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部地区政府文化管理相关范畴的研究现状
“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文化管理模式”涵盖诸多关键词，关联内容丰富多元，所呈现的逻辑与事实关系也颇为复杂。在全面考量该命题主要关联范畴的基础上，课题组借助定量手段与定性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论域的前期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以获悉其总体发展脉络，进而为本课题和本论域的研究提供指引。其中，在定量分析方面，课题组运用可视化的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1983年以来该论域的相关成果进行关键词、机构、作者的图谱分析，以掌握本领域的宏观趋势；在定性分析方面，课题组对与报告主题高度关联的文化体制改革、西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政府文化管理职能、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市场主体建设六个主题进行内容梳理，以明晰其内在研究关联。
（一）基于CiteSpace技术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课题组分别以“政府文化管理”和“文化体制改革”为完整字段，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进行“主题”检索，其中：“政府文化管理”检索时间段范围设置为不限，“文化体制改革”检索时间段范围设置为1983—2015年，期刊来源类别选择全部来源，精确检索。最终检索到文献共计6351篇，剔除其中的论坛会议综述、论坛会议通知、卷首语、新书评介、人物思想评述、征文启事等无效文献734篇，最后获得有效文献5617篇。
本课题借助于可视化的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上述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对CiteSpace软件进行相应的设置，将时间切片设为每年一个时段，分别选择“关键词”“作者”“机构”，阈值设置为“Top50”（前50）。将5617条数据输入CiteSpace软件，按照以上阈值设置依次运行数据，对关键词聚类、高产作者和高产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22个关键词聚类，并梳理出10位高产作者和10所高产研究机构。具体内容如下：
（1）共析出22个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反映该主题下全部文献成果在某些关键内容上的集中程度，是将该主题研究内容进行细分的依据。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政府文化管理和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领域，共形成了22个聚类（见图2—1），分别以行动纲领、文化产业、文化组织、新公共管理理论、全面深化改革、政府文件、跨文化管理、政府机构、演出经纪机构、现代化管理、企业营销活动、课题研究报告、代理服务、信息系统、政府主导、依法行政意识、税收体制、半殖民地半封建、信息基础设施、标准化工作、学习型政府、园林城市为标题（以该聚类下第一个关键词为标题名称，并不是意味着该关键词聚类都是围绕该标题展开的）。这22个关键词聚类，反映了目前政府文化管理和文化体制改革主题下的成果结构。
图2—1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我们在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各类关键词的具体指标及其出现频次，从中我们可以掌握这些关键词在全部文献成果中的价值（见表2—7）。通过梳理，我们发现：第一，对政府文化管理与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始终是围绕政府职能、政府创新、管理手段、文化属性等关键词展开的，始终是学界研究文化管理的必谈范畴；第二，从关键词聚类的共现频率来看，学界对文化产业保持最高的热情，同时对政府的文化战略、文化管理模式、文化体制渊源、管理方式（如数字化和信息化等）保持较高的关注度。
表2—7 22个关键词聚类主要指标分析表（按照共现频率倒序排名）
除此之外，通过对关键词聚类集中出现的年度分析，也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学界的研究主题与政府的文化实践保持高度一致，并在时间上表现出显著的关联特点（见表2—8）。具体来看：伴随跨区域文化实践的热潮（如“区域一体化”战略、“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战略等），多元文化治理的议题被纳入学界视野（2014年）；伴随着几轮政府机构改革、国企改革、税制改革等工作的推进，对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1993年、1996年、1997年、1999年和2008年）；伴随着我国文化理念和战略的革新进程，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阶段（1999年、2004年、2006年）；伴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渐次开展，文化管理及其创新成为核心论域（1996年、1999年、2002年、2004年、2006年）；等等。这都反映出学界对文化管理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自觉，并在实践导向之下勾勒出了对本报告研究的核心线索。
表2—8 22个关键词聚类主要指标分析表（按照年份倒序排名）
（2）梳理出了高产作者共现图谱及前10名作者情况。
在高产作者中，前50名作者构成了高产作者（累计发表超过4篇关联文章）共现图谱的全部内容（见图2—2），特别是傅才武、李抒望、蔡武、范玉刚、王立、陈庚、于平、祁述裕、欧阳坚和邱伟前10名作者，其成果构成了当前政府文化管理与文化体制改革领域的研究高地。
图2—2 高产作者共现图谱
在研究内容方面，前10名高产作者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见表2—9）：一是文化体制改革，主要讨论了历史渊源、发展进程、战略对策与出路等内容，对我国政府推动的文化领域革新工程进行了多角度剖析；二是文化战略与大部制，主要讨论了国家战略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文化领域大部制、文化管理创新、“一带一路”战略等内容，对政府的宏观文化管理、中观监管和国际战略等进行论证；三是文化产业与创新，主要讨论了文化产业与科技、金融、文化资源、政策、产业园区、国际竞争力、法治等的关系，从侧面论述了政府在文化发展层面所扮演的角色与职能。
表2—9 前10名高产作者主要研究领域统计表
（3）梳理出了高产机构共现图谱及前10名机构情况。
我们对研究政府文化管理、文化体制改革领域的机构进行了综合排名，并绘制了前50名高产机构（累计发表超过4篇关联文章）的综合图谱（见图2—3）。
图2—3 高产机构共现图谱
