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概要

张宏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我国自世纪之交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益活跃，2003—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连续九年实现高速增长，中国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角色日益重要，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不过，与持续增长的数据相伴而生的是关于我国跨国企业成败的纷繁复杂的案例和褒贬不一的争议，人们对我国企业开展的跨国并购能否跳出所谓的“七七定律”困局以及并购后是否真正开展了海外业务持怀疑态度。历史地看，对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的分析不能脱离对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和环境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劳动力和政策优惠优势的发展中大国，我国成为外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热土；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提升对核心技术需求的增加，外国跨国公司却似乎更愿意把我国产业和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遭遇技术瓶颈；此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取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就成为我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可行选择。

从理论上看，全球价值链理论有助于理解我国企业深入全球垂直分工体系的地位和收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有助于理解我国企业升级国际经营模式的条件和动机。然而，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企业或产业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获取，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未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理论综述和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本成果融合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框架，着重解答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问题：理论上，如果我国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那么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否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低端环节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途径，其微观机理又是什么？实践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的技术获取动机是否明显，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如何？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否有效地获取了技术逆向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国内的技术进步？除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之外，本成果还旨在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相关结论的政策含义，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成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通过描述和统计的方法概括了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现实基础，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模拟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获取和价值链升级的条件，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价值链升级的微观机理，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影响因素、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代表性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对相关结论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具体分析。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正确判断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认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前提。当前国际分工已经发展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企业内部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价值链活动在地理上的分割成为可能，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一般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依靠技术优势予以控制。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然而正是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反映我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同时，在新时期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浪潮中，制造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最多的行业，也是我国海外分支机构分布最多的行业。因此，澄清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地位是理解新时期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借鉴垂直专业化指标、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指标、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出口复杂度指标、出口相似度指数、产品复杂指数、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标、贸易结构分析方法等指标和方法，利用出口的垂直专业化份额、出口贸易附加值比重、技术高度指数等指标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分工程度、分工利得和分工动态利益进行衡量，发现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和增长率差别明显。以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中的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等为例，它们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行业，但其出口附加值比例却相对较低、技术高度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越深、其分工利得反而越低的担忧。面对我国比较优势产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困局，要寻求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突破，需要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市场换技术”战略受阻的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获取国外技术成为我国政府积极引导和企业努力尝试的一个方向。

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蕴含着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遇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综合我国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初始启动期（1984年之前）、低速增长期（1985—1991年）、受限波动期（1992—2003年），随着“走出去”战略及其配套措施的落实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转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于2004年以后出现了持续增长。研究发现，尽管政策调整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的影响很大，但推动其发展的基本动因还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要素的培育、政策措施的激励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内外条件。剔除对外直接投资中转地和避税地以后，初步数据描述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的演变轨迹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路径不尽相同；考虑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布和规模特征，也无法完全用“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进行解读；初步测算我国与主要目标经济体的相互投资指数也很难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地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之间显著相关的证据。通过对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概况、行业内投资指数、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考察，没有发现行业内相互投资的显著证据，但初步发现了对外寻求稀缺要素的动机。新时期我国少数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国际排名上升，在国有企业主导的格局中少数民营企业崭露头角；但与国际跨国公司巨头相比，在跨国程度、优势产业方面依然差距明显。因此，对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需要理性认识，其对发达国家或技术先进国家的投资及寻求稀缺要素的动机蕴含着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遇，同时我国跨国公司实力较低等现实也隐藏着我国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后起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行业、主体的复杂性需要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和实证上的进一步检验。

