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融论纲》概要

陈雨露马勇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而且导致了经济学理论的危机。从理论上看，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由于未能很好地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机制，不仅难以有效解释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更难以有效指导和形成科学的政策实践。与此同时，随着危机后全球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战后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深入研究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不仅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而且有助于中国在21世纪率先制定正确的、有利于确立竞争优势的金融体系发展框架。有鉴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从“大金融”视角全面深入研究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框架。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始终秉承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的系统阐释、提炼和扩展应用，重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注意根据中国国情对经典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拓展和延伸。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外的成果大多集中在短期静态和比较分析，且较为零散，不成体系；而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政策分析层面，基础信息资料和实证分析严重不足。本研究立足于历史与理论的双重视角，将金融发展问题置于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过程中进行动态考察，以求达到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同时又对中国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具体的论证方法来看，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数理建模、实证分析（包括各种面板数据分析、时间序列分析、事件分析等）和典型案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力求使相关问题得到科学、全面、系统的论证。

从逻辑结构上看，本研究采取了结构化、层次化和多重视角的分析结构。在这种结构性安排中，随着研究内容的次第推进，相关议题得到了递进式论证。从研究的宏观结构来看，本成果呈现出两条基本的分析路径：一是“横向”的基于国家维度的跨国比较，二是“纵向”的基于历史维度的时期比较。这两条分析路径根据总体结构“有序”地贯穿始末，而相应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也不失“节奏”地逐渐深入。总体而言，不论从论证方法来看，还是从表现形式来看，本成果的整个论证过程不仅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而且逻辑清楚、内容严谨、结构清晰、论证有力。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1．“大金融”命题的提出与中国的全球金融发展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体系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经常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将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总体来看，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针对上述问题，本成果认为，有必要以一种更加全面、系统和贴近现实的方法论来构建新的金融理论框架。“大金融”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所定义的“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在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下，本成果注重从全球视野去总结和梳理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去看待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本成果构筑的“大金融”概念最终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认识：

第一，“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学理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整合。现实世界的经济和金融现象是微观行为和宏观表现的有机统一。人为割裂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强行在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之间建立对立性的“金融”概念，金融学理论不仅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更难以有效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和指导人们的行为。长期以来，以资产定价、公司理财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理论和以货币经济学、信用周期理论为代表的宏观金融理论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前者始终将视野局限于单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与决策，而后者则试图越过分散市场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直接在总量关系上建立起关联。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启示之一，金融学的宏观分析并没有真正“向下”思考，探索宏观金融变化对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和倾向的影响；微观分析也没有真正“向上”思考，探索由微观市场主体行为“合成谬误”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失衡。方法论上的割裂已经成为金融学理论发展的巨大障碍。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真正从思维的理念和方法上将金融学的内容体系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只有坚持微观基础和宏观视野相统一，并在微观行为和宏观表现之间建立起逻辑可信的联系，金融学的发展才能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理念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最初是为适应实体经济需要而产生的，但随着金融创新的复杂化和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效应逐渐显现，并最终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相对于产业资本而言，金融资本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产业或地域，通常具有更强的同质性、波动性以及更短的资本周期，这些特征不仅塑造了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而且使得金融周期和产业周期经常性地发生背离。在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过程中，金融运行的基础和条件在发生改变，金融体系的价值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膨胀最终被证明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极为有害。这就要求金融发展的功能定位应该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将经济的繁荣建立在真实的财富创造之上。从本质上看，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金融价值基础进行重建的过程，因为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涉及手段与目标的协调、生产功能与分配功能的协调、市场价值与伦理基础的协调等深层次问题。一种健全的金融理念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反思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才会出现。

第三，“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强调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一种理论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该理论是否来自根据它的一般假设条件所做出的符合逻辑的推断，更在于这种理论是否能够更加科学地解释和指导实践。作为一种解释复杂现象的理论，金融学在形成任何一般性规律的同时，都必须对这些规律的适用和约束条件予以明确界定。由于同一规律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任何金融规律在应用于指导国家实践时，都必须首先解决一般规律和国家特质的结合问题，因为后者构成了金融规律适用的约束条件。从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来看，金融体系的形成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国家禀赋”对金融体系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国家禀赋”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资源禀赋，同时也包括与金融体系运行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特质和政治制度框架等。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国金融体系的实际选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长期经济进程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基本发展方向。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特定禀赋的良好结合，是从理论的有效性到实践的有效性的关键连接点。

