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帝降临广西：上帝教的问世

洪、冯二人经山径、石田、荔枝铺、金庄、南丰、鱼捞来到封川，然后西行进入广西境内。由于不识路，他们摸索前行，沿途人烟稀少，村乡疏落，山路险僻，只有在偶遇茶寮时才能买饼充饥，可谓备尝艰辛。洪、冯所表现出的这种冒险开拓精神和非凡毅力与客家民风的熏陶有很大关系。客家人在谋取生存时，必然会遇到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压力，惟有意志坚定、出类拔萃的人才能顺利地完成迁徙，并在异乡站住脚跟。在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外力刺激下，客家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富有开拓冒险精神。

1844年5月21日，洪、冯终于平安抵达广西浔州府贵县（今贵港市）赐谷村，落脚在洪秀全表兄王盛均注33家。赐谷村位于贵县县城东北五十余里处，毗邻桂平县（今桂平市），周边地区汉、壮、瑶杂居，其中汉民大多是从广东迁移过来的客家人。在以书面、口头形式积极布道的过程中，洪秀全做了两件在当地引起轰动的事：一是诗斥六乌庙，二是营救王为正。

六乌庙坐落在六乌山口。相传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此邂逅，互对山歌，两情相悦，然后双双殉情；当地人纷传两人是得道升仙，便立像祭祀。洪秀全不以为然，认为这对男女并非夫妻，“淫奔苟合，天所必诛”，所谓得道一说过于荒谬，便作诗斥责道：

举笔题诗斥六乌，该诛该灭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

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注34

事后，“迷信的土人，哗然鼓噪，纷起反对，几闹出大事”注35。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六乌庙的传说原本是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洪秀全由此“乃悟广西淫乱，男女和歌，禽兽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注36，显然是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误解或偏见，反映了他在对待男女关系问题上的偏执心态，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时下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据传时隔不久，该庙神座便被白蚁蛀蚀，人们误以为这是洪秀全的神力所致。

王为正是王盛均之子，被人诬告入狱。在王盛均的央求下，洪秀全投书县衙申述冤情，同时劝王盛均拜上帝，朝晚祈求上帝搭救王为正。不出半个月，王为正果然获释。这件事似乎印证了上帝的权能，同时也使人们对为此奔走呼号的洪秀全更加刮目相看。于是，拜上帝的人日渐增多，其中王为正成为一名热诚的信徒。

洪秀全前后在赐谷村盘桓半年。鉴于表兄家生活拮据，洪秀全不想过多添累，便于9月初打发冯云山等人先行返粤。 11月中旬，洪秀全独自从浔州沿水路返乡。月底回家后，他才得知冯云山仍然滞留在浔州。

通过此次近八个月的出游，洪秀全不仅丰富了人生阅历，加深了对社会现状的了解，还积累了布道经验，并初步构建了他自行领会的宗教理论。在逗留广西期间，洪秀全分别写有《原□□经》《劝世真文》《百正歌》《改邪归正》等，“共有五十余帙，一一劝人学好”注37。回到家乡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发展信徒，同时又陆续撰写了一些宗教诗文。以上这些作品大多已经亡佚，流传至今的仅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其核心思想是奉劝世人遵循上帝教诲，做正人，行善事。他还现身说法，言之凿凿地说：“真言语，不铺张，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注38

在这些宗教诗文中，“正”与“不正”是洪秀全反复解析的两个道德概念。其中，《百正歌》是一首不足500字的宗教劝诫诗，强调“正乃人生本性”，呼吁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各守本分。作者列举了尧、舜、禹、稷、周文王、孔子等古代圣贤，赞颂他们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楷模，所以鬼服人钦，民安国定；同时列举了桀、纣、齐襄公、楚平王之辈，谴责他们淫妹纳媳、纵欲贪色，因而招致国破家亡或被弑、被鞭尸的厄运；认为“一家不正多乖逆，一国不正多争竞”， 将“正”与“不正”视为决定个人祸福与国家治乱的根源。《原道救世歌》则从正反两个方面具体阐释了“正”的含义，一面以古代圣贤为例，宣扬非礼四勿、孝亲、忠厚、廉耻、仁义、知命安贫等行为规范，一面痛斥了六种“不正”的行为，即奸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宣称“不正天所恶，能正天所亲”，“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呼吁世人“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在《原道醒世训》中，作者谴责了国与国之间、省府县乃至乡里各种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象，认为其根源在于“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并借鉴《劝世良言》中的论点，提出了 “天下一家”理论。