作为一个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大国，理论上我国不仅可以开展成本节约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可以开展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和特征，结合全球价值链和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将全球价值链环节纳入修正后的对外直接投资知识—资本（KK）模型，构造了国内企业型（d型）、价值链低端环节水平型（h1型）、价值链高端环节水平型（h2型）、价值链低端环节垂直型（v1型）、价值链高端环节垂直型（v2型）、综合型（o型）等六种企业类型，在一个2×2×2的简单框架内将差异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一种总部活动、一种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活动和一种价值链高端环节生产活动，建立了一个探讨垄断竞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劳动力丰富大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价值链高端环节所需要的要素禀赋、贸易成本、企业固定成本和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等国家和行业层面的特征条件。利用通用数学建模模型（GAMS）进行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给定其他条件，中等贸易成本可能更有利于具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丰富大国出现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因为低贸易成本使出口型的国内企业更有优势，高（最终品或中间品）贸易成本可能降低本国基于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规模的优势；即使在高贸易成本条件下，如果总部固定成本相对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的比率处于中等水平，也可能为劳动力丰富大国技术获取型跨国企业的出现创造条件；总部固定成本反映规模经济优势，又往往与技术相关，因此高总部固定成本可能使劳动力丰富国家的技术获取型跨国企业与技术丰富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处于劣势，而低总部固定成本又使得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相对较高，可能与国内企业相比处于劣势；在高贸易成本、高总部固定成本条件下，如果对国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直接投资成本足够低，同时对国外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直接投资成本较高，劳动力丰富大国也可能出现显著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总之，一般均衡分析和模拟结果表明，我国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国家和行业层面是可行的，但并非无条件的，可能需要国内R&D活动的配合、需要价值链的有效分割、需要统筹考虑贸易成本和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等条件，一些前期R&D投入大的行业还可能需要政府的扶持。

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接近国外技术要素并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但能否实现母国技术进步，则与技术能否通过逆向溢出效应扩散到投资国或改变母国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构成等微观机理有关。通过到发达国家新建研发机构等方式，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逆向溢出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海外设立的R&D机构进入所在产业高端技术聚集地，通过模仿示范效应、前后关联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等途径从东道国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第二阶段是海外R&D机构通过企业内部的各种渠道，将先进技术、信息和R&D成果转移到母公司，并由母公司对技术进行应用。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不仅能够获得目标企业的R&D技术资源、内部生产组织能力、原料采购能力、品牌以及渠道资源，而且跨国并购的技术协同效应可以给并购企业带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速度经济和空间经济等四种互补的经济利益。对于向发展中国家不以技术获取为主要目的的直接投资来说，产品产量的提高、市场的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公司研发费用的分摊也可能带来跨国公司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母国的技术升级。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各有利弊，全球价值链的类型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所能实现升级的方向，也影响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升级所需技术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实现价值攀升，同样也会受到价值链的“动力机制”的影响。一般而言，新建研发机构和跨国并购模式都可能适用于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但跨国并购更有利于获取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品牌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要素。对于兼具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特征的混合动力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并购也是较常采用的手段。综合来看，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逆向溢出微观机理的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获取逆向溢出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一个步骤，只是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战略的一个环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进步和逆向溢出在微观层面也是有条件的，结合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选择恰当的进入模式实现技术向母国的传导和应用与进入价值链高端环节接近技术同等重要。

