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社会研究的现状

由于中美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学的发展不在同一时段，因此，历史地比较中美社会研究的主题意义不大。但是，了解当前中美两国社会学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的差别，则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中美社会目前毕竟生存在同一个时代，在同一个世界舞台上竞争。因此，笔者对2011年中国和美国社会学年会讨论的主题和范围进行了粗略的比较，希望从比较中了解两国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并找出中美两国当前社会学研究的差距。虽然从一次年会的情况来比较两国社会学研究的现状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这样的比较可以让我们对两国社会学的发展现状有基本的了解。

2011年全美第106届社会学年会于8月份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办，大约6000位学者参加了这个为期五天的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社会冲突的问题，这表明社会冲突是美国社会学界当前关注的重点。整个社会学年会共有565个论坛，会议讨论的题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社会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主要包括：

（1）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方面的不平等。

（2）少数族裔问题。

（3）文化与种族的冲突。

（4）性别政治及冲突。

（5）社会暴力、犯罪、法律、法庭、监狱、贩毒和青少年犯罪等方面的问题。

（6）社会帮派及其他犯罪组织。

（7）社会组织与职业。

（8）战争与和平。

（9）人口发展与老龄化问题。

（10）家庭问题。

（11）城市与农村社区的发展。

（12）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健康。

（13）医疗与健保。

（14）宗教。

（15）国际与国内的移民。

（16）教育。

（17）知识与科技的发展。

二是国际与全球化方面的问题，研究的题目主要包括：

（1）全球化问题。

（2）世界体系研究。

（3）全球气候问题。

（4）国际移民。

（5）对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研究。

（6）中国问题。

三是社会学发展的问题，研究的题目主要包括：

（1）社会学理论。

（2）社会学研究方法。

（3）社会学教学。

（4）社会学的传统和历史。

（5）公共社会学。

（6）经济社会学。

（7）政治社会学。

（8）文化社会学。

（9）战争社会学。

（10）全球社会学。

（11）比较社会学（ASA,2011）。

2011年，中国社会学第17届年会于7月份在江西南昌举行，大约800位学者参加了这个为期三天的会议。整个会议共有四个单元和33个论坛，会议的主题是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会议讨论的议题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分层变化的新趋势。

（2）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3）利益诉求与社会秩序。

（4）国家、市场与社会。

（5）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6）农村社会、农村治理与建设。

（7）女性发展问题。

（8）社会网络问题。

（9）家庭问题。

（10）社会工作。

（11）中产阶级的国际比较。

（12）东亚社会。

（13）社会学的发展。（中国社会学会，2011）

比较而言，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和美国社会学年会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学年会的规模比美国社会学年会的规模要小很多。美国2011年社会学年会有大约6000位学者参加，而同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参与的学者只有大约800人。同时中国社会学年会涉及的范围要比同年美国社会学年会涉及的范围窄很多，讨论的题目也少很多。目前美国有3亿多人口，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有13亿多人口，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工农业产值和对外出口都已超过美国。比较而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规模还很小，参与的人数还很少，研究的范围还很窄，与中国庞大的社会人口和快速的经济发展还很不相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由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断过20多年，中国社会学界举办全国性的研讨会历史还比较短，换句话说，中国举办全国性的社会学年会比美国晚了近80年。在比较两国社会学的发展时，当然不能只看规模和时间的长短，但是，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国社会学发展的差距。

另外，美国社会学界除了全美社会学学会每年召开的年会以外，地区性或专业性的社会学学会也会举行各自的年会。例如东部社会学学会、中南部社会学学会、中西部社会学学会、中北部社会学学会、太平洋地区社会学学会、南部农村社会学学会、南部社会学学会和西南部社会学学会等。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学会以外，美国还有很多州一级的和按专业组成的社会学学会。总之，美国社会学界研究的范围和深度目前都远远超过中国社会学界。我们应该看到中美社会学发展的差距，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较为重要的方面有必要迎头赶上。

