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发展史》概要
黄开国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目的：学术界还没有《春秋公羊传》学发展史的总体性研究成果，本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春秋公羊传》学发展史，以帮助人们准确认识《春秋公羊传》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理论，从一个侧面了解经学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说明经学的兴起与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意义：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春秋公羊传》学发展史，推进经学专经发展史的研究，并通过揭示《春秋公羊传》学的理论价值与缺失，为当代正确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考据与义理并重，分析与综合相结合；以史为经，以论为纬；采取诠释学、统计学等方法，力求通过知人论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全面准确地说明《春秋公羊传》学的发展史。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1．主要内容
根据《春秋公羊传》学发展过程的内容变化，可以将其分为六个阶段：战国的形成阶段、西汉的兴盛阶段、东汉的成熟阶段、汉后至清的衰落阶段、清代的理论复兴阶段、晚清与近代的嬗变阶段。
《春秋公羊传》学是依托训解《春秋公羊传》而形成的经学派别。《春秋公羊传》为解《春秋》之传，不明《春秋》，就难以对《春秋公羊传》有准确的认识。所以，在论述《春秋公羊传》学发展的六个阶段前，本成果首先在前人关于《春秋》的论述基础上，对《春秋》作了全面的考辨。提出《春秋》本为史书，而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成于孔子。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拨乱反正，尽管今存《春秋》与史记的《春秋》并没有《春秋公羊传》学家说得那样多，但可以肯定其中的确包含孔子的政治思想。
形成阶段的《春秋公羊传》学是儒家《春秋》学的一个学派，为《春秋》三传之学中的齐学，是为结束战国的战乱，企求实现中国一统的政治理论，其成果为《春秋公羊传》。纬书以《春秋公羊传》出于子夏、郝经以之出于曾子，皆非确论，《春秋公羊传》绝非公羊氏一家之学，而是整个齐学《春秋》学的成果结晶，是战国儒家齐学学者的共同成果。它准确命名应当如《齐诗》、《齐论语》一样，称为《齐春秋》。此外，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也对《春秋公羊传》的形成有较大影响，《春秋公羊传》也吸收了某些鲁学学者的观念。将《春秋公羊传》视为公羊氏一家之学，是导致公羊氏一家独传其学臆说出现的原因。
此时的《春秋公羊传》学是以文王之正的大一统为核心观念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所谓文王之正的大一统，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文王之正是一种理想，是《春秋公羊传》所树立的一种尺度、描绘的一幅蓝图。由对文王之正大一统的理想追求，形成了《春秋公羊传》学所描绘的大一统的盛世蓝图；以文王之正的大一统来规划社会的发展，则形成了《春秋公羊传》学的历史发展观；为给文王之正制造终极的理论根据，又必然诱发出《春秋公羊传》学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文王之正是一种尺度，用来判定现实，而引发《春秋公羊传》学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对不合文王之正的现实进行批判，这是《春秋公羊传》的现实性所在。这一关注现实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在《春秋公羊传》的讥贬绝中有突出的体现，是《春秋公羊传》学的活力与生命力所在。《春秋公羊传》提出的三世异辞、内外异辞等说，则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学发展的基本理论内容；《春秋公羊传》不是以肤色、地域，而是以文化、道德高低来判定社会发展高低的夷夏之辨，不仅为古代正确处理华夏与四周各国的关系提供了准则，更对其后中华民族大融合起到了深远的积极作用。这个阶段的《春秋公羊传》学既带有维护周礼、尊现实之王的一面，也有肯定现实变化、批评现实的一面。对书与不书等书法的发明，重视义例、灵活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解经方法，则开启了《春秋公羊传》学解释学的研究。
