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经济失衡共赢观

全球经济失衡共赢论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均衡现象，由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失衡各方根据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定位和贡献获得所需，这类观点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的互利理论基础之上，包括国际商品贸易与资本流动互利。

一、国际贸易互利

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国际贸易互利理论的最初来源，他认为绝对成本差异是国家之间分工的基础，并通过相互贸易增进了双方的福利。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于1817年提出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互利理论，认为具有相对比较成本优势的国家之间发生贸易也会使双方共同获益。此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Oline）在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深化了比较优势理论，将生产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最终来源进行考察，认为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中受益于此。以上贸易利益理论建立在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与贸易的基础之上，往往是针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而进行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国际分工也进一步得到细化。克鲁格曼（P.Kugman）、Jones和Kerzkowski分别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提出了基于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的国际贸易互利理论。全球贸易失衡互利观正是建立在上述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互利理论基础之上的，这类观点将全球经济失衡视为经济体相互依存的均衡现象。

均衡论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源于参与国家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的差异，双方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在失衡过程中共同受益，获得了各自所需。根据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方程Y=C+I+G+EXIM，顺差国得益于出口EX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逆差国的经济增长则建立在国内进口消费需求C的持续扩张基础之上。因此，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以及石油出口国则获得了与出口相应的诸多好处；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逆差国通过进口质优价廉的商品而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福利，也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McKinnon and Schnabl, 2004; Enrique Alberola, 2008）。例如，Garber（2005）、Greenspan（2004）和Cooper（2006）等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是一种由需求决定的自然现象，因为美国经济的灵活性具有使生产率长期提高和投资收益长期增加的能力，只要美国能进行有效投资，全球失衡使贸易和赤字双方共同受益，且失衡现象可能持续多年。

Dooley, Folkerts-Landau和Garber（DFG, 2004, 2008, 2009）根据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提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Ⅱ”（BWⅡ）范式，认为美国与东亚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失衡是一种隐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安排对失衡双方都是有利的，可能持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亚洲顺差国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实现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高度成功。首先，这一地区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并通过大量出口促进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快速发展。其次，正是美国向这一地区出口市场的开放使亚洲地区大量的贸易顺差成为可能，并由此实现了生产能力过剩而内需不足的外需型经济增长。再次，由于劳动力资源充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为亚洲地区提供了大量低成本就业岗位，提升了该地区的就业水平。

此外，国内学者陈宝森（2007）、雷达和赵勇（2009）、徐建炜和姚洋（2010）也支持全球贸易失衡互利论，并主要针对中美之间失衡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述。他们认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具备了强大的金融优势并使制造业向外转移成为可能，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成为加工制造业的主要承接地，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中美两国分别占领全球制造业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是全球化国际分工互利的表现。中国主要从贸易部门和实体经济领域获得了比较优势利益，而美国的利益则更多来自非贸易部门和金融领域，虽然两国在失衡的共生模式中获得利益的途径不同，但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得了各自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福利提高。如果通过传统的方式对生产和贸易结构进行调整，不仅效果有限，而且不符合当前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比较优势，反而使双方福利水平下降。

上述国际贸易失衡互利思想主要建立在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与贸易互利理论基础之上，它意味着全球贸易失衡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劳动力成本、石油资源等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贸易顺差国获利的主要来源，美国等贸易逆差国的主要好处则来自于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及经济增长，资本、技术创新等比较优势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获益的重要来源，主要体现在与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的生产与贸易领域中，此部分内容将在直接投资互利部分进行概括。

二、资本流动互利

与巨额贸易盈余相应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长。国际资本流动互利论的研究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商直接投资互利，另一类是国际资本逆流互利，前者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分工全球化为基础，后者以金融比较优势为基础。

（一）外商直接投资互利

麦克·杜格尔（1960）和肯普（1966）与琼斯（1967）基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建立和完善了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模型。在完全竞争的假定条件下，利率的差异将引起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具有丰裕资本的低收益国家的资本将流向资本相对不足的高收益国家，使资本的边际报酬率趋近相等，由此提高了双方的全要素生产率，使资本流入和流出方同时受益。