第二，中国社会学者研究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的，而美国社会学者除了研究讨论国内问题外，也广泛地研究和讨论世界及其他国家的问题。在2011年美国社会学年会的565个论坛之中，至少有30个讨论全球化、世界体系、国际贸易、国际移民和世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问题。覆盖的区域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和中东地区。在这些讨论国际问题的论坛里，有两个是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而在同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的33个论坛里，有一个论坛讨论了东亚社会学，另一个论坛在讨论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中涉及了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挑战（当然，由于论坛的组织形式不同，简单地做数量上的比较有不妥之处）。然而，整个年会却没有一个论坛专门讨论西方国家、非洲国家或中东国家的社会经济或文化的发展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际政治环境并不十分友好，外贸出口世界第一，对外关系日益扩展，周边安全面临挑战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不足。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美国初期的社会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在不同的国家受过教育。例如，美国的社会学家萨姆纳曾在英国受过教育，米德、托马斯和帕克曾在德国受过教育，帕森斯曾在英国和德国受过教育，戈弗曼在加拿大受过教育，布劳出生在维也纳。因此，美国社会学者对世界的了解很有基础。再加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民众及留学生来自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这就使美国在了解全世界各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具备了先天的优势。同时，美国每年都派出大量的学者和学生，到全世界去从事研究和学习。例如，仅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富布莱特这一项目，美国每年就向国外派出800名学者到全世界各国进行研究，这还不包括富布莱特的学生项目及其他派出计划。由于美国的利益遍布全世界，美国的驻军遍布全世界，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其宗教、文化、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及经济发展模式。因此，美国社会学者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对全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有十分全面的研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研究就更加全面而制度化了。因此，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不仅历史悠久，范围广泛，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虽然美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带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是他们对世界各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学者都无法与之匹敌的。

在全球化与世界各国社会文化经济的研究方面，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可以说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发达国家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但是，他们主要是去学习科学技术的，对社会科学方面的兴趣不高。这些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虽然对所到国家的社会有很多直接经验，但是，却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所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那些对所到国家的社会有兴趣，进行了认真研究的人，回到中国却不像学习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人那样受欢迎并得到重用。因此在国内的社会科学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社会的研究发展较慢，从事研究的人员非常有限，研究的范围也较窄。很多对外国进行研究的学者，偏重于对历史、文学和经济的研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其他国家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大部分中国社会学者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了解十分有限。而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政治、宗教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不了解它们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就会非常有限。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尽管中国经济上并不富裕，甚至在六七十年代可以说还十分贫穷，但是，中国始终尽力在经济上援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然而，除了当时国际政治的考量以外，我们对这些受援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文化的状况，以及它们未来的发展趋势，了解得并不多。因此，当有些受援国家对我们表示不满，甚至与我们反目成仇时，我们广大的社会大众对它们的变化往往缺乏深刻的了解，也往往只是抱怨它们恩将仇报。但却很少有学者去弄清楚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写成书留给社会。即便是像日本这样曾经侵略过中国，给中国社会造成过巨大伤害的国家，中国人对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前的社会和文化至今了解也不多，对今天日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了解仍旧非常有限（当然，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即便是写成书也不容易出版，因为中国出版界的商业化已经超越了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国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个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只是我们不一定了解而已。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虽然中国外贸出口总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企业真正得到的利润却是十分有限的。这与中国社会和企业对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不了解关系密切。我们很多人太实际了，眼中看到的只是金钱的交易和利益的交换，而看不到金钱与利益以外的东西。近年来，很多中国的企业希望走出去，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然而，我们的企业对投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往往知之甚少，了解也往往基于个人的了解而非社会学者系统的研究，这使这些企业面临很大的风险。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亏损也是中国社会对其他国家缺乏了解的例子。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关系，加大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大量地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然而，在中国社会，很少有人对非洲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我们很难准确地评估这些经济援助的效果。当我们对某个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或变化表示无法理解的时候，这就清楚地表明我们对这个国家及其社会缺乏基本的了解。近年来，中国在薄利多销的情况下，确实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一方面，我们继续全力以赴地招商引资，引进外国的投资，提供优惠条件，继续依赖外资带来的技术，继续依靠外商的销售渠道，并让外商赚走大量的利润。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巨额外汇投入到像美国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这样一些风险很大的抵押贷款公司。这样的操作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

