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机制与格局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被动”与“主动”

“雁型模式”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击鼓传花”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的经济跑道上演着产业跨国转移的接力赛。参赛队员依次是：发达经济体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东盟四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中国、越南等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以阶梯式产业转移为特征的雁型模式中，引领雁阵的雁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手中夺过“世界工厂”桂冠的日本。

1985年底，中国政府放宽吸引外资的政策，鼓励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内地。在要素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的基础上，中国不断动态承接世界先进产业的动态转移，实现了产出的极大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老百姓向短缺说再见，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物质丰富。世纪之交以来的经济学学生很少有人再去像他们的老师那样，研读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风靡一时、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的著作《短缺经济学》。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从日本手中接过“世界工厂”的接力棒。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被”世界工厂的。亚洲金融危机搞乱了世界金融的外围，但世界金融中心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功能并未受到危及和伤害，它们的需求仍然存在，仍在增长。

在东南亚经济体的生产体系受到重创的情况下，欧美的订单落向了中国。而当时中国自身的生产能力不足以完成海量的订单，怎么办？华尔街、伦敦城发挥了金融的基本功能：在全球有效地配置资源。外商直接投资纷至沓来，带来了资金、带来了设备、带来了技术。中国廉价的土地、劳动、环境要素吸引着它们，中国广阔的市场召唤着它们，个别年份中国吸收的外资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

中国那时的订单是欧美给的，生产能力是外资建的，鼓声中的红花一下子被塞到中国手中，于是中国成为了新任“世界工厂”，从此嵌入全球产业链，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过剩产能的形成、经常账户的顺差，以及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都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配置资源的结果。

对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而言，中国“被”世界工厂有喜有忧。喜的是中国借此更加深入地融入了势不可当的经济全球化洪流，就业岗位增多，经济增长高歌猛进，产业结构逐步转型升级，生产者与消费者福利提升，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忧的是中国在贸易失衡的路上似乎一去难返，同时又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附加值、高排碳的中低端生产环节。新产品试制、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及销售、售后服务等环节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模块零部件生产分散在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进行，而组装产品这种利润空间小的业务环节则转移到中国进行。

每个现象背后的真相往往令人倍感惊讶。一台有451个零件的苹果iPod播放器，在美国的零售价为299美元，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人获得了最多的163美元附加值，包括苹果公司80美元、分销及零售商75美元、零部件制造商8美元，日本获得的附加值为26美元，而中国只获得4美元的加工费。每台iPod出口到美国，就会使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增加约150美元。中国工人每生产一台iPad平板电脑，仅获得8美元收入，占其最终售价的1.6%，而苹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润为150美元，占其售价的30%。相比iPad主要零部件产地韩国所获得的34美元，中国所分得的利润还不及其1/4。

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呈现出基于产业链分工的三角贸易表现形式。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的互补使得整个东亚区域形成了深度关联的国际分工体系。在此分工体系中，除了对中国香港由于转口贸易而存在顺差之外，中国对东亚各经济体都呈现经常账户逆差，对美国和欧盟等世界其他经济体呈现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而东亚经济体对中国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均是顺差。

换言之，尽管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出口市场，但中国从其进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对欧盟和美国出口消费品的投入。据估计，中国对美国和欧盟每加工出口100美元的产品，就有大约35～40美元贡献于东亚经济体的增长。世界贸易已形成东亚各经济体出口资本品、零部件等复杂中间产品，由中国加工组装为制成品，再向欧美市场出口的格局（见图2—1）。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外贸出口别具特色，即加工贸易占到一半的比重。打个比方，中国好比一家面包店，一手进口面粉，加上必要的配料和人工成本，在店内烘制各式面包，另一手出口便宜又好吃的面包。面包总比面粉贵的简单道理也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售价一定高于进口的原材料，中国的加工贸易产生顺差顺理成章。

我们一直所说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求提高加工附加值，然而附加值越高，产品的售价中中国获得的比重只能越高，贸易顺差也只能越大。这就造成了“平衡贸易”这一目标与“增加附加值”这一手段之间的矛盾。并且，人民币越升值，进口原材料以人民币计价的价格越低，出口制成品的价格越高，因此加工贸易这一块的顺差越大。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当中国经济过热，进口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更多地被用于国内生产部门而非出口生产部门时，中国才会出现贸易逆差。

“温特主义”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磁吸效应”

第二次产业革命建立起现代大工业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实行了福特制生产模式，将世界经济推向了新的增长阶段。在福特制下，脑、体分工绝对明确，流水线上的分工细微到无以复加，劳动生产率极大地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大规模生产与群众式消费成为可能。