兴盛阶段的《春秋公羊传》学是在经学国学地位确立后的时代显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主要派别，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开始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为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提供理论服务。《春秋公羊传》学在西汉与现实政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中央王朝决策参照的主要理论。西汉时期的《春秋公羊传》学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强调统治者道德修养的积极意义，也有被利用为君主专制辩护、成为思想专制的武器的消极作用，而后一个方面的作用在西汉最高统治者的引导下，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因而，在西汉的现实政治中，《春秋公羊传》中对文王之正的理想追求被日益淡化，而尊现实之王、维护君主专制的成分被不断强化。
董仲舒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他在《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出孔子素王说，将《春秋》视为孔子改制之书，为后来的学者借孔子的旗号来阐述自己的理论提供了依据。董仲舒建立起了三统说的历史观，但还没有汉为赤制说。三统说尽管认为历史是循环论，但具有反对一人、一姓家天下的价值，包含对历史文化继承的意义，在西汉政治生活中影响极大，成为许多经学家的共识。董仲舒以三世异辞解释《春秋》文本，用黜夏、新周、故宋论说《春秋》当新王，构建起了《春秋公羊传》学的理论体系。董仲舒的《春秋公羊传》学最有时代意义的，不是人们常说的大一统，而是将先秦儒家的革命说变为经学的改制说，这是思想界为适应汉景帝不准讲革命要求的表现。革命说重视破，改制说强调立；革命的主动权在下，改制的权力在天子一人。改制说的中心是对王道的探讨，而以奉天法古、贵元重始为主要内容。奉天是要为王道寻求天的最高哲学根据，法古则是董仲舒为其制造的理想政治蓝图所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贵元重始是强调重视王道的开端，要求人君从一开始就重视保持王道的纯洁性，所以，元不是元气，不具备哲学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标示王道的开端、开始。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通过对《春秋公羊传》书法的解释，提出《春秋》无通辞，对《春秋公羊传》解释的灵活性精神作出全面的阐述，形成了《春秋公羊传》学解释学的重要方法论。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传》学既有维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成分，也包含制约君主权力、关爱人民的因素。他借天人感应的谴告说，借助上天的绝对权威，警示人君要警惧天命，但引入天人感应理论，用社会政治得失一一附会灾异，使《春秋公羊传》学开始有较多的可怪之论，将今文经学引向了神秘主义的发展方向。西汉末年谶纬神学的兴起与《春秋公羊传》学的神秘主义有密切联系。
成熟阶段的《春秋公羊传》学，是在经过西汉末年谶纬神学兴起，及其今文经学的神秘化、烦琐化，于东汉古文经学的发展超过今文经学的背景下出现的。谶纬神学自西汉末年兴起后，经过东汉最高统治者的极力推崇，成为高于经学的内学，今文经学与其相互影响，变得更为神秘、烦琐，也随之日益衰落。与之相应的是古文经学得到极度发展，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多为古文经学家。同时，东汉的今文经学缺乏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这时《春秋公羊传》学已经变成主要是经学传授中的一门学问，失去了西汉时的显赫地位。但在东汉末年却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春秋公羊传》学大师何休，他与董仲舒有很大的不同，董仲舒是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的思想家，而何休则主要是一位经学家。
何休在《春秋公羊传》学的发展史上的最大成就，是通过解诂《春秋公羊传》对《春秋公羊传》学理论作出条理性的总结。何休解经的特点是以例言经，贯彻了《礼记·经解》属辞比事的原则，但将例固定化，不仅会导致矛盾百出，更丧失了《春秋公羊传》学的灵活性精神。何休以三科九旨统宗《春秋公羊传》学理论，但三科九旨之说出自纬书。何休还对王鲁、五始、七等、六辅、二类等义例作出详细的论说，并吸收当时哲学界的成果，以元气释元，使元年之元获得哲学的最高意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学，最有价值的是提出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承认社会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不断进步的渐进过程，代表着古代历史观的最高水平。三世说是由三世异辞发展而来，董仲舒讲三世异辞已经有历史发展的思想成分，但以据乱、升平、太平言三世，将三世异辞说由书法理论发展为三世说的历史观，则是由何休完成的。太平世无华夏与狄夷之分的大一统，是这一历史观的理想追求，而大一统实现的途径是异内外，基础是道德的进步，这带有强调道德决定论的意义，它不同于董仲舒特别注重王道的政治关怀，这是时代变化在《春秋公羊传》学的反映。