此外，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趋势下，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国，如何在一种全球思维模式下，兼顾自身的“国家禀赋”，更快地建设出一套适用于全球化进程需要的新型金融管理体系，是中国式全球金融思维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认识，本成果认为，中国的“大金融”发展观应着力构建以下三大基础：一是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二是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增长的核心价值理念；三是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全球经验和自身特有的“国家禀赋”。三大基础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本成果“大金融”概念的理论支柱和核心价值体系。

2．基于“大金融”框架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研究

在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策实践议题，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制定正确的、有利于确立竞争优势的金融体系框架。有鉴于此，本成果基于“大金融”命题的三大基本内涵，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并对现代金融体系下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一研究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从经验事实看，尽管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一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但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前两大因素是金融竞争力的两大核心支柱，而危机控制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一国的金融体系在何种程度上能重返效率性和稳定性。概括而言，效率性决定金融体系的“活力”，稳定性决定金融体系的“弹性”，而危机控制能力则决定金融体系的“张力”，三大因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竞争力的三大基本支柱。

由于金融竞争力的三大决定因素都是围绕“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核心支柱展开，因而构建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就成了保持或提高一国金融竞争力的长期战略选择。本研究以纵向的历史分析为基础，以横向的跨国比较为依托，对影响一国金融体系竞争能力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利于提高金融竞争力的基本框架和中国的实践路径。

从结构上看，本成果共包括七个部分（含导论），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如下：

在导论部分，本成果首先提出了“大金融”命题的三大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大金融”命题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阐述。与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相比，“大金融”命题更加强调系统的思维、整体的视野、发展的观点和动态的实践，并致力于建立逻辑与事实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般分析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宏微观金融理论不再处于人为割裂的状态，金融和实体经济、内部和外部金融发展将得到统一认识，而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结合则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起了逻辑连接。基于上述方法论思想，“大金融”理论框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幅更加完整的关于现代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整体图景，以及用以勾勒这一整体图景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

第一章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在对“大金融”命题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趋势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大金融”命题的现代金融体系总体分析框架。从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不论是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国家金融发展模式的角度，金融体系的发展都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任何偏离这些规律的金融发展模式都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大金融”命题不仅具有坚实的历史和经验基础，而且成为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发展的主导取向。根据“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总体方法论思想，本章最后从金融发展和金融竞争力的角度，提出了基于“大金融”命题的现代金融体系总体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从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三个基本维度对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进行了系统建构。

根据第一章所构建的现代金融体系总体分析框架，第二章开始对金融体系发展的第一大决定因素——效率性——进行分析。金融体系作为现代经济条件下促进资源配置的核心媒介，其效率性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由于金融体系是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最终影响实际产出的，因此，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可以从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进行衡量：一是金融体系本身是否具有效率性，二是金融引导的资源配置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否具有效率性。前者涉及金融体系的传导机制，而后者则涉及金融效率的实现机制。本章首先研究了金融体系效率的微观传导机制，然后从微观传导机制和宏观经济表现之间彼此关联的视角，系统分析了金融体系效率对实体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并对影响一国金融体系效率的相关制度安排进行了论证。本章最后通过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分别对影响一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

第三章对金融体系发展的第二大决定因素——稳定性——进行研究。在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不仅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兴衰变迁中起着直接作用，而且对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稳定的金融体系既是金融功能得以有效释放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反之，不稳定的金融体系不仅会显著削弱一国金融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也将长期的经济增长随时置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而后者常常导致经济增长的中断甚至长期停滞。因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竞争力的两大核心要素。本章首先回顾了历史上主要的金融危机事件，然后对美国、日本、欧洲、拉美和东亚等国家及地区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国别研究。在对主流危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第四节对影响一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相关因素进行了跨国实证研究。本章最后构建了一个用以分析泡沫、实体经济和金融危机之间联系与作用机制的周期性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突破了主流文献在局部均衡分析中的不足，将视角扩展至整个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形成、发展与崩溃的全过程，并为泡沫的识别与危机的防范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第四章对金融体系发展的第三大决定因素——危机控制能力——进行研究。在一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兴衰变迁的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很快抑制住了危机扩散，并在短时间内重返金融稳定和经济高增长的路径；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在危机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最终陷入金融体系失调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双重陷阱。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控制能力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进程中，只有那些能够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并有效应对各种金融不稳定事件的国家，才能长期保持并增强其金融竞争力。本章首先以“次贷危机”为例，对金融危机中美国实行的紧急救助方案进行了分析。第二节对金融危机中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央银行的危机控制能力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对金融危机后的应对措施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评估。本章最后对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与处置措施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建立具有更强适应力的金融稳定框架，以有效应对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突发性冲击。

