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社会思想研究》概要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1.研究的目的
《先秦社会思想研究》首先是一部思想史著作,是一部从社会学的视域研究先秦社会思想的断代史专著。社会学是专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学科,对于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社会思想则是社会上各阶层人们对于社会起源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社会问题与解决方案、社会生活与社会理想等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国际社会史学界对于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极为重视,有很多版本的思想史著作,但是国内这方面的著作却非常缺乏。就先秦社会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从社会学角度、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思想的全面的系统的断代专著尚未有过。本成果就是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研究先秦社会思想(这与以往的历史、哲学视角的研究是不同的),试图系统地、全面地梳理先秦的有关社会思想,提炼中国社会思想的特色,为中国社会思想通史的研究打好基础。
2.研究的意义
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的一门重要课程,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工程。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未曾间断,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思想。中国社会思想既早熟,又成熟,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统一、稳定、和谐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先秦又是这个丰富的宝库的源头,是原创性最强、社会思想资源最丰富的时代。以孙本文、费孝通为代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想在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性。孙本文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的三大要务,其中第一要务就是:“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其中两条具体的任务就是:“(一)关于社会学说者。凡古人对于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的各种思想,均应加以搜集与整理,依历代顺序,编成有系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二)关于社会理想者。古今贤哲发表有关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的各种理想与计划,亦应加以搜集与整理,编成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在《孔林片思》中指出,21世纪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新的战国世纪,这个世纪需要新的孔子,历代中国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思想,对解决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纷争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发掘。国际上有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解决国际社会的一些问题都抱有很高的期望。世界都在期待中国哲人的智慧能对解决今天世界上的问题发挥作用,开创“天下大同”的局面。2003年,费孝通先生又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指出“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前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也强调,中国最能拿到世界上与世界对话的有两个领域,一个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个是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一部全面系统的先秦社会思想断代研究的专著,至少有这样四方面的意义:
第一,响应社会学前辈们提出的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系统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倡议和期望,对中国社会思想的源头和第一个思想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做出系统梳理和研究;
第二,回应国际社会思想史学界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期盼,研究孔子、老子等先秦著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使中国的社会思想研究与悠久的历史文明、所拥有的丰富的社会思想财富相适应;
第三,为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中国社会思想打好基础,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打好基础,廓清中国社会思想起源与发展的前期阶段的情况,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服务;
第四,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我们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好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国际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我们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要促进世界和平,都要借鉴古人的智慧,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和方法。