这些机构具有如下特点：在机构性质上，以高等学校居多，同时也有少量的国家党委和行政部门、地方宣传部门、企事业单位；在地区分布上，绝大多数高产机构位于东中部省份，西部省份仅有6家（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和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仅为高产机构总数的12%。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排出了前10位高产机构（见表2—10）。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武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复旦大学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这些机构全部位于东中部省份，一定意义上凸显了西部地区研究机构的薄弱之处。
表2—10 前10位高产机构发文统计表
（二）基于内容分类的关联主题成果分析
以CiteSpace定量可视化分析结果为基础，我们将当前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内容分类，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二是关于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研究，三是关于文化战略与文化产业的宏观研究，四是关于西部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研究。
（1）在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模式比较、历程回顾以及对西方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讨论就已初见端倪。1995年，郁中华针对我国广告业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和完善文化市场、加强管理，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等”（注：郁中华：《试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载《兰州学刊》，1995（2）。）对策，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世纪之后，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讨论愈发激烈，特别是伴随着我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启动，学术成果也与日俱增。郑异凡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作了分析，认为“严格的文化思想管理体制严重阻碍文化的发展……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应该逐步改革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管理体制”（注：郑异凡：《中苏转型期文化管理体制的教训》，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4）。）。李峰峰、周意则通过比较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提出革新文化管理体制的时代命题，并认为“要促使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文化产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战略性重组以及制度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培育，实现文化资源的最优效率配置机制，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注：李峰峰、周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兼论四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2）。）。富有总结性的成果则体现在傅才武、陈庚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之中，作者认为“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一种独特的经验，经历了从体制内向体制外拓展的过程，而政府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文化主体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内部人员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注：3〗傅才武、陈庚：《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路径与理论模型》，载《江汉论坛》，2009（6）。），应该在迎合实践趋势的基础上谋求文化体制改革的新局面。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期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策略问题》中，霍步刚和傅才武提出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作以两阶段划分，即“1979—2005年的目标和路径探索阶段，2005年以后的深化和拓展改革阶段”（注：霍步刚、傅才武：《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期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策略问题》，载《中国软科学，2007（8）。）。同时，曹普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一文中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作了具体的阐释和阶段细分，将这一实践进程划分为“酝酿和初步展开（1978—1991年）、稳步推进（1992—2001年）、重大突破（2002年至今）三个阶段”（注：曹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载《当代中国史研，2007（5）。）。其阶段性成果进一步厘清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实，并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跃迁提供了学术总结与支撑。