在外交、外贸、外事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我们往往倚重那些外语院校毕业的人。但是懂外语并不等于懂外国，仅仅受过外语方面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同时，涉外部门使用的往往是某一系统培养提拔起来的人，而很少使用对某个社会有系统研究的学者。这些本系统成长起来的人才对本系统的运作十分熟悉，但是，他们对所面对的国家与社会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们能够了解并有效地贯彻上司的政策和意图，但却很少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见解与策略。这样的人往往缺乏战略眼光，善于执行具体的指令，却不善于发出指令。当然，从目前研究对外关系的中国学者来看，有不少学者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很多时候他们由于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历史缺乏系统而全面的了解，往往会以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利益考量逻辑来判断其他国家的行为。这样的判断很容易出差错。有时候，他们甚至直接引用外国学者的言论来对国际事务进行评论，缺乏自身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总之，中国学者的对外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与改进的空间。有时候，他们喜欢解释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时间太短，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也不能说不符合事实，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会等中国社会学发展起来以后再与中国竞争。

美国社会学界对世界的研究与了解较全面。美国政府，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国防等方面，都有一套世界发展战略。无论我们对其发展战略是否赞同，都必须承认其对世界各国的了解甚至达到可以在必要时左右该国社会发展的地步。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似乎要落后很多。中国几十年来的现代化，无论是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现代化还是国防现代化，致力的都是国内具体方面的发展。即便是国防，也主要以防御为主。在30多年前，在一个内向型经济的社会里，在各方面都很落后的社会条件下提出这样的发展规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时至今日，像中国这样人口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一，受关注程度也几乎世界第一的国家，如果没有完整的全球发展战略，如果对全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没有清楚的了解，则很难有效地应对世界的发展与变化，很难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很难继续高速发展。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对世界各国历史、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及社会发展的研究是薄弱的，特别是对社会、政治、宗教与文化的研究最为薄弱。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没有为中国提出过清晰的、长期的世界发展战略。对大多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这大概是中央政府的事，或者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事。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思想只能从少数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与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了解到一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对苏美关系的处理都反映了清晰的世界战略。

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世界战略就长期表现得非常模糊。虽然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勤奋努力在全世界发展，并在贸易等方面到处攻城略地，但往往是以低价竞争取胜的。然而，中国社会对世界的了解却十分有限。目前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碍不只是外语水平不够，更是对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了解太少（我们的外语教学，也不能只注重语言和文学作品，还应该关注其他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应对各种挑战时，整个中国社会似乎没有什么世界发展战略，只是在一个不是很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处处设防，时时招架，十分被动。中国目前采取韬光养晦策略是正确的，在崛起之时尽可能地避免冲突，赢得发展的时间也是明智的。但是，策略不是战略。韬光养晦策略的实施并不等于没有战略，没有主动性，在国际上受了欺负就只会抱怨，甚至抱怨的内容都是含混的。今天的国际环境，比一百多年前已经文明很多，进步很多了。但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更复杂，更具欺骗性，也更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

在应对外界的挑战方面，这里有必要援引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黄万盛教授的一段话来供我们的学者考虑。在回答刘涛的采访时，黄教授说：

我们从哈佛说起，费正清教授讲“中国”的时候，他说“中国”就是一个刺激反应的存在。西方打击了中国，中国就跳一下；西方撞击了中国，中国就反应一下。这就是中国，只是一个被动反应的存在。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本身已经不重要了，甚至没有了，因此研究中国就是研究它对西方的反应。近代中国只是对西方的反应的存在。这个观念影响了很多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事实上对中国极不尊重，因为你除了反应，什么都不是（转引自张冠梓，2010:261）。

如果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挑战只是做些不疼不痒的反应的话，那么中国无论多有钱，人口数量多庞大，对国际社会抱着多善良的愿望和多大的忍让，中国再次遭受侵略和欺负的可能性仍旧是存在的。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的被动现实，说明中国的对外研究亟待提高，中国的对外交往亟待改进。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惯于坐守自家的产业，也喜欢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家庭修围墙，国家修长城。纵然度日艰苦，也乐于抱残守缺。甚至在别人虎视眈眈的时候，有些文人仍旧固守迂腐的忍让之礼，客观上助长了他人的野心。中国近代多次受到外敌入侵的历史，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保守思想。