3.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从以往关于社会思想的研究来看,学术成果多是从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史的理论视域出发的,真正从社会学的视域出发、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而这正是社会学界所极力强调的。本成果力图用社会学的方法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用香港中文大学张德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思想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是最恰当和最重要的。
在方法上,本成果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采用了系统比较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手段,是对多种学科方法的具体应用。其中历史学方法用于勾画社会历史背景,考古学方法主要用于对原始社会和夏商时期的社会性质的判断和思想材料的分析,文献学方法用于梳理研究资料,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指导具体研究。在学术语言方面,采用了以社会学术语与中国传统学术语言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在行文叙述方面,采用了以年代、人物的先后顺序与学派的学术特点相结合,纵向叙述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灵活的方式,其中注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统率,条理清晰,论述流畅。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所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涉及一般社会学上社会的构成和组织的起源、人性论与人的社会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社会理想与社会构建、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等范畴。
本成果的绪论部分,主要系统梳理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尤其是先秦社会思想的相关研究,区分了两类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一类是把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思想史来研究,如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即属于此;一类是社会学家们所写的社会思想史,专注于有关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内容。许多社会学学者非常强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运用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社会思想的社会价值,才是最专业的最重要的,这种说法以张德胜先生为代表。作者认为,从不同的学科立场研究这些思想资料是必要的,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是极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本成果即是对社会思想的社会学研究。
具体内容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社会思想的发生时期,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商朝末期。
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夏朝以前的古史传说和社会生活、原始宗教文化遗存所体现的社会思想,英雄人物与社会进步思想,婚姻家庭观念和基本伦理。
社会思想是和社会并生的,所以非常久远。史前的社会思想我们需要通过考古资料和古史传说来提炼,在《尚书》、《国语》、《山海经》等资料中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为我们勾勒出原始社会思想的大致轮廓。这个时期实际上远比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中所反映的文明更发达,社会已经具备了王权、私有制、社会家庭伦理观念,初步的社会规范已经建立,这其中蕴含着原始的社会思想,从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中能得到佐证。
第二部分是社会思想的发展时期,从西周到春秋末期。
孔子授徒讲学在思想界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百家争鸣的开端,用来作为这一时期后面的分界。
西周虽然在过去与夏商并称三代,但是至少在社会思想方面与夏商有很大差别。西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制定的治国方针和礼乐制度,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形成了比较全面的社会思想体系,清晰而周备,所以西周社会思想非常丰富且有创造性,被王处辉先生称为“早熟”。周公旦的“天人关系”思想、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和社会控制思想,是此后数千年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滥觞。其礼乐制度也直接针对社会秩序与和谐两大目标,形成了周密的社会规范、伦理制度。而《诗经》中《风》的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关于明君良臣角色的概念、女性角色思想和民间的社会呼声,体现了民众的社会思想。春秋时代,管仲的社会思想极富创新性。他提倡四民分居的社会化政策,寓兵于民的社会组织政策,倡导富国富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一面继承了传统的西周重礼思想,一面大力进行法制改革,三代以来的礼治社会思想第一次出现转向。《左传》和《国语》中的社会思想,反映了春秋以来的社会变化,礼俗社会逐渐崩坏,王纲解纽,以往的礼治社会控制手段不再有效,而需要代之以强有力的明确的社会刚性政令。作为法家先驱人物之一的郑子产就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在《左传》和《国语》中,天人关系、人神关系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说明,人民的重要性超过了神。除此之外,这两本书中还记载了先秦贤哲们关于国家组织的起源和发展的思想、养老及社会福利政策和思想。