（2）在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研究方面，成果相对分散，主要是零散地见诸各类文化体制改革的文章之中，归纳起来这些成果主要探讨了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理论定位、实现途径和政府文化管理的法制化路径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在职能定位方面，雷雯指出政府的文化职能包括“营造完善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优化推进先进文化发展示范作用的社区文化环境、培育先进的网络环境及有利于先进文化发展的创新环境等”（注：雷雯：《发挥政府文化职能 推进先进文化建设》，载《广州行政学院学报》，2002（2）。）。刘吉发等则认为，当下转型期的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应该集中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建构政府组织运行框架、建立资金支持机制和完善文化政策法规体系”四个方面。（注：参见刘吉发、金栋昌、陈怀平：《文化管理学导论》，115~1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在职能的实现途径方面，李康化指出了系统的建构方法，认为“当前在系统思维和公共管理等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应进行导向式管理，以管理的创新推动文化的创断，在体制文化、角色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五个层次上建构政府文化管理创新的体系”（注：李康化：《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文化管理的创新》，载《河北学刊》，2006（4）。）。张波、沈斌则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指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变化以及‘文化全球化’趋势都构成了政府文化职能创新的重要动力因素”（注：张波、沈斌：《我国政府文化职能创新的动力分析》，载《西安社会科学》，2009（4）。），需要将这些动力要素反映到政府的文化职能中去。俞晓敏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中考察论证了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转换与重新定位问题，认为“作为宏观文化管理和社会生活的调节者，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保障职能、调节职能和辅助的资源配置职能”（注：俞晓敏：《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三个方面，并围绕文化市场主体的重塑、文化市场体系的建立、文化法制体系的健全和文化投融资制度建设等方面，分析了政府亟须展开的相关工作。郭雅君在其论文《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文化管理行为法治化问题研究》中，认为“法制化是我国政府文化管理的必由之路”，“是一项系统工程，实现政府文化管理行为的法制化需要建立一整套政府文化管理法律体系并形成政府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注：郭雅君：《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文化管理行为法治化问题研究》，84、86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在文化战略与文化产业的宏观研究方面，成果颇丰，而且该领域的研究视角愈发多元，研究方法也更加综合，是我国文化领域研究的主力结构。该领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竞争力分析和道路选择等领域，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国文化产业评论》《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等年度系列报告之中。在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上，胡惠林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多元化和混合型的具体特征，决定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只能采用混合型的产业发展模式，走混合型产业变革道路。”（注：胡惠林：《论文化体制研究》，载《开发研究》，2005（4）。）。金元浦在论述我国文化保护的问题时，提出“应采取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保护方式，即将政府保护和法律保护相结合”（注：金元浦：《文化产业的对位性机制：市场条件下的文化艺术保护》，载《艺苑》，2005（3）。）来推动艺术与经济的有机结合。王文英等指出，“政企分离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具有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家，是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并认为“制度创新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保障”（注：王文英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载《广东艺术》，2001（5）。）。在文化产业的国际比较上，祁述裕等人的成果（注：参见祁述裕、殷国俊：《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和若干建议》，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2）。）具有建设性，该团队通过建立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比较了中国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劣势，并提出了改进策略。进行国际比较的成果还有张雪峰的《我国文化产业现状及发展策略选择》、孙景峰的《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文化的影响》等，其都对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道路及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值得称道的是，张晓明等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4）》，对我国的文化产业进行了总体定位，认为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经进入“换挡期”，我国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实现了由原来的分层管理到大部制管理、文化市场面临重新重组、文化产业发展由分业发展到跨界发展再到融合发展的跃迁，文化产业打破区域束缚初步实现协调发展，并初步实现了从地方区域性发展到国家层面发展的上升。（注：参见张晓明、王家新、章建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4）》，8~1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这些成果为进一步剖析我国文化战略与文化产业的横纵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4）在西部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研究方面，学界将政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文化保护与开发方面，视角多元，既有研究西部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的开发与保护的中观问题，也有研究西部地区省区市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微观问题。