“天下一家”概念在《原道救世歌》中就已提及，内称“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原道醒世训》则对该概念作了进一步铺陈。作者强调，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故“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彼此情同骨肉，本不该存在此疆彼界之私和尔吞我并之念，理应“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洪秀全所心仪的理想社会蓝本是传说中的古代大同社会。他就此描述道：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文中孔子的这段话引自《礼记·礼运》，但“是故谋闭而不兴”句被添加了“奸邪”两字。在洪秀全看来，“善正”是上帝真道的要旨，人们只要遵守天诫，彼此视同手足，习善正，弃奸邪，便可以返璞归真，重现大同社会的光景。

《劝世良言》是洪秀全接触基督教的启蒙读物，也是惟一的读物，对洪秀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通过上文可以看出，洪秀全此时的宗教思想仍然与梁发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首先，《百正歌》等诗文都带有极为浓厚的儒学色彩，而基督教的痕迹较为淡薄。这是由洪、梁两人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所决定的。其次，洪秀全尽管没有跳出《劝世良言》的窠臼，热衷道德说教，推崇道德救世的途径，但他对社会的批判态度远比梁发激进，改造社会的意识也更为强烈，在宣扬安贫乐命的同时，急切呼唤着公平正直之世的来临。最为重要的是，洪秀全十分强调自己梦中异象的权威性。

洪秀全其实也有像梁发那样加入基督教会的机会，曾经在广州与美国南浸会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1802—1871）密切接触了三个多月。

罗孝全牧师于1837年来华，起初在澳门、香港活动，一度做过郭士立牧师的助手。1844年5月来到广州传教，不久在南关天字码头东石角设立教堂，名曰“粤东施蘸圣会”注39。在得知洪秀全在乡下自行传教的经历后，罗孝全便让其中国助手周道行写信邀请前者来广州。洪秀全也一直想有机会印证自己通过自学《劝世良言》所领悟的基督教知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在洪仁玕的陪伴下兴冲冲地来到广州。在罗孝全处，洪秀全首次直接阅读到《圣经》。他参加了教堂的《圣经》班，每天除念诵《圣经》外，还听传教士布道两小时。罗孝全虽然对洪秀全所陈述的梦中异象感到费解，但仍然对他流露出很大的兴趣。在3月27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罗孝全写道：

三四天前，有两名问道者从二三十英里外的乡下来到我这里，惟一的目的是接受福音指导！他们都写了一份材料，陈述他们的心灵体验，这导致他们来此受教。他们所写的材料简练明了，叙事清楚，令人满意，读后使我确信主已乐于感化他们，驱使他们抛弃偶像，来寻找救世主！……其中一人的陈述与罗马百夫长哥尼流的陈述极为相似。如果是在使徒时代，我就会用《圣经》语言坦白地说，他见到了天上的景象，天使为他指点迷津，教他一些前所未闻的东西，其中有些他似乎已经有所领悟，另一些他承认还茫然无知……这两个人是我今年所遇到的第一批问道者，在迄今我所听说过的所有中国人的经历中，他们所自述的那些经历是最令人满意的。

罗孝全赞许洪氏兄弟“都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并乐观地说：“现在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学习，我几乎相信，是主送他们来这里的。果真如此，不用多久他们就会被吸收进教会。”注40

正如罗孝全所期望的那样，洪秀全很快就正式提出受洗入教的请求。于是，教堂便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受理此事。该委员会对洪秀全进行了详细考察，包括在洪氏兄弟的陪同下赴花县进行数日调查，然后向教堂提交了一份持肯定态度的报告。罗孝全的两名黄姓助手担心洪秀全会抢走自己的饭碗，便怂恿他提出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洪秀全果然中了圈套。教堂正式举行面试时，主持人罗孝全在就要决定吸收洪秀全的时刻提醒说：“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的报酬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洪秀全懵懂地回答道：“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以后将怎样维持生活。”注41事态遂急转直下。由于被视为入教动机不纯，洪秀全受洗一事被无限期地推迟。