与此同时，针对发达国家企业大量在海外进行投资的研究，产生了针对投资母国企业的跨国公司投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利用技术、资本、所有权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发达国家企业获得了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S.H.Hymer, 1960; P.J.Buckley and M.Casson, 1976；邓宁，1976）。后续的研究表明，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具有垄断优势所带来的收益，还获得了大量转移定价的好处。建立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础上的直接投资理论虽然是基于微观层面的分析，但这些企业相当部分的利润将流回母国，因此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于母国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对发展中国家引进和利用外资对国内的好处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包括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理论（R.Nurkse, 1953），经济发展初期的起飞理论（Rostow, 1958），储蓄短缺理论（Rosenstein-Rodan, 1961）、外汇稀缺理论（McKinnon and Balassa, 1964），以及著名的“双缺口理论”（Chenery and Strout, 1966）。他们的共识是：通过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家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缺陷，从而获得增加投资、扩张生产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好处。

此后，采取各国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弥补内资的不足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举措。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也逐渐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重视，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资本流动可以使投资风险分散化，促进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并增进生产的专业化程度（M.Obstfeld, 1994），因此，FDI流入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联系。Borensztein、Gregorio and Lee（1998）等研究者则从实证上检验了上述结论。结合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实践，国内出现了针对这方面研究的大量文献，并得出了FDI具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孙海顺，1997；罗云毅，1999；马明等，2001；萧政和沈艳，2002；窦祥胜，2002）。此外，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得到了推进，一些研究支持东道国明显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Nadiri, 1991; Kokko, 1994; Romer, 1990; U.Walz, 1997; UNCTAD, 2001）。

在上述国际直接投资互利理论的基础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国际生产网络中，失衡双方通过不同渠道获得了相应的好处。一方面，贸易顺差国通过吸引外资弥补了国内资本不足，促进了生产和就业，并通过出口扩张推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贸易顺差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这些生产性投资不仅获得了利用东道国资源、当地市场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等方面的好处，并在主导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得了相应的垄断优势。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双向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日渐成为新型的国际分工模式（Jones and Kerzkowski, 1990），企业的利益分配是在产品价值链中得到实现的，美国仍处于研发、设计、品牌等产品生产与贸易的高附加值环节，并获得了相应的好处，跨国公司在海外所获得的利润最终将流回并有益于美国（卢锋，2004）。

上述研究基本建立在传统的国际要素流动理论的基础之上，且局限于欠发达国家资本短缺的初期发展阶段。这类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也主要局限在与商品生产和贸易相联系的实体经济领域，但对于解释全球经济失衡下的国际资本逆流现象则无能为力。本书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及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领域的利益分配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博弈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分工和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获益于与生产和贸易相关的实体经济领域，但在不包括FDI的证券投资流动方面，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更多的风险，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逆流过程中。