在许多先秦典籍中,《周易》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周易》在社会的发展变迁方面、人际关系方面、家庭角色伦理方面、社会秩序的原理和协调方面、贫富损益调整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思想。
第三部分是先秦社会思想的繁荣时期,从孔子兴办教育到秦统一六国。
这一阶段是先秦社会思想的璀璨辉煌时期,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无疑是先秦社会思想研究的重点。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不同派别和阶层的学者就如何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安定社会、规复秩序、长治久安等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树的构建,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社会思想体系。
儒、法两家是社会思想最丰富、最重要,也明确体现对立互补的两大学派。孔子非常关注社会秩序,他提出规复社会秩序的基本方法:复礼与正名。他提倡礼治、德治与人治,提倡人的自身修养,致力于培养具有外礼内仁、内圣外王的统治集团和君子阶层来倡率社会风气,用正名和复礼来恢复西周初年那种和谐清正的王道社会,他要求统治者身为表率、力行德治,取信于民,教化百姓;要求有文化的君子严于律己,培养仁义礼智信的君子品格,为民表率。他构建系统的角色规范体系,并且身体力行。在如何处世,如何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论述。孔子认为维持社会安定的关键是统治者的公正和民众的安分守礼,社会控制的要点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社会理想是大同社会。
孟子和荀子分别在孔子最重视的仁与礼两点上拓展发挥。孟子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仁”,他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认为人性本善,要注意时刻保养自己的善性,在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多求诸己,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及于天下。他认为只有自己立身正、修养好,才可以兼善天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正是他的逻辑。他闭口不谈刑罚,反对强制性社会控制。他提倡行仁政,减轻民众负担,主张民有恒产,家家有耕地,并提出了基本的生活指标,要求为百姓提供一个基本的稳定的生活条件。与孔子认为远古最美好不同,孟子赞成社会分工,主张循环变迁,社会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荀子则以“人性恶”作为他的理论支点。认为人性本恶,所谓的“善”其实是“伪”,是后天在社会中通过学习养成的。人性恶是说人的生物性,善是人的社会性。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们能“群”。由于人性恶,妨碍人们的团结、社会的凝聚,所以需要礼法来制约。但是礼比较温和,对付有些不守礼的人,只能用刑罚来管束,所以既要隆礼,又要重法。这就是荀子的社会控制理论。荀子是第一个提出社会学概念“群”的思想家,认为“明分使群”是社会凝聚力强大的原因。荀子的社会化理论非常完善,认为人的后天行为与环境影响和自身的努力关系巨大,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主张人们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形成良性的社会流动。与孔子不同,荀子赞成社会进步论,主张法后王。
礼治社会环境是酝酿儒家的土壤,法家学派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春秋以来,礼崩乐坏,法家就应运而生。管仲和郑子产是法家先驱。管仲变法称霸,开风气之先;郑子产铸刑书,被称为最早的公布成文法,其实是由传统的礼治方式转向法理(相对而言)管理模式。
法家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三晋法家。齐法家的特点是:既重视礼的社会控制作用,又重视政法的规范惩罚作用。社会控制的特点是:道之以礼,齐之以政。齐法家注重社会整合,亲宗族,兴灭继绝,四民分居,进行职业社会化教育;善于选拔人才,促进社会流动;重视生产,富国强兵;有比较全面的社会福利政策如“九惠之教”等。
三晋法家中有申不害、慎到、商鞅和韩非。三晋法家的特点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商鞅的思想尚严厉,认为必须由国家垄断财富和地位,把获得富贵的途径缩小到农战上来,这就是利出一孔。在法的执行方面,必须统一标准,不分贵贱;在社会教化方面,也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令之外,不允许有其他学说。限制一切士人到秦国来,不让人起见异思迁之心。这就是“壹赏、壹刑、壹教”。商鞅推行郡县制,基层用什伍连坐,严刑峻法,以刑去刑。韩非要求明法令、严刑罚,与商鞅一样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刑。韩非也主张排斥儒、墨,统一思想,认为礼治和自律是靠不住的,只有严刑才能去奸。韩非认为,人际关系都是功利性的相互算计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妻之间莫不如此,此说颇似霍曼斯的社会交换论。商鞅认为刑赏不能并重,应该刑九而赏一;韩非却认为刑赏都很重要。在社会变迁的认识方面,韩非和商鞅是相似的,都认为社会是不断演进的,法令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韩非说,不是礼治不起作用,而是时势变了,变化的原因一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二是人口增加了,这个理论又和马斯洛的理论异曲同工。
