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新潮小说与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未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新潮小说所掀起的文学革命实在是意义深远的。这场革命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内无疑具有跨世纪的意味，它既是20世纪末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一次表演，同时又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预示了前景。无论是它的成就还是它的局限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梳理。
我个人觉得，新潮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之所以具有无可比拟的成就和话语价值，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它完成了20世纪几代中国作家一直想完成而又一直未能如愿以偿的对于文学本体的审美还原。新潮小说才真正把文学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从而实现了文学形态与社会政治形态、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分离。具体地来考察，新潮小说的艺术成就又主要体现为下列几个层面。
其一，新潮小说充分展示了汉语小说写作的丰富可能性。在新潮小说之前中国文学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是现实主义的写作范式。但这个范式很快就被新潮作家极端化的文本实验冲击得七零八落。新潮作家把西方的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心理主义、未来主义、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统统纳入他们文体实验的视野之内，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小说的主题内涵已经根本上脱离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理性的、直观的、对应式的反映论模式，而呈现出非理性的、模糊化的、难以解释的不可知景观。也就是说，现在新潮小说再也不像从前的小说那样好懂、好读了。另一方面，新潮小说形式层面上也难以再见传统小说那种具有因果逻辑性的情节和故事了，就是话语的讲述方式也都具有相当的陌生性。没有一定的智力和文学水平，一般读者已很难从容进入新潮文本了。即使是一个简单透顶的故事和情节在新潮作家别出心裁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的导演下也会变得生涩难懂了。特别是新潮作家把关于小说写作的思路从“写什么”转移到“怎样写”之后，“叙述”的地位在新潮小说中被强化到近乎神圣的地步。西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操练方式都被新潮作家置入了他们的文本中，中国小说写作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一切既大大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水平，有效地促进了汉语小说在叙事和形式层面上与西方先进文学的接轨，从而改变了中国小说对于西方文学长期以来的隔膜状况；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新的审美经验和新的阅读经验的生长。
其二，新潮小说对于西方先进叙述方法的大规模引进和出神入化的融会贯通极大地提高了汉语小说的叙事水平。新潮作家把“叙述”的地位抬到一种神圣的地步之后，在“怎样写”、如何叙述的问题上他们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西方从“新小说”派、意识流到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各路的形式实验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的文本中得到了重现。更为可贵的是，新潮作家在“引进”这些先进的陌生于我们的文学传统的叙述方法时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和主体创造性。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叙述方式虽然是“拿来”的，却是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驾驭的。因此，叙述方式的革命在新潮小说文本中总是给人以得心应手的感觉，他们仿佛不是“模仿者”而是创始人，在小说中进行着炫耀式的表演。而且，在新潮小说中“技术”与内容也不是处于“隔膜”状态的，充分中国化的故事和充分西方化的讲述总是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这既显示了这批新潮作家对于西方文学出色的感悟和把握能力，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当代小说整体叙事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事实上，对于新潮小说的整体评价，虽然众说纷纭很难统一，但对于它们在形式探索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文学界则是普遍认同的。就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来看，不仅新潮小说的文体形态有着鲜明的西方色彩，就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甚至通俗文学作品在叙述层面和言语方式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新潮小说的文本“技术”，从而在叙述方面烙上了“新潮”的痕迹，这就充分证明了“新潮”叙述方式侵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广度并提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叙事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小说艺术表现手段之丰富、小说叙述水平之高、文本形态之新颖都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从小说技术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新潮小说对于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