第三，美国社会学内容庞杂，几乎覆盖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分支比中国社会学细。比较而言，中国社会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还集中在少数几个方面。美国社会学者的研究分支过细，到目前已经显得过于分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重点。在研究范围几乎无所不包的情况下，事实上目前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很少有真正的重点。

当社会学者的研究都分散到社会的具体问题时，对社会宏观方面发展的研究被忽视了，很少有进展。这与美国社会学界过分鼓励对新领域的探索，过分看重实证研究而忽视在现有研究成果上综合、分析和提炼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主要社会学刊物在选用研究论文时，大多数审稿的人都会把论文是否有新的突破作为取舍的标准。因此，在过去的30多年里，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论文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从事宏观方面的社会研究，或者是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综合提炼。结果之一是难以创立新的宏观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在从事研究的人数不多，经费有限的条件下，集中研究那些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社会问题是必要的，也是妥当的。

第四，美国社会学者比中国社会学者更看重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学者对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2011年的社会学年会上，中国社会学者有一个论坛研究社会学发展，而同年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却有很多论坛讨论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教学。同时，还有很多论坛从公共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全球社会学和战争社会学等方面来研究美国和世界的社会问题。

总的来说，中美社会学发展方面差距最大的还是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在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很快，但是在方法上的研究和讨论还很不够。在社会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人缺乏科学的治学精神，学风浮躁，不重视实际的调查研究。目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包括研究生所使用的教材，基本上是从美国的研究方法教材翻译过来的，很少有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提出的研究方法。然而，对于很多中国社会学者来说，这不仅是不能，而是根本就没有想过。

在社会学理论的建设方面，虽然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发展已经有30多年了，但至今尚没有明显的建树，更谈不上对世界社会学界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已有很大影响，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但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甚至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理论的讨论基本上还跟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后面走。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谈论中国的软实力和软实力的发展。然而，中国的软实力除了传统的文化遗产之外，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社会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发展。社会科学落后的社会很难成为发达的社会，也很难真正得到世界的尊重。

第五，中国社会学者比美国社会学者更重视对农村发展和农村移民的研究，这与中国城市化程度还不高，以及城市化正在进行中有直接的关系。社会学者重视对农村社会的研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在美国社会，农村社会学主要研究农村地区的社会状况、社会行为及社会发展。从工业化后期开始，农村社会学就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农村的研究虽然不是美国社会学的主流，但也是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2011年，美国农村社会学学会已经举办了74届年会。《农村社会学》是美国农村社会学学会的主要刊物，于1936年创办，至今已有75年的历史。目前，美国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仅占全美总人口的18%左右，但农村社会学仍旧是美国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比较而言，中国的农村人口至今仍占50%左右，从绝对数字来说，中国有六亿多人生活在农村，这个数字几乎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远比美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严重而复杂。然而，中国却没有足够的社会学者专注于农村社会的研究。也没有相关的全国性研究刊物。在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的4个单元和33个论坛里，虽然重视对城市农民工的研究，但是只有一个论坛讨论了农村建设。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第一届年度论坛是2010年在安徽大学举办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广大农村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样一个现实。

多年来，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后变得十分复杂。但是，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往往依靠政府部门的调查研究，而政府部门调查研究的成果也往往没有广泛地与社会分享。因此，农村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关注，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很多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对农村社会问题的了解并不是通过阅读论文，而是通过个人的渠道。某些农村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往往是在发生了群体性事件之后才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而得到解决的，而不是在问题开始形成或开始出现的过程中就着手解决。有些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其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甚至受到强力压制。强力压制矛盾并不是保持社会和谐的办法。

因此，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还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促使社会与政府部门及时地了解农村的问题，解决农村的问题，并使农村社会能健康地向前发展。中国的农村毕竟生活着一半中国人和大部分贫困人口。中国只要农村的问题真正解决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同时，只有农村发展了，整个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