道家的社会思想影响也很大,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和杨朱等。老子提出无为而治,认为应该减少人们的物欲和智慧,减少人们的联系,返璞归真,小国寡民。统治者们要减少赋税,不给民众增加负担,不对社会的发展作人为干预。庄子在此基础上更加激进,他批判和主张废除一切社会文明,认为道德、仁义、礼法、政刑都违反人的本性,成了人性的枷锁。如果说老子还是无为而治,庄子就主张放弃“治”,“无为而治”成了不得已的选择。道家的人际关系理论是:谦退示弱,知雄守雌,淡泊名利,不争不执。道家的社会理想与三晋法家近似,韩非和慎到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经》中“小国寡民”所描述的理想状态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有“法出乎道”的说法。贵生重己的主要宣扬者是杨朱,杨朱在战国前期与墨翟齐名,他的一个有名的理论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代表了他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他的说法是:社会无权要求一个人交出哪怕属于自己的最小的东西,人人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不要借公众的名义来牺牲个人的利益。在道家阵营中,还有一派是黄老学派。这一派的理论主要是“无为而治”。但是它与老子的“无为而治”不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是与简明的刑罚措施相辅相成的,其刑罚是为了保证“无为”的实施。这派理论认为,人们的作为要与自然的发展相适应,不要想人为地提前改变和干预自然界及社会,在事情没发生之前,就不要去改变什么。“过在自用,罪在变化”,人为地提前或缩短社会进程都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上述儒、道、法三家,既特色鲜明,又非常互补,缺一不可。但是法家太紧,会使社会发生崩溃;道家太松,会使社会走向涣散;儒家尤其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理论兼顾礼法,缓急得宜。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战乱时法家思想就占上风,太平时儒家思想就成为主流,而休养生息时道家思想就会被采用。在之后几千年里这三家理论被交替使用,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骨干成分。
墨家思想是先秦社会思想的另一大派。墨家在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认为人们应该换位思考,爱别人,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这与道家的贵生重己思想形成了鲜明对照,也和儒家的讲排场、重形式的风格截然不同。墨家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森严的等级壁垒,强调奉献精神,能吃饱穿暖就行,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坚决反对损人利己的战争行动。在社会控制方面,墨家主张自我约束,自我约束的力量来自“天志”、“明鬼”,即主张上天是有赏善罚恶能力的人格神,人在做,天在看,善恶终有报。这近似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社会组织和国家起源方面,墨家主张尚同,即下级服从上级,统一思想到朝廷到天子。但是天子也不是最高一级,还要“法天”,因为天是最无私、最公正的。在社会流动理论方面,墨家最激进最鲜明,主张以德能选拔官员,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有德行,就可以担当相应级别的官员,这又与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相似。
在以往的社会思想研究中,阴阳家的理论是少被提及的,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有其独特价值。阴阳家理论的依据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由来已久,阴阳家把它系统化了。阴阳家认为,人类社会是天地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遵守自然法则,才能够持久。一个朝代的兴衰更替,都与自然界五行要素的相生相克密切相关,这就是“五德终始”学说。而怎样算是与天合一,阴阳家们设计了一年的生产和生活安排,每一个月做什么活动,施什么政令、穿什么颜色衣服、吃什么食物,都是严格有序的。这样实际上就创建了一个人们的社会活动模型,掌握了一年四季十二月的生产生活规律。阴阳家的社会理论,对于限制至高无上的君主皇权有着重要意义,在民间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吕氏春秋》中的月令内容是阴阳家理论的代表。邹衍出于儒家,阴阳家理论与儒家理论有着密切联系,故在后来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构建中,阴阳家理论能够很容易地融入儒术旗下,并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最富特色的社会学说之一。
名家学派关系比较复杂,许多人物如孔子、荀子都与名家有关,孔子主张正名,说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荀子》中甚至有《正名》专篇。本成果中的名家以邓析、惠施和尹文的思想为论述材料。
邓析主张无厚、重民、循名责实、从社会中寻求犯罪原因。所谓“无厚”,是说世上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即使君臣父子之间也是这样,如果君主有私心、有偏向,就会被这种情感所累,失去公正。所谓“重民”,是说民众是统治者的基础,必须善待民众,否则统治是不稳固的。从社会中探究犯罪原因,是邓析的发明。他指出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是犯罪的真正原因。惠施的社会思想主要有三点:去尊、反战和利民。这三者是指统治者为了减少人民的生命损失,可以抛弃尊位,可以避免战争,要以民为本,为民谋福利。
