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和滕宗谅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也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诡辩学者。滕宗谅（991—1047年）也就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那位滕子京，是北宋时期的一位政治活动家。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古人，对于产权界定策略性问题的认识，却有着共通之处。

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产权界定的意义在于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产权界定越清晰，产权边界越明确，产权功能就越完善和强大。不过，作为一个经济过程，产权界定是需要成本的，更清晰的产权意味着更高的产权界定成本。同任何经济活动一样，产权界定也要求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的原则。在既定成本下实现最大收益或者在既定收益下做到成本最小，这是决策的基本原则。现实世界是一个正交易费用的世界，就产权界定而言，知识、经验、技术及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影响产权界定成本的因素。在产权界定收益可以预期的情况下，成本—收益分析要求对产权界定的清晰程度作出策略性的处理。如果清晰界定产权的成本过高，保持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可能是可行且必需的。按照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中的说法，有一些资源由于其内在性质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在界定产权过程中知识、经验及信息的有限性等等，其产权注定得不到清晰的界定。在产权界定过程中容忍某种程度的产权不清晰，就是现代经济学中关于产权界定的策略性的表现。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家，西塞罗对产权问题的思考有着现实主义的特点。处在罗马从共和向帝制转变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塞罗既认识到产权的清晰界定对于维护骑士阶级利益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由于产权清晰界定面临的困境从而对产权界定过程进行现实性和策略性处理的必要性。他相信产权界定对经济活动的积极意义，相信清晰的私有产权对于效率改进以及实现社会公正的促进作用。同时他还充分认识到，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绝对清晰和绝对公正的产权可能意味着高昂的代价，从而可能是不现实的。如果产权界定的目的在于效率的改进，那么公平似乎就不是绝对的要求。当然，如此现实主义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对公平的忽视。公平是产权界定的基础，没有公平就没有产权。不过，在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中，如果公平追求妨碍了效率的实现，那么适当放松对公平的要求也许更加可行。西塞罗强调，某些情况下，已经建立并运行的产权结构可能存在对公平的损害，但是如果重新界定产权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效率，则承认并维持并不那么清晰和公正的现有产权是必要且可行的。西塞罗用以下故事解释了产权界定的策略性问题。

雅典的子城西西昂在僭主统治期间，最富有的600户人家被放逐，他们的财产被剥夺。50年后，阿拉图斯解放了西西昂，召回了被放逐的富户。此时，经过50年的买卖、继承、抵押等等，原来的产权结构已经被打乱。即使最初对富户财产的剥夺和分配是不公正的，在这几十年间通过交易获得的产权却可能是公平合理的。此时，剥夺现在的占有者并不公正，而不对原来的所有者进行补偿也不合理。于是阿拉图斯来到富饶的亚历山大里亚，向富有的托勒密国王筹措到一大笔钱款。阿拉图斯召集来那些被放逐的富户，努力使他们相信放弃原有的财产权而接受等值的现金补偿是可取的。大家听从了阿拉图斯的建议，接受了新的财产方案。阿拉图斯以卓越的智慧保证了和平的实现。

西塞罗策略性处理产权问题的思想在中国宋朝的滕宗谅那里得到过有效的实施。滕宗谅是因为经济问题被贬到岳州的。当年他曾经是边疆大员，负责戍守西北边关。因为违反财经纪律动用军费交好驻地豪酋被政敌举报，被贬至岳州做太守。滕宗谅初到岳州的时候，那里还百业废弛，经济凋敝；经过他几年的励精图治，岳州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宗谅决定重修岳阳楼，以彰显自己的宏伟抱负和治世才能。资金来源是一个问题。他不想再动用公款，只能想其他办法。当时在岳州盛行的“三角债”为滕宗谅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提供了思路。滕宗谅来到岳州之前很多年，岳州曾经百业兴旺，商业繁荣。那一时期，商人之间相互借贷，形成复杂的三角债和多角债。在滕宗谅来到岳州前后的不景气时期，由于经济的凋敝，债务的清偿成为严重问题。滕宗谅到任之后，经济逐渐复苏，债务人的清偿能力逐渐增强。不过，由于迁延太久，债务清理困难重重。滕宗谅想到，对于繁复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言，债权人亲自追讨债务面临种种困难，清理的成本可能高于其净值。如果债权人放弃其债权追求，由政府帮助追讨并将其转化为公共建设的捐款，对债权人可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滕宗谅于是发布告示：民间凡是债权债务关系确实存在而债权难以追讨的，可以向政府申诉，政府代为追讨，追讨回来的金额将用于岳阳楼的重修；凡是因为债权债务关系而捐赠于岳阳楼重修建设的，政府都将给予旌表。告示发出，债主纷纷告发，欠债者也争相奉献。滕宗谅借此募得一万缗钱币，完成了岳阳楼的重修工程。

对于滕宗谅的做法，历史上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被现代经济学看成是策略性解决产权问题的创举的做法，实际上存在着模糊私人产权，甚至是破坏私人产权神圣性的嫌疑。作为政府干预市场自发运行的一种形式，滕宗谅的做法似乎是一个恶例。不过，思想或者理论总是要服务于现实的需要。某些情况下，追求绝对的产权清晰或者产权界定中的绝对公正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可能会得不偿失，因此策略性地处理产权问题有其必要性。西塞罗的想法和滕宗谅的做法，要求债权人放弃无法有效实现的私人产权，将私人债权转化为公共资源，表面上模糊和破坏了私人产权，却最终为资源价值的实现找到一条有效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西塞罗和滕宗谅对我们今天可能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