在以谶纬神学为内学的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学受到谶纬神学的深刻影响。他以谶解经，运用新五德终始说的五行相生，附会孔子著《春秋》是为汉制法，其可怪之论更为突出。但何休的孔子为赤制说，以孔子为先知先觉的神圣，却没有将孔子说成是受命之王，这是孔子形象的改变。不讲孔子为王，只讲孔子为圣，孔子也就由主要是政治的人格变为了伦理的人格，这也决定了何休讲张三世的进步不关注王道的论述，而注重人君的道德修养，将道德的进步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至于何休从维护《春秋公羊传》学的立场，墨守其学，废疾《穀梁传》、膏肓《左传》，而引发的与郑玄的论争，则在经学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后的《春秋公羊传》学在理论上基本再没有什么创新可言。
《春秋公羊传》学的衰落阶段是从东汉末年到清代中期。自东汉末年，经过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综合今古文经学之后，今文经学就一直衰落不振，《春秋公羊传》学更是如此。这个阶段可分为两个小阶段，一是从三国迄五代十国，此时《春秋公羊传》学虽然已经明显衰微，但是汉代经学的影响还存在，研治《春秋公羊传》的人与著述仍时见于史记。据《隋书·儒林传》记载：晋代虽然还有人诵读《春秋公羊传》，却“不能通其义”；南北朝则是“儒者多不措怀”；到了隋代，竟然是“殆无师说”，连其师说也几无流传了。唐代科举取士，更加剧了《春秋公羊传》学的衰落。从宋到清中期，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四书取代五经，《春秋公羊传》学进一步衰落，尽管一些学者如刘敞、赵汸的著作对《春秋公羊传》学有所触及，但《春秋公羊传》学基本上没有理论的发展，更无重大社会反响。
这个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春秋公羊传疏》的成书。此疏是否是徐彦所作，徐彦为何时之人，历代争论不休，但依据韩愈的相关论说，及此疏的内容不少采自南北朝等来推断，最后成书当在韩愈五十岁之后。徐彦疏忠实于何休注的发明，反映了南北朝经学的注不驳经，疏不驳注的学风。由于徐彦疏没有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有创见的新理论，所以历代评价都不高。在《春秋公羊传》学发展史上，此疏的价值在于有助于对何休注的理解，为理解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所必经的津梁。所以，尽管徐彦的疏缺乏新意，价值不大，但还是与何休的注一同被列入了《十三经注疏》。
清代《春秋公羊传》学的理论复兴，仅仅是在理论上对《春秋公羊传》学的回复，是乾嘉汉学走到末路，经学为寻求新的理论出路而向历史理论资源的寻求，对《春秋公羊传》学有恢复之功。但这个阶段的《春秋公羊传》学就主要内容而论，复兴的是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学，而缺乏西汉《春秋公羊传》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真精神，从庄存与到刘逢禄无不是这样。这个阶段有一个从重大义到重微言的发展，庄存与为其开端，开始重视《春秋公羊传》之义，经过庄述祖到刘逢禄，转变为重视三科九旨的经学微言，形成了以《春秋公羊传》学为中心的常州学派。
刘逢禄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他的《春秋公羊传》学虽然以回复董仲舒、何休相标榜，但他真正重视的是何休之学，他对《春秋公羊传》学30义例的归纳，完全是以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为根据的。他以三科九旨统《春秋公羊传》，以《春秋公羊传》统《春秋》，以《春秋》统六经，实际上是将三科九旨视为整个经学的根核所在。他还开启以《春秋公羊传》三科九旨遍说群经的风气，尤其是以三科九旨解《论语》，对晚清《论语》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以三科九旨评判《春秋》三传的得失，重启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指斥古文经学起于刘歆作伪，将《左传》说成是刘歆作伪的产物，对晚清及近代的学术发展影响巨大。
这个阶段的《春秋公羊传》学在方法论上深受乾嘉汉学治学方法的影响，在解释《春秋公羊传》学时多文字训诂名物制度之辨，并能杂采《穀梁传》、《左传》的成分，而不是完全固守《春秋公羊传》之说。同时，在《春秋公羊传》的整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前有凌曙，开以礼制说《春秋公羊传》的新途；后有陈立，集历代《春秋公羊传》注疏之大成。但他们对《春秋公羊传》学的理论却无真切的体会，故难以在《春秋公羊传》学发展史上占据引人注目的地位。
