好。

九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的精神这样好。

十是没有想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样快地显著改善。

芜湖地区宣城县是个有名的“鱼米之乡”，后来变成了有名的后进县。1979年12月前后，有些地方推行了包产到户。群众要搞，基层干部不同意搞，县委也不同意搞，并且派人前去纠正，开了党员会和干部会，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同意纠正，但派去的人一走又恢复了。在早稻征购入库时，这些地方进度最快。县委书记朱景本亲自前去察看，他看到庄稼生长的情况和社员的干劲，当即宣布同意他们搞包产到户。他经过细致了解，进一步看到包产到组克服了“大呼隆”，激发了积极性，比原来的定额记工大大前进了一步。但通过一段实践后，群众的积极性仍不能持久，因为作业组由“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是按劳分配不能体现，二是经营管理水平跟不上，三是队长难当，非生产性开支增大。经过比较，他认为最放心、最实在、最能调动积极性的还是包产到户。县委常委经过充分讨论，统一了认识，首先带头闯入“危险区”，组织大队书记到包产到户搞得好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让实践回答问题，并且在公社书记会议上明确表态，只要把住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条原则，实现群众要求而又能增产的就是好办法，就可以实行。如有问题，要追查责任，由县委负责，首先由一把手负责。这样一表态，社、队书记胆子壮了，群众更加安心了，于是在全县迅速推行了包产到户办法，由隐蔽到公开，逐步发展起来。对于这样一位群众拥护的县委书记，省委个别领导人不感兴趣，提出要调动他的工作，遭到普遍的反对。

经过一年的实践，原来积极领导群众推行联产责任制的干部，纷纷畅谈感想，畅谈体会，思想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原固镇县委书记陈复东说：“一年来，我们联系生产实际开展了三次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们体会到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目前，农业生产同其他领域一样还存在一些禁区，需要大胆实践，勇于冲破。同时，在新形势面前，我们又遇到许多新问题，要探索、要解决。思想不解放，在禁区面前就会束手无策，在新问题面前就会无所作为。解放思想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中，觉得当时思想解放了，过一段时间思想又守旧了，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解放了，在另一个问题上思想又跟不上了，这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认真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

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刘耀华说：“我们能够经受压力和考验，坚持实践不动摇，最根本的原因是紧紧和群众站在一起，是广大群众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30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的发展才有希望。我们在深入农村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对联系产量责任制说长道短的多半是一些干部，什么‘划小了’、‘倒退了’、‘不好开会了’等，农民却始终满腔热情，信心百倍。他们说，‘张浩来信’一出来，我们立即到农民中征求意见，我们问农民怕不怕，他们立即问我们怕不怕。他们说：‘干部怕错，社员怕饿。只要能多打粮食，我们不管他张浩、李浩！’有些社员担心县委顶不住，鼓励我们说：‘只要县委不变，俺们累死也情愿。’农民没有‘铁饭碗’，他们的衣食温饱直接和农业生产好坏联系在一起，他们比任何人更关心农业的发展。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尊重农民的选择和创造，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各种责难都要由农民的实践作回答，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联系产量责任制不动摇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