其三，新潮小说关于文学观念的大胆革命以及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大胆反叛、广采博纳的艺术精神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想象力和主体创造性。新潮小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开拓意义，其在小说观念领域所发动的革命不仅颠覆了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载道”传统，而且对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方向都具有无以替代的启示价值。新潮作家对于前文我们曾分析过的“文学是语言学”和“文学是主观想象的产物”这两个命题的强调都是对于“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传统认识论模式的致命打击。某种意义上，新潮文本的文体特征正是由这两个理论命题制导出来的，新潮作家对于语言的苦心经营，对于自身想象力的放大与夸张无疑都与他们崭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密不可分。事实上，正是在观念和思维革命的推动下新潮作家的主体性才得到了极度的发挥和张扬。而如果没有了新潮作家强烈的文学主体性，新潮小说那种多彩多姿的语言风格、出神入化不落俗套的艺术想象、新颖别致的文本结构、超越世俗超越经验的生存景观都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很大程度上新潮小说的文学革命还主要发生在小说形式领域，但在形式的背后是有着观念和思维领域的本质上的革命支撑着的。中国文学的本体性、审美性、主体性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如此强烈的尊重和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意识形态的分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并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可以说，新潮小说对于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的反叛不仅为当代文学的实践所证明，而且已开始作为一种理论成果逐步汇入了文学史的进程。另一方面，新潮作家在小说形式领域大胆反叛传统和文学权威话语的革命精神，也是人类一切艺术不断向新领地和新的高度进发的推动力量。新潮作家从诞生之日起可以说就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边缘处艰难生存的，他们标新立异的创作既受到文学主流话语的排斥，同时又受到广大读者的冷落。然而广大新潮作家却不为大的文化环境的压迫所动，甘心在冷落、寂寞的境遇中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创作，终于从世俗的罗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这批新潮作家身上蕴藏着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等一代代伟大作家所共有的那种反叛、求索、创新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实在是非常可贵而必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几十年来的单一化的传统和格局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来年内就被彻底打破，也正根源于新潮作家们对于文学的虔诚、坚持和热爱，根源于他们那种以高扬的主体性为特征的艺术精神的发扬光大。
当然，我们在对新潮小说的成就、经验和贡献给以充分的评价的同时，也应看到新潮小说也有着许多近乎先天性的局限。这些局限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新潮小说本身向更高境界的发展，而且给整个当代文学的良性、健康发展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因此，对于新潮小说的这些潜流和局限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相当迫切的了。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中国当代新潮小说在诞生伊始就内含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许多悖论和矛盾，这些悖论和矛盾实际上也正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界在世纪转型之际必须认真反思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一，新潮小说对于革命、反叛以及“自由”写作境界的极端化追求，却最终适得其反，恰恰导致了写作的不自由。新潮小说处理经验的形式和技巧都是极端化的。形式上，它要处理一些前所未有或至少中国还不曾有过的感知形式、语言表达形式、结构形式等；内容上，它要处理一些中国小说以前不曾或不忍或忌讳处理的经验、感觉、想象、幻想、意象等。对于写作者来说，极端化的处理无疑是一件难度和风险极大的事情，因而难免吃力不讨好的尴尬。更可怕的是，在这种“极端”身边，新潮作家心驰神往的“自由”却悄悄溜走了。新潮作家总是要反叛什么，总要革什么的命，这个反叛、革命的对象对他们的制约就太大了，使他们不管写什么都要走到极端的路上去，而把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轻易排斥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潮小说只是一种对象性的文学，是牺牲了的文学，是为了争取自由而永远与自由失之交臂的文学。