《春秋公羊传》学的嬗变阶段犹如落日的余霞，代表人物是晚清近代的廖平、康有为，而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魏源为其过渡的中介。自梁启超以来，学术界皆以龚、魏的《春秋公羊传》学有批评时政、主张社会改革的意义，其实并没有他们的《春秋公羊传》学或今文经学著作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证据。龚自珍确有《春秋公羊传》学的著作，但里面并没有批判时政的内容。从他一生的思想变化及其全部著述来看，龚自珍很难说是今文经学家。他的著述大部分都属于乾嘉汉学的范围，他自小受到段玉裁的影响，主张以字解经，即使在晚年，他也主张坚守朴学，不仅对文字训诂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还带有对自己“啜九流”的后悔，希望儿孙“肯肩朴学”。龚自珍对晚清思想的最大影响在社会批判，而不在经学。他有关经学的许多观念不仅不是今文经学，而且是与今文经学正相反的。
魏源虽然著了《诗古微》、《书古微》，发明西汉之学，但其中并没有与现实相结合的内容，他的经世观念，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也不见于他的《春秋公羊传》学著作。魏源于《春秋公羊传》学主张要以董仲舒为宗，是因为他认为董仲舒得内圣外王之全，这与魏源是一位著名的经世思想家有密切联系。魏源重董仲舒与其师刘逢禄重何休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反映了清代《春秋公羊传》学从仅仅是“学”的发明，到注重“学”与“治”的结合的转变。
正是这一转变，才有其后廖平与康有为的《春秋公羊传》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与刘逢禄发明三科九旨不同，廖平与康有为都以孔子改制说为《春秋公羊传》学的根本，讲求托古改制，带有强烈的经世精神与批判精神，其经学都具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时代特点，但二人又有很大的不同。
廖平是从迷信孔子与孔经的立场，以尊孔尊经为基本观念来发挥《春秋公羊传》学。但廖平经学第一变之前的《公羊三十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神化孔子与孔经，虽然廖平已经将孔子改制作为《春秋公羊传》学最重要的内容，却反对何休的神化《春秋》，认为《春秋》有孔子改制，但也有从史的一面，并对何休不明从史的种种误说作出批评。但在后来的《知圣篇》与《公羊补正》中，廖平却对孔子、孔经作出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神化，试图为古今中西之争找到解决的法宝。认为孔经不仅有治中国的万世法，也有治理全球的万世法，西方的各种学说皆为孔经的流变，并远远落后于孔经学说。当他将孔经用于解决中西古今之争的理论一再破产后，又遁入所谓孔经天学的幻想，而先后有所谓孔经人学小统说、大统说与孔经天学的小统说、大统说，及其以五运六气解《诗》、《易》的经学六变。而他的经学六变，尽管对孔子、孔经作了空前绝后的神化，却愈变愈奇，不知所云，宣告了从经学理论上维护经学的破产，说明了经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与廖平经学家的身份不同，康有为是一位政治家，他不迷信孔子、孔经，而是利用《春秋公羊传》学的孔子改制说，打着孔子的旗号来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为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造理论根据。他在《董氏春秋学》中，极力推崇董仲舒之学，以孔子改制统宗《春秋公羊传》学，将董仲舒视为孔子的唯一真传。在《孔子改制考》中，他将孔子打扮成改制的教主，将历史上有关孔子为王的种种附会之说一一引用，对孔子素王说进行了极度的发挥。尽管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确实受到过廖平的影响，但二人讲孔子改制的实质却有根本性的不同，廖平所讲改制的内容是经学的纲常名教，康有为的要害则是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春秋公羊传》学可以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提供理论根据，但绝不可能为近代民主政治指引光明坦途，更不可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康有为借助孔子改制来实现其政治改革的努力，同样以百日维新的失败而宣告破产。廖平在理论上的失败与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失败，从不同方向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
2．重要观点
《春秋公羊传》学是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经学学说，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既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瓦解君主专制的理论形式；不仅在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是经学终结的直接体现。《春秋公羊传》学的发展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演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变化相互作用，而形成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春秋公羊传》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基本理论，主要内容由孔子改制说，大一统与德、礼为本的王道政治，三世说与三统说构成。这些内容有微言与大义之分，大义是经学所说的政治伦理原则，微言是其中的历史观、哲学学说等理论。大义千古不变，微言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随时代变化而作出不同的解说。《春秋公羊传》学之为《春秋公羊传》学的特点在微言，而不在大义。《春秋公羊传》学的这些理论是通过历代《春秋公羊传》学家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表现。