在理论上分析探讨了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可能性和微观机理，实践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确实出现了显著的技术获取动机和活动。采用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所公布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国别数据，建立分量回归模型检验了东道国资源禀赋、知识资本禀赋、与我国距离、汇率变动、市场规模、地理特征、与我国文化联系、外资政策、与我国双边贸易等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较高分位和较低分位显著；总体上东道国知识资本禀赋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显著正相关，在我国资本流入较少的国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比较明显的知识资本或技术寻求倾向；不过，这种技术寻求动机还未形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流，与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相比还不占主导地位。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一般也有优劣势各不相同的新建与并购、独资与合资之分。当前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主要发生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选取电子信息和汽车行业具有海外研发经历的数十家企业的微观数据分别建立线性概率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技术获取型企业的进入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新建经验和独资经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建模式和独资模式具有显著影响，不过估计系数都比较小；另外，企业的技术吸收水平、公司规模、文化距离因素和东道国政策管制的影响均不显著。实证检验的结论意味着，宏观上政府应加强对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激励，微观上企业应结合自身条件和东道国情况采用合适的模式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根据理论预测，作为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手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应有足够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然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文献，在数据与变量选取、模型构造与检验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应地得出的结论也差别较大。综合考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相关变量和数据的处理、技术进步的测算、实证模型的构造和检验等问题，利用永续盘存法构造了以2003年不变价格表示的我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新数据集以排除价格指数问题，重新利用初始资本和资本折旧核算方法形成了我国地区层面比较完整的资本存量数据集，分别以全要素生产率和专利活动为因变量、采用索罗余值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进步效应。利用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相关性检验表明，我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自主研发存量、技术引进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相关关系，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印证了这一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自主研发存量等其他技术进步渠道代理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基于索罗余值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基于DEA方法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的回归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基于BC模型进行的一步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我国各地区专利活动总量及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分项活动的申请和授权量进行的面板回归分析同样发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够促进我国国内专利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增强国内的技术创新和产出活动。综合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明显，显著促进了我国国内技术进步。有关实证结果也意味着，作为一种技术进步渠道，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要注意与其他技术进步渠道的协调，并注重与人力资本培育的结合。

代表性行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实践也可以证实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并有助于把握我国政府或企业改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或策略的努力方向。因此，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一般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本成果选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代表性行业，如汽车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进行了个案分析。以金融危机的发生为界，我国汽车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2003—2007年的起步阶段和2008年至今的发展阶段两个时期。我国汽车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既表现出基于本国相对技术优势、利用中间品低贸易壁垒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以获取其市场的动机，也表现出基于本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获取其先进技术、实现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动机。前者集中于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市场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后者则主要定位于发达国家的R&D重镇。不同的投资动机所带来的对我国汽车业价值链提升方式存在差异，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逆向溢出将企业直接拉升至较高的价值链环节，而市场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则是通过将低端环节转移出去间接地提升企业的价值链地位。由于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差异较大，我国汽车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采取新建独资模式。考虑到汽车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及其与其他产业的前后关联，我国汽车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逆向溢出和技术进步，不仅有利于其自身，也有利于相关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升级。然而，由于我国汽车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因此似乎也难逃“七七定律”，出现了不少投资失败的案例。针对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经验教训，企业需要制定系统科学的国际经营策略，如事先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与评估、建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体系以及提高跨国经营管理水平；政府也要采取扶持政策，包括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保险体系等予以支持。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而发展，“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的转变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入持续上升期，随之上升的是国内外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争论和思考，多数研究从现状与前景、产业或区位、影响因素、发展路径与阶段、投资管理体制、贸易与资本形成、技术进步效应、投资动机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局部分析，鲜有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本成果解决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若干理论问题：（1）现有全球价值链和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解释力；（2）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3）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获取和价值链升级的一般原理和机制；（4）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逆向溢出效应的强弱。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文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解释了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本成果在规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分析了像我国这样的劳动力丰富大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实现分工地位升级所需的国家和行业层面的特征条件，从理论上解答了我国同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活动；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内运用两分法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的微观机理；通过多种实证方法发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国内技术进步的显著正向影响，澄清了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的争议。

对外直接投资关乎国际经济关系、国内经济发展，本成果对于理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背景与现实、动机与效果具有推动作用，对于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调整方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本项目研究取得了较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期成果，项目成员在《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管理》、《财政研究》、《中国科技论坛》等核心期刊公开发表了14篇与本项目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中期成果被多次引用，其中《东道国区位因素与中国OFDI关系研究——基于分量回归的经验证据》一文获得山东省第二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FDI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一文获得2009年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对政府和企业具有借鉴意义，除了对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政策启示以外，本研究还选择我国汽车业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相关成果被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构造了“中通非洲市场拓展决策支持系统”，有力地支持了中通客车在非洲的市场开拓和跨国经营业务，产生了良好的企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