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主要表现为美国成为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心，西欧、日本、石油输出国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则相继呈现出相应的顺差和资本净流出。21世纪以来，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议，已有文献中，对失衡的原因众说纷纭，对失衡的影响及可持续性也尚存争议。这些议题的核心都离不开失衡的利益与风险分担，但相关研究比较散见，基于此，本书将从利益分配视角探讨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及其可持续性，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本书首先从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入手，在分析当前失衡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将美国外部失衡模式作为研究对象，即美国为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的中心极，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顺差国为失衡的另一极。针对现有文献的分歧与不足，本书作者提出了利益分配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沿着失衡的原因—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分配格局—失衡趋势为主线，构建了全书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根据对失衡的可持续性所存在的争议，可以将已有的文献区分为共赢观和利益偏向论两大方面。共赢观将外部失衡视为经济全球化中相互依存的正常现象，是由各国内部经济发展程度及其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失衡双方获得了各自所需。这类观点的持有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是一种“均衡”的现象，它们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通过市场的方式得到解决。利益偏向论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在给某一方带来更多利益的同时，将会给另一方带来更大的损失和风险，这类学者往往是基于不同国家的利益视角而做出的判断。相当部分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东亚顺差国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获益者，而美国制造业生产与就业则受到严重打击。他们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东亚等贸易顺差国应该为失衡的调整担当更多的责任。这类观点多建立在传统重商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忽视了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利益分配中的关键作用，不免有失偏颇。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美国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获益者，它应该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担当主要的责任。本书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利益分配因经济领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实体经济领域，失衡双方是利益共存与风险分担关系；但在虚拟经济领域，美国是利益垄断者，而相应的贸易顺差国则是输家。

第三章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特点与原因。首先从历史逻辑出发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特点，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国成为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心是失衡的特点之一，失衡的周期性和持续性乃特点之二。然后，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三大主要因素：美元本位制、全球化国际分工，以及国内经济结构与政策。为了巩固美元的国际货币中心地位，实现美元的利益扩张，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来推动美元的使用范围。美元本位制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则是失衡的直接原因。美国具有“生产和经营”美元的金融比较优势，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则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具备了制造业比较优势。此外，双方的经济结构与政策导向也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内推力量，美国通过周期性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了进口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亚洲地区则通过汇率和出口优惠政策促进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形成了对美国需求的长期依赖。

第四、五、六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利益分配。第四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假定失衡双方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经济增长模式和失衡目标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2×2×2异质均衡模型，顺差国生产和出口商品，逆差国“生产和经营”金融资产。失衡双方存在以下利益分配机制：（1）实体经济领域的共赢机制，失衡双方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但获益机制存在差异。从微观和产业层面上看，顺差国存在生产扩张利益机制，逆差国存在国际消费风险分担机制。从宏观层面上看，全球经济失衡存在着国际贸易开放和金融一体化的经济增长促进机制，顺差国主要得益于对外贸易，逆差国主要得益于进口贸易和金融一体化。（2）虚拟经济领域的零和博弈机制。市场势力决定了国际金融的利益分配，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处于世界银行和世界投资银行的双重地位。美国获得了美元霸权和金融资本垄断利益，外围国家则遭受了相应损失。

在利益分配机制的理论基础上，第五章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分析。与失衡模式相对应，失衡双方获得了各自的利益，但所分担的风险并非对称，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处于利益中心地位。在实体经济领域，失衡双方处于互利共赢格局。通过贸易逆差，美国从国际市场获得了消费风险分担利益，改善了国内消费者福利，并实现了进口需求驱动型经济增长。相应的顺差国获得了贸易竞争力提升和就业增长的好处，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实体经济领域的利益分配格局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有力支持。但在虚拟经济领域则是一种利益偏向格局，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虚拟经济扩张利益并转移了大部分风险。与之失衡的东亚国家则形成了对美元储备的惯性依赖，意味着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大量的财富流失。

第六章是前一部分内容的深化，本章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全球经济失衡的金融利益偏向格局。作者在分析估值效应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方法，选取失衡中心美国与贸易顺差国日本和中国为分析对象，利用估值效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金融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全球经济失衡期间，美国的净国外资产变动存在着相当大的正估值，与之相应的最大贸易顺差国日本和中国的净国外资产变动中则存在巨大的负估值，意味着与外部失衡相应的国际资本流动净收益为美国提供了稳定的融资来源，相当于美国从顺差国获得了财富转移。

在前述利益分配的基础上，第七章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模式进行了趋势性分析。尽管外部失衡呈现出周期性的调整，但这些调整过程也是围绕着美国的经济和利益中心而展开的。对于美国而言，它并不需要刻意对其逆差大小进行调整，而主要通过金融渠道的资本流动收益为其贸易逆差提供融资；美国的贸易逆差对象从德国、日本到东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未来也可能是其他经济体，其外部失衡的调整是贸易失衡对象的转换，而不是贸易余额的逆转。对于顺差方，外部失衡的调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贸易地位将逐步被弱化和替代。因此，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模式将继续存在，除非美元崩溃和美国经济霸主地位丧失。

总之，全球经济失衡虽然存在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但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失衡双方而言，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获益：美国获得了来自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领域的双重利益，但贸易顺差国的利益则主要来自于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益分配为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提供了契机，也推动了世界经济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模式是建立在利益与风险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分工格局基础之上，失衡的调整压力更多施加于贸易顺差国而不是逆差中心美国。美国的外部失衡模式将继续存在，只是存在失衡程度的差异和失衡对象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