（二）国际资本逆流互利

与全球贸易失衡相应的资本逆流互利是建立在美国的金融比较优势与新兴市场出口国家金融比较劣势及制度缺陷的基础之上。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理论（Dooley et al., 2003, 2004, 2008, 2009），全球失衡是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依存的体现。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与东亚之间存在资本流动互利的隐性合约，双方都获得了各自所需。作为国际储备发行国和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和完善使美国具有金融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和较高的资本收益，美国注定就得遭受结构性经常账户赤字和国际资本流入（Clarida, 2005）。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呈现出明显的逐利性流动，其重要原因在于国内金融资产的匮乏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为了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通过人为的汇率低估而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并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融资提供了充足的来源，由此形成了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的国际资本逆流现象（Caballero, 2006; Ju and Wei，2006）。因此，由新兴市场贸易顺差国向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对美国来说，如果没有东亚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对美国国债的持有，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波动幅度将更大，其贸易逆差也将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长期失衡也将难以维持。对于东亚顺差国家而言，大量贸易顺差所累积的外汇储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增强了规避金融风险的能力；二是从对外投资中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益。前者的代表性人物包括Bernanke（2005）等，他们指出，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转变为顺差国，对该地区金融与经济稳定带来了明显好处，表现为对外债务的降低、本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抵御金融危机风险能力的增强。后者则强调投资资本的可获得性收益或新兴市场资产回报的限制与不足。Michael P.Dooley（2003）和Enrique Alberola（2008）指出，由于多数贸易顺差国的货币不具有国际借贷的功能，它们只有将贸易余额转化为外汇储备，以主权财富基金形式购买美元资产，以此实现对外资产保值和增值的目的。Cooper（2006）、Caballero, Fahri和Gourinchas（2008, 2009, 2010）等研究者认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善，不能为国内投资者提供可选择的金融工具，使得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不稳定甚至面临资产被剥夺的风险，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成为吸引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剩余储蓄的重要渠道。结果是，新兴市场国家贸易顺差的积累导致了它们持有的美元资产与国外财富的增加。事实上，美元资产的确比欧元和日元资产的收益更高，比新兴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更低（Cooper, 2006; Caballero, 2010）; Forbes（2010）总结道，更为有效、多样化和更具流动性的美国金融市场优势是外国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美国的重要因素。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积累致使这些经济体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本地资产回报率低（Mendoza, Quadrini and Ríos-Rull, 2009; Carroll and Jeanne, 2009）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是引起新兴市场国家储蓄外流并成为债权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只要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发展态势不发生显著的变化，它们所积累的储备资产就会持续流向美国的金融市场，国际资本逆流的格局和趋势也不会得到逆转。

DFG（2003, 2004）坚定不移地相信，国际资本逆流的互利格局是可持续的。他们认为，只要东亚国家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就会持续运转下去。在他们看来，以美国为国际货币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会继续维持，因为还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正在排队等待着替代现今东亚贸易顺差国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世界贸易规模有所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顺差仍在持续，这些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不减反增，它们的资本继续流向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元不仅没有出现危机，反而出现了大幅升值，以致DFG（2009）很自豪地宣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继续得到巩固，全球经济失衡也将会持续存在。国内学者李新功（2008）也认可布雷顿森林体系Ⅱ下的美国中心——新兴市场外围失衡格局的合理性，认为全球经济失衡虽然存在风险，但对失衡双方而言，资本流动是一种“互补”的利多现象。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赶超发展过程中，对外汇储备的偏好和顺差追求可能会伴随其中，美国也不会对失衡中的既得利益进行主动调整。虽然美元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但还不足以被其他货币所替代，如果舍弃美元，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将难以维持稳定。正如Hunt（2008）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史就是全球储蓄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地区而导致大量经常账户失衡的过程。即使“失衡”这一词本身意味着非理想的程度，但不存在反对管理赤字或盈余的理论或历史案例。因此，无为而治是最好的选择，全球失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不需要人为调整。

总体上，国际资本逆流互利强调美国金融中心和金融比较优势的重要性。这类观点的持有者认为，美国金融体系的高效率是国际资本逆流的关键因素，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积累是构成资本逆流的重要来源。

以上全球经济失衡共赢的文献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论述：一是基于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共赢，顺差国遵循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而逆差中心国美国则建立在负债型内需增长模式基础上；二是基于国际分工下的比较优势互利，凭借长期形成的金融服务比较优势，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主要获得了金融方面的利益，而新兴市场国家则凭借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主要通过贸易部门等实体经济领域获利。所以全球经济失衡是市场选择的互利结果，东亚储蓄过剩和美国的贸易逆差给双方都带来了利益，并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实现了共同繁荣，双方在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上形成了互补关系。

当然，以上全球经济失衡共赢论隐含着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失衡双方是风险共担关系。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对失衡双方来讲可能是一种基于直接投资生产与贸易领域互利的实体经济“双赢”格局，但并不意味着在虚拟经济领域的利益与风险是对称的。本书认为，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中，美国仍然居于国际分工下的货币与金融中心主导地位，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格局下，美国的美元中心地位相对稳固，相应的利益不易受到影响，但对于外围国家而言，可能面临比好处更多的风险，就像拉丁美洲这类经济体一样，一些国家可能还来不及“毕业”就丧失了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因此，在与国家资本逆流相联系的虚拟经济领域，存在着偏重于美国的金融利益格局，顺差国则面临着相应的资本流动损失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