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上半叶道德社会学从洋科学变成本土科学的历程

（一）中国道德社会学的开端

1903年，严复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译为《群学肄言》，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这既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开端，同时也可以视为中国道德社会学的开端，依据有二。

其一，严复所用“群学”一词，来源于《荀子》：“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人类社会实现共同生活、分工协作以及建立社会组织和秩序的基础。据此，严复认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能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今夫士之为学，岂徒以弋利禄、钓声誉而已，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可见，严复已明确地将社会学视为认识和分析社会道德现象，寻求“正德之根本”的一门重要学科。

其二，在严复看来，道德状况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盛衰强弱的核心标准，“盖深知夫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强；本贫也，而忽富；本僿野也，而忽文明。必无是也。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希望通过介绍和研究社会学，以改变当时中国那种“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的状态，即“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近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虽然，严复希望通过社会学来帮助国人寻找社会治乱盛衰的原因，进而求得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策的良苦用心，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的反响，但是毕竟他以自己的努力，开启了道德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之路。

（二）马克思主义道德社会学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社会学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的，这得益于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李达、瞿秋白等人。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领域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妇女问题、自杀问题、农民问题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实际社会问题的一代风气，也成为马克思主义道德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1949）一书中认为：“道德是社会心理的一个方面，它暗示民众以‘行为的标准’，因而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工具。”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也是我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社会学的著作之一，该书“在20年代将社会学作为社会改良武器的思潮中，意图突出社会学社会革命的特点，尤其强调社会学作为‘谋人类之幸福’,‘铲除此种社会之缺陷’的‘轨范学’之任务”。可见，李达的研究也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社会学的理念。正是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社会学在我国得以传播和发展。

（三）道德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

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社会学本土化即中国化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30年代初兴起的，伴随着社会学本土化的脚步，道德社会学也呈现出本土化的发展态势。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社会学家们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向何处去”的主题，不同程度地触及道德问题。晏阳初、李景汉、陈翰笙、梁漱溟等一批知识分子倡导并实践的乡村建设运动，把包括道德因素在内的“愚、弱、贫、私”看成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主张开展文艺教育以救愚，开展生计教育、发展生产力以救贫，开展卫生教育、健民以救弱，开展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以救私。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农村道德状况进行分析和改造的过程。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上，道德同样是一个核心的要素。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机构是一种“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的社会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也就是说，乡土中国就是一个道德本位的社会。

道德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核心要素，固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学家都无法回避而且必须面对，也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学的本土化特色鲜明地体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与实践，几乎都是在广义的道德社会学的视域中进行的。

50年代初，受苏联的影响，道德社会学和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命运一样陷入困境，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停滞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