《春秋公羊传》学本质上是经学的政治伦理学说，它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如重视大一统，反对国家分裂；对文王之正的理想追求，提倡王道政治，强调君王的道德修养，重视礼制的作用，关注社会民生；以道德的高低、文明的进步来判分夷夏；肯定历史是一个前进的进步过程，进行以斥责社会道德沦丧、政治黑暗为主要内容的现实批判等。在历史上这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的融合与社会进步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当代和谐社会与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而《春秋公羊传》学中维护君主专制，神化孔子与六经，以及以谶解经等内容，则是应当认真批判与摈弃的。
《春秋公羊传》学解释《春秋》注重灵活性与重例的诠释学方法，在经学的诠释学中最具有典型意义，不仅对《春秋公羊传》学理论的建构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对当代文化研究与创新也有可供借鉴的价值。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1．学术创新
第一，首次对《春秋公羊传》学的发展史做出从产生到终结的完整研究。将《春秋公羊传》学发展史具体分为形成、兴盛、成熟、衰落、复兴、嬗变六个历史阶段，并揭示了不同阶段的理论内容与特点。
第二，在《春秋公羊传》成书问题上，提出《春秋公羊传》为齐学《春秋》先师的共同成果，准确的命名应该是《齐春秋》。并以文王之正为核心观念，贯穿《春秋公羊传》的整个思想诠释过程。
第三，董仲舒是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春秋公羊传》学最有时代意义的是以改制说替代儒学的革命说，突出《春秋公羊传》对王道的价值与意义；他首次提出孔子改制说、三统说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等，确立《春秋》无通辞的解经方法，奠定了《春秋公羊传》学的主要思想内容与经学诠释学的重要方法论。
第四，何休主要是一位经学家。何休解经的特点是以例解经，丧失了董仲舒解经的灵活性精神；但何休对《春秋公羊传》学的理论作出了系统总结，最有价值的是提出了以据乱、升平、太平言三世的渐进社会历史发展观。但三科九旨的发明权非何休所有，他的王鲁说、以谶解经等也颇受后人诟病。
第五，清代《春秋公羊传》学的理论复兴，有一个从重大义到重微言的发展过程，刘逢禄等人复兴的主要是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学，且受到乾嘉汉学的学风影响；龚自珍、魏源的《春秋公羊传》学没有梁启超所说的以经议政的内容，但他们是从刘逢禄到廖平、康有为过渡的中介；而廖平、康有为的《春秋公羊传》学才真正回复到西汉的董仲舒之学，尽管廖平是迷信孔子与孔经，康有为则是利用孔子改制说，但二人的经学都带有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融合古今中西的时代特点，反映了经学的终结。
第六，对历史上的班固、何休、范晔、郝经、章如愚、阮元等，与近现代的梁启超、钱穆、冯友兰、徐复观、杨向奎、段熙仲、汤志钧、钟肇鹏、陈其泰、蒋庆等著名学者的一些相关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纠正了某些长期流传的误说，代之以理据充分的新解。如指出何休以周历解《春秋》，与孔子改制从夏之时是相互矛盾的；范晔关于何休生平的论述，漏洞百出；郝经以鲁子为曾子之误，不能成立；章如愚以何休为董仲舒四传弟子，毫无根据，阮元不当袭以为说；梁启超关于清代《春秋公羊传》学的某些具体论述，查无实据；徐复观、冯友兰等人对董仲舒“元”观念的解读，不合董氏本意等。
2．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成果可以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完整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春秋公羊传》学发展史，为今后《春秋公羊传》学发展史与经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从《春秋公羊传》学理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为当代政治建设、文化创新找到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