在文化保护与开发策略方面，马平认为“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不适用于‘效率优先’及‘优胜劣汰’的法则，应采取宽容态度给予适当保护，使其与强势的文化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注：马平：《优胜劣汰法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载《宁夏社会科学》，2009（3）。）。徐铜柱鲜明地提出，政府主导是关键，“当前只有努力实施政府主导、层级开发、公众参与、品牌提升、产业发展、人才开发、可持续发展等战略选择，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才能建好民族文化生态，提高社会的和谐水平”（注：徐铜柱：《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生态建设的战略选择》，载《科学·经济·社会》，2007（1）。）。在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方面，周著注意到西部民间文化与现代动漫文化的相通性，并通过对西部地区丰厚且个性鲜明的民间文化的考察，认为“西部民间文化内容为现代动漫生产提供了难得的题材内容和文化符号，应促进二者相互融合、互相促进，为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提供综合性较强的物质承载和先进传播途径的同时，也能为地域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内容支持”（注：周著：《动漫产业与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的互动》，载《艺术视野》，2010（1）。）。陈炜则通过分析构建西部地区宗教文化旅游的基础和条件，提出了“整合西部各地区宗教旅游资源，探索西部地区宗教文化旅游圈的建设思路”（注：陈炜：《论西部地区宗教文化旅游圈的构建》，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3）。）。在西部文化的现代化方面，张佑林认为，“西部文化是一种保守的农业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难以相融。因此，通过文化变革，最终实现西部人的保守观念向现代创新观念的转型，是西部大开发的核心所在”（注：张佑林：《文化观念变革：西部大开发大发展的前提条件》，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12）。）。李艳萍在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式微与现代文化元素强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化与文化开发有机结合的思路，认为，“只有从城镇化推进的规律出发，深化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有效利用城镇的各种优势资源，加快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才能尽早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注：李艳萍：《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载《经济问题探索》，2009（5）。）。高静文认为，“西部文化的转型不是文化要素的简单迁移，而是文化结构的改革和重组，重心是要打破传统‘一统天下’的格局，建立现代化的西部文化”（注：高静文：《西部文化转型与西部和谐文化建设》，载《新疆社科论坛》，2008（4）。）。此外，部分成果如《西部大开发与新的西部文化建构》《西部文化的现状及其创新之路》《当代西部文化资源简论》《对“西部文化产业特区”的思考》《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构想》《广西民族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思考》等也对西部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
（三）基于综合视角的研究现状评价
当前，学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与政府文化管理命题的研究可谓深入和多元，成果价值重大，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当前学界与本课题所倡导的理念和理论有着关键的耦合——视政府文化管理职能转变与模式改革为系统工程，在尊重西部文化特色性的同时肯定政府的主导作用，倡导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解决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主张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这些结论和主张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学术支撑。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学界的研究仍呈现出某些局限性，如：对文化领域宏观事务关注多而微观关照不足，学者们大都倾向于从共性的历史和体制机制入手分析共性问题，而对地方性、特色性问题关注不足；对文化事务的解决方案有理念但却缺少方案；对文化体制问题重历史回顾，却缺少综合评价与趋势评判；等等。这些局限的存在，使得学界对西部地区政府文化管理模式这一命题的关照，显得薄弱。本课题注意到这种局限和薄弱，希冀通过对学界前辈学术成果的集成创新，达至对西部地区特色模式的理论探讨，以便凸显本课题的研究旨向与价值意义（当然，这也应该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自觉）。这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外在学术生态。
可以预见，在文化软实力竞争已然上升为国家竞争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愈发需要文化管理的创新。同样，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也需要有文化管理的创新实践来支撑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擢升。依照这样的实践预判，我们也可以大致勾勒出未来研究的关键——强化文化管理的理论基础以提升管理实践的效能、强化区域比较方法以明确西部文化管理的特色与重心、强化文化管理模式的实证分析以综合西部文化管理的现实水平等等。毋庸讳言，这些内容既构成了未来文化管理研究的重要组成，又构成了本课题的研究旨趣，也在逻辑层面实现了本课题研究范式与文化管理研究领域未来走向的契合。这为本课题研究注入了无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