其二，新潮小说观念层面上对于个性的坚执和张扬与实际创作中的模式化和非个性化构成了一对触目的矛盾。新潮小说的历史虽然不长，却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化传统。不仅主题是千篇一律的灾难、性爱、死亡、历史、罪恶，而且叙述上也是千人一面的孤独、回忆、梦游、冥想。对于西方文学经典的模仿、翻译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典籍的改写已经成了这代新潮作家的一种最典型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无疑是对他们标榜创造性和独特性的文学姿态的有力讽刺。有人说用十部西方现代文学的经典就可以概括中国新潮文学的全部历史，这话虽然苛刻，但也确实击中了中国当代新潮作家们的要害。而在我看来，新潮小说也是最经不起比较阅读的文本：我们可以读单个作家的单个作品，但不能读他的全集；可以读一个作家的作品，而不能把他放在新潮作家群体中去阅读。我觉得，中国的新潮小说其实仍然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话语”，新潮作家只是陷在对西方文学话语的集体言说之中不能自拔，离开了法国新小说和马尔克斯图腾，他们注定一无所有。
其三，新潮小说对于纯审美艺术原则的宣扬不仅未能把新潮作家的作品提升到一个纯美的境界，相反却让他们的文本充斥了丑恶。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宣言和创作实践再一次呈现为一种破裂、分离和矛盾的状态。面对新潮作家笔下那鬼魅丛生、阴暗一片的丑恶世界，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那种所谓纯美的真实性，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他们对于丑恶的热情要远远大于他们对于美的热情。他们的审美能力究竟何在？他们的作品美在何处？对于这样的追问，新潮小说其实也是难以承担的。
此外，新潮小说的巨大矛盾还表现在新潮作家们超越、清高、先锋的文人姿态与他们世俗性的生存现实之中，表现在他们的孤芳自赏和媚俗举止之中，表现在他们对功利主义的讨伐和他们实际创作的功利倾向之中，对此我就不再申述了。而在这种种矛盾或悖论的背后，新潮小说的一些具体的局限和不足也就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个人觉得，新潮小说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文本自恋与语言的泛滥。
新潮小说在形式的实验领域确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新潮小说也滋生了浓烈的“唯形式主义”倾向。新潮作家在超越世俗、远离现实的同时日益沉迷于纯文本的语言制作中，文本自恋色彩和语言的极度泛滥也就成为新潮小说一个致命的弱点表现了出来。新潮作家往往沉醉于文本的游戏之中，任意挥洒语言，语词毫无节制，放任自流，彼此没有意义的关联和指涉，而纯粹在能指的自我增殖作用下进行自律化的反应。读新潮小说总是给人一种语言膨胀的感觉，新潮作家的语言暴力所导致的语言泛滥最终既淹没了文本的意义、故事、人物，也淹没了文本和小说自身。语言的泛滥最终只能导致对语言的消解和“失语”，正如新潮作家北村所认识到的那样：“语言可以是一个陷阱、一片沼泽、一颗朝你飞来的子弹或是别的什么，我总是想避开它们。在语言的包围中，我一度连掩体也没有了，就感到几乎静止不动了，一动不动，就变成一个没有影子的人，我才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语言和表达，而是失语。”[1]我们承认新潮作家对于小说“语言性”的重视对于文学的审美还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任何事情都应有个限度，新潮小说玩弄语言的游戏化态度本质上已经走到了其文学革命的反面，而成了对这种革命的嘲弄与反动。伴随新潮作家文学革命的那种对于文学的忠诚和热情也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海德格尔指出：语言的狂欢是艺术自戕的最后仪式。黑格尔也曾批评说：“认为独特性只产生稀奇古怪的东西，只是某一艺术家所特有而没有任何人能了解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独特性就只是一种很坏的个别特性。”
其二，人文关怀的失落。
我们曾对新潮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新潮小说艺术精神的获得却又导致了其人文精神的失落。艺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矛盾可以说也是新潮小说世界内一对很醒目的矛盾。新潮小说对于把当代文学从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来说功不可没，然而新潮作家又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消解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同时，把文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等等也全部消解了，从而不知不觉之中就落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陷阱。新潮作家缺乏人文关怀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新潮作家对于生存黑暗的夸张言说，在他们的文本中人性的罪恶、生命的脆弱、灾难的不可抗拒等织成了一道强大的生存之网，而所谓崇高、神圣等等的精神话语都被他们无情地放逐了。他们把人无一例外地驱入沉沦和深渊之境却绝不给其指明救赎的希望。这种冷酷和残忍建立在他们对于人和生存的悲观主义态度上，因而他们也不愿对人的精神前景给以关怀。从单个的作品来看，新潮小说可以说都是相当精致艺术成就也相当高的，但无论就单篇还是从整体来看，新潮小说都没有那种“伟大”意义上的作品。自然，我们就更不用期待中国的新潮作家们向我们提供“史诗性”的作品了。而实际上，从整个人类文明史和世界文学史来看，大凡史诗性的“伟大”作品都是与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人文关怀密不可分的，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是如此。而中国新潮作家们则显然更陶醉于技术主义的操作和游戏，许多作家可以轻易地把写作视为跟搓麻将、逛大街、下馆子、玩游戏机没有多大区别的事情。写作被称为“写字”（王朔语）——它只不过是将桌上的麻将牌换成一叠纸、一支笔而已。有的作家甚至将写作与玩牌游刃有余地交叉进行。这种没有生命感动也没有生命体验的“玩性”的写作境况不仅带来了他们作品的矫情与伪饰，也使作家的人格面貌变得暧昧不清，他们仅将一些外在化的生活物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却放弃了对人物精神深处的挣扎与苦痛的关注。他们笔下到处飞溅着大师式的故事、大师式的结构和大师式的语言，却唯独缺乏大师式的大质量的心灵。大师的笔是人类的笔，大师的小说可以称为终极的小说，它们与人类的精神产生联系，在大师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大师那颗与人类相通的忧伤或燃烧的心。