在对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三大决定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围绕“效率性”与“稳定性”两大核心支柱，对如何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一分析既包括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选择，金融发展、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协调，以及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有效确定等。本章首先对影响一国金融体系现实选择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二节对金融体系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发展中的内生性最优金融体系结构进行了全景刻画。第三节对金融周期、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将金融体系的发展置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内生框架中加以考虑，本节为全面分析金融周期、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三方联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第四节对现代金融体系下的宏观金融政策及其协调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包括货币政策框架和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以及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等方面。本章最后对传统范式下的政府与市场边界理论进行了扩展，并通过纳入“国家禀赋”因素，在一个动态发展和持续变迁的视角下对“大金融”命题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

基于前五章所建立的一般理论基础，第六章旨在对“大金融”命题下的中国金融体系整体发展框架进行研究。本章首先立足于“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总体分析框架，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整体蓝图。在此基础上，第二节至第六节分别从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开放发展、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监测与危机预警等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方面，应根据中国的“国家禀赋”特征，着力构建银行与金融市场动态均衡的金融体系结构，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来看，应根据金融发展立足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围绕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全面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从金融开放发展来看，应通过合理的“开放保护”和适度的国家控制确保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金融稳定，并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全面奠定中国经济崛起的货币金融基础；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应建立完善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体系，并通过各种政策之间的合理协调和有效搭配，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在金融稳定监测和危机预警机制方面，应通过构建中国的“金融失衡指数”，及时发现各种潜在的失衡，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准确的信息基础。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

1．学术创新

一是明确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大金融”概念，为重建金融与实体经济和谐发展的新型理论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对危机和主流经济学缺陷反思的基础上，本成果系统提出了“大金融”概念的三大基本内涵，即：“大金融”命题下的金融学理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整合，“大金融”命题下的金融理念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大金融”命题下的金融发展强调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大金融”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以一种更加全面、系统和贴近现实的方法论来构建新的金融理论框架，并形成对一国金融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政策指南。

二是在“大金融”框架下，从一个更全面和系统的角度研究金融体系的内在发展规律，建立了对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和实体经济之间三方联动关系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下，本研究注重从全球视野总结和梳理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看待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从具体内容来看，本成果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对影响一国金融体系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了若干重要和富有启示意义的基本结论。这些结论不仅从理论上加深了对金融体系运行和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而且对实践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路径选择也具有明确的指导或参考意义。

三是对“大金融”视角下的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进行了研究和论证。传统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围绕货币政策展开，不仅缺乏对整体金融风险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而且对政策规则、政策反应强度和政策之间的协调与搭配问题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成果基于“大金融”理念，从目标、工具和相关制度安排等方面，全面、系统论证了基于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及其实施范围。与此同时，本成果还在一个基于中国经济的DSGE模型框架下，通过动态地植入一个内生性的金融体系，系统考察了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在内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及三者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这一分析为中国“大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是对“大金融”命题下的中国金融体系整体框架进行了全面论证。立足于“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总体框架，本成果提出，中国的全球金融发展观应着力构建三大基础：一是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二是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三是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全球经验和自身特有的“国家禀赋”。基于上述三大基础，本成果从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开放发展、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监测与危机预警等方面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整体蓝图和路径进行了深入论证。这一论证为中国全面构建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2．应用价值

从应用价值来看，一方面，“大金融”概念是在对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基础之上提炼出来的，相关基础命题对整个宏观经济和金融学领域的研究均具有指导和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本研究的核心理论成果建立在对大国金融竞争力的系统研究基础之上，因而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有助于中国将自身的金融发展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加以考量，并根据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趋势和格局科学地制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此外，本成果在总结全球金融体系一般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还重点分析论证了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战略路径，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未来几十年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

3．社会影响

从社会影响来看，2009—2012年，本课题组组织了多次专题研讨会和论证会，发表了大量论文，引起热烈反响。在发表的20余篇论文中，在CSSCI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在18篇以上，2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进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12篇论文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其中4篇文章成为当期杂志的刊首文）。

2009年7月，本课题主要负责人陈雨露教授曾携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参加“2009年全球智库峰会”，相关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专家和领导的高度认可，其演讲主要内容《后危机时期货币金融稳定的新框架》随后以封面人物文章的形式专题刊发于《中国金融》2009年第16期。2012年8月，本成果入选2012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得到翻译和出版资助，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签约出版本成果的英文版。2012年10月，课题组就《大金融论纲（征求意见稿）》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专题报告会，与会20多名专家、学者对课题成果给予了一致好评，作为课题成果摘要的报告内容随后刊发于《环球财经》杂志，包括新浪网、和讯网、凤凰财经网等在内的多家媒体进行了转载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