失望和懊悔之余，洪秀全因为在广州没有生活来源，加上不知道何时才能受洗，便于7月21日动身前往广西,拟与冯云山会合。于是，洪秀全与基督教会擦肩而过，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洪秀全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对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洪秀全只身二次入桂，一路上经受了更大的考验。当行至梅子讯时，他路遇十余名持械的强盗，行李银钱被抢劫一空，包括一柄护身用的长剑，仅剩下替换衣服。在搭船前往梧州的途中，囊中羞涩的洪秀全每天只吃一餐，整日愁闷不已，幸亏同船几位热心人垫付饭钱，并奉赠数百文，这才解了他燃眉之急。辗转赶到贵县赐谷村后，洪秀全获悉冯云山在紫荆山。

当年离开赐谷村后，冯云山并没有按照洪秀全的意思返回花县。为了继续布道，他在浔州府（与桂平县同城而治）逗留月余，然后随几名雇工一同进入西北60里处的紫荆山。紫荆山属于大瑶山南端的支脉，层峦叠嶂，山青林密，地势险峻。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报告描述：

紫荆山在桂平县的西北端，和大藤峡相毗连。山区里包括西北面的白马山、双髻山，西南面的鹏隘诸山。西面以双髻山为孔道，南面以风门坳为门户。群峰罗列，巍巍壮观。

风门坳是紫荆山南端长约十余里的峡谷，是个最险要的谷口，也是发源于紫荆山而流至新圩的紫水水口。风门坳和金田村的犀牛岭前后相对峙，是俯瞰新圩平原的一个制高点。紫荆山西端的双髻山是万峰重叠、岭表插云的一个天堑。注42

山中的峡谷地带零星分布着一些村庄，有数百户人家，几乎都是康熙年间从广东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主要以伐木烧炭、种蓝靛为业，间或垦荒种田。各村之间仅有羊肠小径相贯通。

冯云山进山后，先后落脚在古林社、高坑冲等村落，为维持生计干过不少粗活，诸如担泥、拾粪、割禾打谷等，后来改做塾师。通过深入接触当地民众，冯云山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拜上帝、废偶像，“间有信从真道焉”注43。1846年，他设馆于黄泥冲富户曾玉珍家。在他的努力下，曾玉珍、曾云正父子及其族人相率皈依上帝。正是凭借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冯云山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终于以紫荆山为中心，先后发展了两千多名信徒，成立了一个以拜上帝为主要特征的宗教组织——“上帝会”注44。

洪秀全打听到冯云山的下落后，没过几天便在王为正的陪伴下赶往紫荆山。1847年8月27日，阔别三年的洪、冯两人在黄泥冲会面，彼此百感交集。冯云山是洪秀全最早、最忠实的追随者，他独自在紫荆山布道时，仍然遥奉洪秀全为教主，刻意维护、树立洪秀全的权威，包括渲染洪秀全在梦境中所见到的异象。因此，“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注45。女信徒杨宣娇还绘声绘色地说，十年前她灵魂升天时，一位老人叮嘱道：十年后将有一人从东方来，教你如何拜上帝，你要真心顺从。注46如今神秘的洪先生果然来到了紫荆山，预言得到了印证。在这种背景下，洪秀全众望所归，顺理成章地被拥戴为上帝会领袖。