《尹文子》中,阐述了名的分类、社会功能。名具有“定分止争”、消除社会纠纷的重要功能。春秋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范,原有的西周以来的等级制度、礼乐制度——也就是原来的“名分”已经与“形”——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原有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有效地规范经济基础,保证社会有序健康地运行,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建立一套适合社会发展现状的新的“名分”体系。需要从法律、礼乐制度、道德观念方面进行重新界定和全面调整,达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新的平衡。“名分”也就是秩序,“正名”就是恢复秩序,制定新的秩序。在社会控制方面,尹文主张,用无为而治的道是最高明的,但是很少有人能运用自如,可行的是用法来管理。尹文对社会运行状态提出了衡量标准,其中社会运行状态良好的有昌国、强国、治国;状态不好的有衰国、乱国、亡国。但判断良性运行状态与恶性运行状态,最重要的是纪纲法制是否有效地发挥作用,社会是否井然有序。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方面,尹文有着精彩论述:天下的事情很多很复杂,一个人不可能全通。一个人如果兼任的角色过多,在工作中就会遇到角色不清和角色紧张的问题,必然误事。最好是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各级官吏,各司其职。尹文还提到了如何处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关系的问题。认为贫富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对整体性社会问题的反映。只有整体性地进行社会优化,才能彻底解决贫富关系问题。
本成果的最后主要是对问题的概括和申论。
一是系统概括了先秦社会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梳理了学派、学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是综述了一些重要问题上诸家的异同,并作了进一步归纳提炼。这些问题包括儒家的理论地位、家庭问题、天人合一思想、人性论、人的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理想等。如在社会控制的问题中指出:三晋法家主张对社会实行硬性控制;儒家倾向于软性控制;老庄道家倾向于少控制甚至不控制;黄老道家主要主张宏观控制;以荀子为代表的综合性理论主张礼法并重,软硬兼施。三晋法家的社会控制理论,在秦朝获得了实施;黄老道家的社会控制思想,在西汉前期获得了实践;儒家的社会控制思想,在武帝时期及其以后获得了社会统治地位。如果说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对现实社会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一些具体策略的无为,对社会实际控制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庄子的消极的无为,则是对社会文明的彻底否定。他反对社会控制,既反对儒家提倡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控制思想,更反对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主张废除一切社会文明成果,退回到自然混沌的状态中去,达到人在自然社会状态下的绝对自由。
除对以上内容的叙述和列举的学术观点及结论之外,本成果还提出了一些重要论断:
儒家是三代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传统派,继承了三代主流社会思想,构建了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尤其在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方面,以人性论为理论依据发展了完整的社会控制模式和丰富的内容,礼乐制度的社会功能在于秩序与和谐等。儒家的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既要社会和谐,又要个人修养,二者是相关联的。儒家在社会角色理论方面做出了系统的严整的阐述,这些理论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演变具有深刻的影响。在人的社会化方面,儒家理论也是先秦诸学派中论述最深刻的。
孔子不是开历史倒车,也不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要恢复的礼治是要回到西周初年那个礼俗淳和、政简刑清、生机勃勃、统治者励精图治、民众安居乐业的社会。
郑子产铸刑书并非首次公布成文法,夏代就有而且公布过成文法。铸刑书的实质也不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法律取代奴隶制法律,而是柔性的礼治社会向刚性的政令管理模式的演进,是社会管理思想的更替。
以往文献对法家的论述相对含混,本成果在法家学派中作了三种区分:齐法家、三晋法家和黄老刑名学派。齐法家是非常重要的一翼,礼法并重、注重经济富民是齐法家的理论特点,是与三晋法家的重要区别所在。本成果详细区分了齐法家、三晋法家和黄老刑名学派的理论特点。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成果的创新之处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用社会学理论方法去系统梳理、解释先秦古人的思想资料;第二,首次对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到秦统一之前的社会思想作断代研究,以一部全面的、系统的先秦社会思想史专著弥补学术界先秦社会思想研究的不足;第三,拓展了研究范围,如名家的社会思想、黄老学派的社会思想、阴阳家的社会思想等,都是以往社会学的社会思想研究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同时本成果不仅包括了文献资料,也包括了一些考古资料;不仅包括精英思想家的观点,也包括政治家和民间的呼声。
我国古代在社会运行和社会控制方面是很成功的,多数时间都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维持了大一统的国家,其中社会思想的凝聚力和统治力功不可没,现在也需要从先秦轴心时代去寻求智慧。儒家的义利关系理论、人的角色规范理论、社会养老福利思想、礼乐秩序与和谐理论;齐法家的礼法并重、衣食足则知荣辱理论;道家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自然和谐相处理论;阴阳家的遵守自然规律等理论,都有着超时代的意义,对于我们构建和平的和谐社会乃至国际秩序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古代的这些思想能够让我们反思现实、创造和谐。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在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对内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