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制度革新的破产

在洋务运动兴办过程中，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刺激下，一批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开始投资近代工业，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由此诞生。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力量有着既依附又矛盾的关系，反映在政治上表现出斗争性和软弱性的特点。与洋务派几近同时代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了他们的愿望。早期改良派都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外国的侵略罪行极为愤慨，但认为罪不在人而在己，只要中国能学习西方，自立自强，外侮自销，“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爱国反侵略，是他们与洋务派的区别；学西方而自强，是他们与顽固派的分界。他们学西方的范围较广，在经济上，改革税制、废除厘金；商民自办企业，取消“官督”；提高商人的地位，尊崇私人利益。在政治上，必须改良官僚制和科举制，重构君—臣—民关系。他们还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情况，乃至一些国家的政党活动，有人还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提出君民共主思想。他们的这些思想对后来改良派进行政治活动和理论创造具有启发作用。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放弃朝鲜宗主国地位；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等等。这是《北京条约》之后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不平等条约，它不但让日本获取了巨大的侵略之利，而且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资本输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空前严重。国人在战中、战后深受刺激，因为近邻日本自大化改新以来一直以中国为师，脱亚入欧才三四十年时间，居然迅速崛起，中国如不迅速进行“制度”层面革新，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1895年春，正在北京参加科考等待发榜的康有为、梁启超听闻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联合赴京会试举人1300多人“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被拒绝后，康氏在京开会，召集人员，于11月份成立强学会。同月，康氏南下成立上海强学会。强学会标榜“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成“圣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孙中山曾经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中国的主张，但遭到李氏拒绝。得知中日甲午战争清军迭遭败绩的消息后，身在檀香山的孙中山召集进步华侨，组成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并很快进行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强学会、兴中会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人寻求民族救亡的探索进入新的阶段。强学会的成立，打破了清廷长期以来禁止布衣尤其是士子议政的律令，也突破了清雍正以来推行的“党禁”政策。尽管兴中会采用的是旧式会党形式，但是“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已非简单的王朝更替所能涵盖。

康有为，清光绪年间进士，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维新派代表人物

强学会遭解散后，康有为等人采用办报纸、学堂、学会等方式继续宣传变法。1897年11月，德国、法国、英国强占、强租、强借中国领土，全国人心激愤。康有为等人的活动也开始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陈述政情危急，变法迫切。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旨在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最终达到国家富强的革新政令，反映了维新派和帝党官僚的政治追求，但为顽固势力所不容，维新活动仅持续103天便告夭折。它的失败表明依靠开明君主，实现资本主义，建立类似英国、日本君主立宪政体的道路根本无法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