洪、冯的会合揭开了广西布道活动新的一页。在罗孝全牧师处，洪秀全接受了为期数月的正规的基督教训练。为了保持自己创设的上帝信仰的延续性，他不可能全盘照搬在广州所学到的基督教知识，但可以移花接木，有所取舍地对酝酿多年的宗教体系加以补充完善，包括修订吸收新信徒时的洗礼仪式，日常的礼拜仪式，所使用的祈祷文，作为宗教戒律的十款天条，等等。在冯云山的协助下，洪秀全每天“写书送人，时将此情（指独尊上帝、废弃偶像，引者按）教导世人，多有信从真道焉”注47。于是，上帝会信徒日众，并涌现出一批骨干成员，诸如紫荆山的曾云正、卢六、杨秀清、萧朝贵，金田村的韦昌辉注48，贵县的石达开。进入紫荆山才一个多月，洪秀全便与冯云山等人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注49，不久便从黄泥冲移居高坑冲。这说明随着上帝会羽毛渐丰，以紫荆山为基地逐渐向周边地区辐射，洪秀全等人已经开始有步骤地酝酿一个更加长远的发展计划。

按照宗教学家的解释，宗教的基本要素由内外两个部分构成：内在因素包括宗教的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外在因素包括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注50显然，洪秀全1843年开始拜上帝与建立宗教组织并不是一回事，上帝会与上帝教也不是同一个概念。等到洪秀全二次入桂、正式成为上帝会领袖后，上帝教才具备作为一个宗教的上述内外要素。也就是说，上帝教正式问世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致认为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名叫“拜上帝会”，所有的相关论著、工具书和教科书均持这种说法，似乎已成不易之论。但细加考证不难发现，“拜上帝会”说其实并不能成立。

国内最早持“拜上帝会”说的学者是简又文先生。在1944年初版、1946年再版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一书中，简氏在卷三专列“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之真象［相］”两节，阐述了这一观点，并用确凿无疑的口吻说：“‘拜上帝会’是正式的原来的会名，见《起义记》，附印汉文原字。史籍有作‘上帝会’，或‘尚弟会’者，皆误。”注51至于“上帝会”一说何以不能成立，简氏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考释。

文中提到的《起义记》是《太平天国起义记》的略称，系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口述，用英文撰写的《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一书的中译本，而译者正是简又文先生。韩山文一书于1854年在香港出版；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重印时，同时辑录简氏中译本，成为中英文对照本。原著有云：

They formed congregations among themselves,gathering together for religious worship,and became soon extensive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 ”.注52

简氏译文为：“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注53正是依据这一记载，简氏力持“拜上帝会”说。学术界自此陈陈相因，遂使“拜上帝会”说成为一种流行的说法。

按照考证学原理，孤证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是铁证。那么，简氏持“拜上帝会”说的这条证据是不是铁证呢？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和最早的信徒之一，但他始终没有随洪秀全去广西活动。关于广西的布道情形，他是在洪秀全从广西返回家乡后，断续从其口中得知的。韩山文一书在“The congregation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旁特意附注“拜上帝会”四个汉字，说明洪仁玕确实认为冯云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名叫“拜上帝会”。不过，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没有就这一细节留下任何线索；而洪仁玕毕竟不是当事人，对于洪秀全的口述，他的理解是否正确、记忆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拜上帝会”说的可靠性。因此，“拜上帝会”说是否能够成立，单凭洪仁玕的陈述是不足为据的，必须结合其他记载进行一番考证。

在西方人的相关报道中，不少文字都谈到这一细节。英国驻华外交官密迪乐（T.T.Meadows）沿袭韩山文的说法，认为太平军最初建立的宗教组织名为“拜上帝会”（The Society of God-worshippers）。注54英国人呤唎（A.F.Lindley）在谈到此事时，则是一字不误地抄自韩山文一书。注55

但相比之下，更多的西方报道持“上帝会”一说。《中国丛报》在1851年7月刊文指出：“广州及邻近地区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他们与外国人和基督教有某种联系，常以‘上帝会’（Shanti hwui）之名被提起。”注56《中国之外友》在1852年5月24日的一篇报道中，两处提到广西“叛军”名为“上帝会”，分别标注为“the Shang te Society”和“the Shang-te hwuy”。注57罗孝全牧师在同年10月6日的一封信中亦云：“据传，叛军的部分成员是由自称为‘上帝会’（the Seongti Society,i.e.,‘The God Society’）的一个团体组成。”注581853年访问过太平天国都城的英国海军军官费熙邦（E.G.Fishbourne）也说太平军的原始组织名叫“上帝会”（the Society of God）。注59