大师有能力将他笔下的个体朝类性转化和升华，从而使全人类都热爱他们的作品。在此，我们目睹了中国的新潮作家们与大师们的惊人差距。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新潮作家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躺在他们的“形式”温床上不思进取，一任文学的人文精神长期流失，那么新潮文学的前景将会令人大为怀疑。此外，就新潮小说的整个历史来说，那种极端化的个人主义和世纪末情绪都显得过于浓烈了，罗素曾说：“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和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真理不再需要请权威来肯定了，真理只需要内心的思想来肯定。于是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一种趋势，在政治上趋向于无政府主义，在宗教方面趋向于神秘主义……结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上，就都有一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起初这是作为一种精神奴役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但它却是朝着一种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而稳步前进的。”[2]某种意义上，新潮小说对于人文关怀的失落也正是罗素所指出的这种病态倾向的一个极好的说明。
其三，当代性失语。
出于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黏着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的反动，新潮小说在小说观念上采取一种反抗现实的态度，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历史”的迷雾笼罩了新潮小说的全部艺术世界。我们不否认“历史”作为一种小说形式框架对于新潮作家反抗现实意识形态、专注文体实验的特殊意义。事实上，新潮作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西方近一百年来的叙事成果进行卓有成效的操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历史”作为一面保护伞巧妙地隔开了意识形态禁忌并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审美空间。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新潮作家太喜欢“历史”这个避风港了，他们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各种野史、稗史之间任想象力任意发挥，把当下的生存现实似乎彻底遗忘了。这里，对于“历史”的夸夸其谈和对于现实以及当下生活的失语又构成了新潮小说的另一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新潮小说读来仿佛就是一种历史典籍和遗物，而全然没有当代生活的气息。一时间，有关地主、土匪、老爷和姨太太等人的陈年旧事从历史的尘埃中走了出来，大摇大摆地占领了新潮小说的主要领域。如果说苏童、叶兆言等的“历史”情怀还表现出了对历史的诘问的话，格非则完全遁入历史自身的愉悦当中了。他无意于去探查历史的意义，历史只是一个推远了的生存背景。一旦历史话语的权威性消解，格非那由中心向边缘的话语运作便成了对人类意识的围困，人置身其中，只剩下永远找不到答案的疑问：“敌人”是谁？“青黄”是什么？“傻瓜”何指？显然，新潮小说的历史主义梦想使其文本在消解历史和现实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就陷入了虚无的泥坑，成为一种本质上无根的文学。诚如陈晓明分析新潮作家时所指出的：“对于‘晚生代’来说，‘文革’是错过的、无法进入的历史，却也因此成为永久的记忆障碍，它那‘神奇的真实性’被抽象化为记忆的形式，它的那种造反、反叛、革命、暴力，乃是一次纯粹的艺术创造。因为经过‘文革’，知青群体成为‘新时期’的神话主角；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晚生代’无法讲述‘新时期’反‘文革’的神话，这是一次神奇而伟大的掠夺。虽然他们没有成为‘文革后’的历史主角，然而他们却完成了一次‘后文革’的艺术革命。”[3]我们不要求文学与现实生活同步，也不要求文学做现实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文学应该具有它自己独立的当代性审美品格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意义上，新潮小说对于当代生活的熟视无睹和哑口无言如果不是逃避生活的不良倾向的显露的话，至少也是缺乏把握和表现当代生活能力的一种有力证明。而新潮作家的当代性失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新潮作家艺术想象力丰富与单一这对矛盾的体现。毫无疑问，新潮小说的创作者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展现了其想象力的活跃与丰富，种种他们并未曾亲身经历、体验过的生活、场景、事件、人物活灵活现地溢于笔端。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如上文所分析的却不约而同地朝着自己的童年或“历史”的方向伸展，而很少涉足现时态下的生活，即使偶有下笔也不及前者那样出神入化，在这个意义上新潮作家的想象力又显然过于单一了。我觉得，新潮小说只有将自己艺术想象的翅膀朝各个不同的方向纵横驰骋才会更有前途。世纪末的钟声已经敲响，对于中国当代这批最具才华的作家，中国文学界无疑寄予了厚望。我对新潮小说也并不悲观，我相信21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与希望也正孕育在眼下这些充满矛盾的新潮小说文本中，新潮文学的繁荣和成熟都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梦想，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注释
[1]北村．失语和发声．文学自由谈，1991（2）．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3，20．
[3]陈晓明．无边的挑战．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