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里讲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具体运用中，发生着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在如何科学对待问题上的变化，二是在如何丰富发展问题上的变化。

在“科学对待”上，对我们原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四个分清楚”的要求，“四个分清楚”是指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对“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和“经典作家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关于所有制和分配理论”，以及相关的“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和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等作了专题研究，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取得突出成效。

“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课题组在研究中提出：分清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能够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分清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能够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确定正确的方向，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活力和吸引力；破除教条式的理解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真正实现解放思想，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广阔的空间；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有助于在与错误理论作斗争的过程中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历史、理论和社会经济关系现实变化的结合中，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时代意义。对历史而言，我们要根据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以及他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去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理论而言，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的历史问题）。从理论的本质属性看，我们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开放和发展的本质。就现实而言，它既包括对“历史的现实”的理解，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面临的实际任务的理解。我们要努力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解决新的实际任务而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判断。要随着现实的变化、实践的展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创新和发展，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丰富发展”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在“丰富发展”上，还特别表现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和运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新的理论滋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1978年3月，邓小平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里提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见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这一长期被湮没的理论观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中得到显著运用，由此而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中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

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不仅对为我们所熟知的“五大形态”的经济社会演进理论有着广泛的研究和运用，而且还对我们所不熟知的“三大形式”的经济社会演进理论作出了新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关系的演进中，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发展，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第一大形式的特征。这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只是直接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第二大形式的特征。一方面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已经解体，另一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普遍发展起来的产品交换关系，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中，才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形式是以自由个性发展为特征的。这一社会形态中的“自由个性”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个人的全面的发展；二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作了理论铺垫，为以人的发展为主体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的探索中，发掘了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理论的深刻内涵。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来说，“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像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等这样一些“积极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所“占有”。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解中，一方面深刻把握《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观点，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另一方面也深刻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同上书，592页。）。对这两个理论判断作出全面的、辩证的理解，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既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总趋势，也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的时代总格局。这种并存，既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有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及其历史趋势，处理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原理。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特别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559、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深感于此，更能理解“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注：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09-29。）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赋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重要思想以新的理论活力。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的这些新的研究和运用说明，中国政治经济学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时，也在正本清源，厘清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也在拓展视野，丰富并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