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当配角是大智慧

瓜田

近读方蕤女士写王蒙的一本书，生发出一点感想来。

1979年6月，王蒙夫妇从新疆回到北京。方蕤的一位同学问她：“你到新疆，一去就是十六年，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方蕤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来：“收获可大了：第一，王蒙学会了维吾尔语；第二，深入了基层，和维吾尔族农民打成一片，交了许多朋友，写作有了深厚的生活底子；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陲，那里简直是一座避风港，在关键时刻，被善良的维吾尔族农民保护起来了……”孰料这滔滔不绝的回答，并不能令同学满意。“我问的是你，是你自己怎么样？”同学穷追不舍。方蕤愣住了，她写道：“蓦地，我哑口无言，窘迫得无地自容。”

于是，方蕤开始寻找自己。是啊，她在哪里呢？她终于找到了：她在王蒙的生活中，在王蒙的梦中，在王蒙的写作中，在王蒙的一切活动领域中，在王蒙多变的时空中……她说：“与其说，我消融在岁月中，不如说是我消融在王蒙的魂灵里。自我和王蒙结婚以来，不由己地，我的心是想着他的，我的目光是看着他的，我做的事是为着他……但我愿意这样做，只要对他的写作有益，我绝不吝惜付出一切代价。其实这也不值得一提，而且我和王蒙从来没讨论过什么谁付出多寡或谁得到什么。那本是我的意愿。”

世上的每一个人，也不管是多大的天才，他的精力和时间都为一个常数，能够准确计算出来，如果什么领域都想染指，势必就会“样样通，样样松”，当时可能挺热闹，过后看，多半一事无成。钱锺书和陈寅恪都堪称大才，但他们从不旁骛自己陌生的领域。他们俩均有“怠慢”当时的政治人物、政治活动的有趣故事。“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头钻进杂交水稻的科研之中，“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说出“‘八字宪法’中缺了一个‘时’字”这样的话来。有人提醒他：这是毛主席说的。他冒出一句更加“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话来：“毛主席不是学农的！”袁隆平正因为专注杂交水稻的发明创造，所以才搞出了大成就。作家也罢，学者也罢，最忌琐务缠身。很难设想，王蒙既生炉子又买菜做饭，还洗衣服打扫房间，或者去找修理工通通下水道，带猫狗到宠物医院去看病，而他的写作丝毫不受影响。

可以说，方蕤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于是她甘当配角，主动做出牺牲，放弃一部分自己的事业追求，成全王蒙的创作活动，使王蒙成为大作家。事实证明，方蕤选择对了。她把琐务都揽到自己身上，这就为王蒙的创作营造了一个好的客观环境，有利他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作心态。换句话说，王蒙能够安心创作，成为深受社会欢迎的著名作家，与她的奉献和牺牲断不可分。应该讲，王蒙的“军功章”里有王蒙的一半也有了她的一半。

在事业的拼搏中，许多人都愿当主角，不喜欢当配角。其实，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专业，主角总是少数，大部分人是配角。所谓“团队精神”，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你会不会审时度势，陈力而就列。有勇气承认自己是配角，并积极地做好配角，其实是大智慧。在现代社会，一个人能搞成事业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越大的事情越要许多人通力合作。于是乎，懂得当配角的学问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