20世纪60年代，以丰田公司为首的日本制造业根据日本的文化传统和企业特点，将福特制与弹性生产方式有机结合，改组为丰田生产模式，推动了日本工业的现代化和企业的海外扩张。在丰田制下，工人是企业的长期资产，设计师与生产者无障碍地交流，及时随行就市的产出达到最为有效的规模。

在福特制与丰田制中，虽然许多产品具有多节点的价值链，但企业都是以全部价值链的整体来竞争。由于各价值节点尚未发展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单一价值节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两者的典型代表都是汽车工业。20世纪90年代以前，“蓝色巨人”IBM及其日本和西欧的竞争者所奉行的也都是福特制（部分包含丰田制）的生产方式，生产系统包括硬件、软件、售后服务以至融资租赁等垂直体系。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个人电脑诞生开始，计算机产业具备了不同于福特制的水平分工基础。随着微软公司Windows视窗和英特尔公司芯片的软硬件的结合，整个计算机产业迅速从垂直型结构走向水平型结构。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在与福特制、丰田模式的扬弃、交叉和磨合中，以标准为核心的温特制（Wintelism，又称温特主义）新型国际生产方式逐渐形成，成为高科技条件下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一种生产模式。

温特制的特征是：围绕着产品标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模块生产与组合，标准制定者在完成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中，在与模块生产者的分工中，最终完成以双赢为基础的控制。温特制下的全球生产网络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以全球价值链上水平型或水平、垂直混合型的国际分工为微观形式，以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产业内、产品内贸易急剧扩张为外在表现，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

模块化、外包和大规模定制是温特制企业经营的三大法宝。与福特制仅追求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不同，集聚效应在温特制幕布下“分离与整合”的戏份中大显身手。正是模块化生产、外包，加之供应链管理及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使得温特制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新产品的大规模生产。

在温特制下，速度称雄。市场竞争的焦点既要保持产品的差异性，又要保证高技术产品问世、产业升级的速度，从而将产品的不断创新与大规模生产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大大缩短了传统的产品生命周期。新产品一旦投入市场，就必须依靠跨国生产体系，迅速完成全球市场扩张。如果不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前期就扩张到其他市场，企业就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甚至无法收回研发成本。

为了获得产品生产的最大效率，伴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全球FDI持续增长，零部件、半成品等货物进行跨国交易的次数大大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甚至将高技术产品生产中附加值较高的研发、加工制造及服务等工序环节也向少数发展中国家独立外移，形成了新型的外包加工。这种格局在使得输出者（主要是发达国家）成本优化的同时，也给了接收者（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升技术层次、优化产业结构的可能，形成了双赢的格局（见图2—2）。

如果说，福特制是内部化的产物，丰田模式是产业化的产物，那么，温特制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种新型的跨国生产体系，重组了全球的产业结构，以对规模和成本的灵敏嗅觉，给东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水平型区域分工和贸易突破了传统的雁型模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迅速成为该生产体系的委托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基地。庞大的市场、低廉的成本、数量众多的优秀人才、良好的配套能力等有利条件使得中国大陆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

在中国采购已成为全球生产链上无法替代的一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工作达到标准的能力，使得众多跨国公司从中获益。大量跨国公司都将在中国建立供应链视为其全球战略不可或缺的部分。任何一家国际知名高科技公司要完成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的一连串工作，都无法脱离中国市场。

中国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引进资金、技术、机械设备，进口高端零部件和模块零部件，从东南亚各国进口资源性产品、第一产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获得金融、法律与贸易服务，在中国国内进行产品的加工、组装、制造和包装，再将制成品出口至北美和欧洲国家，或用于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出口额位列世界第32位。切入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使中国的出口在1990年、2000年、2009年分别以620.9亿美元、2492亿美元、12016亿美元的金额跃升至世界第15、第7和第1位。自2002年以来，除了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外，中国的出口增速均保持在20%～30%。出口需求成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之一。

依赖于强大的品牌效应及营销服务网络的全球布局，发达国家获得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最大的利润部分，而中国则仅处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环节，只获得加工组装的利益。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呈现经常账户逆差，但其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逆差未必减少其就业，反而会增加研发、海运、营销、金融等环节的就业。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空洞化”的趋势。

由此可见，受到市场力量的自发驱动，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加工装配中心的地位。通过贸易投资网络，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形成了产业链或某些生产环节上的竞争与合作，形成了失衡中的平衡，形成了标准和规则的制订者与落实者的共赢。

目前，中国已经真正成为世界产品加工中心，世界最大的产品供给者之一，最大的商品与服务吞吐国之一。作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市场载体，全球生产网络仍将发挥双向磁吸效应。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