清方记载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说法。1851年秋，清钦差大臣赛尚阿的翼长、广西按察使姚莹致函胡林翼说：“粤贼情形本分两种，一为会匪，乃广东人，习天主教传染而来，其党沿及粤西、湖南、贵州各省，实繁有徒，几于遍地皆是……粤西现在名为‘上帝会’，实即天主教之会也。”注60张德坚《贼情汇纂》亦称“洪逆等结盟之始曰‘上帝会’”注61。

上述报道尽管消息来源不一，但都持“上帝会”一说，而且大多认为该名称是信徒们的自称，值得重视。在写于1853年6月末的一封信中，美国长老会哈巴安德（A.P.Happer）牧师讲述在广州与一名太平军信使会面的情形，内称该信使亲口对他说，“上帝会”（Shangti hwui）是他们用来称呼其团体的名称。注62这是一条较为有力和直接的证据。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里佐拉蒂（Rizzolati）在同年1月的信中甚至说，太平军的旗帜上写有“上帝会”（Xam-ti-houoei）三字。注63

从字面上分析，“拜上帝会”与“上帝会”的含义实际上是一致的，都是说该宗教组织以“拜上帝”为主要特征，区别在于前一种名称多一个“拜”字。“拜”字原指表示恭敬的一种礼节，后来引申为通过某种仪式结成一定的关系，如“拜师”“拜堂”“拜把子”。有清一代，“拜会”一词有着一层约定俗成的含义，指参加民间秘密团体（教门或会党），“拜”字作“参加”“加入”解。1821年（道光元年）广西官府颁布的《乡约条规》便云：“劝我民，莫拜会，拜会结盟罹重罪。告发获破受严刑，禁押折磨贻后悔。路边墟口挂人头，都是从前逞强辈。好百姓，莫拜会。”注64这在其他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初九日的奏折中说：“信宜县土贼凌十八，在该县大寮寨地方聚党二三千人，拜上帝会，打造器械，肆行劫掠。”注65文中“拜上帝会”显然作“参加上帝会”解。又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浔州府志》卷二十七辑录谭熙龄《紫荆事略》一文，内称洪、冯等人“煽惑愚民”，“而上帝会之名目流播闾阎，愚无知者纷纷从贼矣”；又说在金田起义前夕，“流贼蜂起,四境骚然”，“顾向之从贼者，类皆自逸去，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注66。谭熙龄是浔州人，《紫荆事略》系在多方稽考核实的基础上写成，较为可信。按照谭氏的解释，洪、冯的宗教组织名叫上帝会，而且是自称；所谓“拜上帝会”，即参加上帝会之意。

太平军士兵李进富的供词则为辨明这一史实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李进富是桂平县紫荆山区鹏隘山人，起义后不久被俘。他在口供中谈到当初各地“拜会”的情形，并说自己是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间“与哥子一同去拜尚弟会”注67。供词系清吏笔录，故“上帝会”被改易为“尚弟会”。李进富还分别提到“均去拜会”“前往拜会”“入会”“拜了尚弟”“拜了之后”“我们会内”“会内人数”等字眼。这与谭熙龄的解释两相吻合，说明“拜上帝会”的确是参加上帝会之意，而不是宗教团体的名称。

前已说明，洪仁玕没有参与广西的布道活动。对于“拜会”“拜上帝会”的确切含义，他可能不太明了，因而将“拜上帝会”误解为宗教组织的名称。忠实于洪仁玕口述的韩山文据此写进书中，而简又文先生不加深究，信以为真，遂导致以讹传讹。

通过上文的考异可以得出结论：冯云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名为“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上帝会”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其名称是自称。金田起义后，所有会众一律实行军事编制，“上帝会”这一宗教组织也就随之寿终正寝，逐渐不再被人提及。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范文澜、罗尔纲、王庆成、吴良祚等学者均将太平天国宗教冠名为“上帝教”。但不少学者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相推演，称之为“拜上帝教”，欠妥。太平天国宗教独尊上帝，称之为“上帝教”最为妥帖，前面不应再画蛇添足，加上“拜”这一动词。注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