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过犹不及
【原文】
——《论语·先进》
【译文】
子贡问：“子张与子夏两人谁更贤达？”孔子说：“子张过于进取了，子夏太谦让了。”子贡又问：“那么子张更好一些？”孔子说：“过于进取和太谦让一样（都不能算贤达）。”
【解读】
孔子的弟子子张积极进取但往往把事做过了头，而另一个弟子子夏做事却畏首畏尾，到不了火候，孔子认为这两种类型的表现形式都不是恰到好处，都不合乎“中庸”的原则，因此都算不上有道德、有能力的人。
孔子所强调的中庸原则第一条就是，既反对“过”也反对“不及”。儒家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冒进或保守都不好，因此必须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求和掌握一个正确合理之点以做到恰如其分，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在于它符合实际，恰到好处，向前多走一步或退后一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这种处理矛盾的方法包含着儒家对事物矛盾的特殊认识，显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夫妻同心是对的，但是不同的个体必须保留自我空间，就是表达爱情的经典《我侬词》（注：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夫人、女词人管道升作《我侬词》。）也是说，把玩偶打碎了重新糅合后，重塑一个你，重塑一个我，而不是塑成两个一模一样的玩意儿。所以夫妻相处之道就是保持距离，有分有合，如同两只刺猬，分太开冷，靠太近又扎得慌。
其次，孔子论及其中庸思想时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所谓“异端”是指“两端”，即矛盾对立的双方。孔子反对方法论上的“攻乎异端”就是反对做事走极端。孔子认为如果只抓住矛盾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就会酿成祸害，最好的方法是把矛盾对立的双方联系起来通盘考虑，这样就能够以此之长济彼之短，以此之有余补彼之不足，在两端的互补互济中求得正确合理的“中”，最后达到和谐的效果。所以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把“叩其两端”以求其“中”作为认识和处理矛盾的方法，包含了孔子中庸思想中防止片面性的合理成分。
儒家认为“中”的原则是处理矛盾的普遍标准，但由于“中”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所以在具体情况下还要有具体标准，因此必须强调权变。儒家提出的标准，如仁、义、礼、知、信、善、贤、直等，各有其不同的应用范围，而且在使用这些具体标准时必须灵活多变，不同的使用前提就是所谓的“权”。《礼记·中庸》进一步提出了“时中”的观念：“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认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也主张“与时屈伸”（《荀子·不苟》）。总之，儒家“中庸”观念中的“时中”精神，既强调“中”因“时”变，又强调因“时”用“中”，“中”的灵活性和多变性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以矛盾的复杂性、运动性为基础的，具有朴素的历史辩证法观点。
最后，“中庸”观要求“中”与“和”的和谐统一。其中的“和”是目标与归宿，它强调各种不同或对立的因素通过“济其不足，以泄其过”的转化生成过程从而达到整体和谐的最佳状态，使“中庸”成为一种普遍的和谐观；“中”则是“中庸”的标准和手段，强调其正确合理性使整个和谐过程保持正确的方向，不致成为“知和而和”的无原则和谐。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最普遍的理解就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是“和稀泥”。其实这些认识是不妥当的，评价也有欠公允。从哲学角度来看，“中庸”是一种以正确合理为内在精神的普遍和谐观，具有辩证因素和价值论意义，同时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伦理道德内涵。与“中庸”相关的“过犹不及”、“通权达变”、“能屈能伸”、“否极泰来”、“居安思危”、“多难兴邦”等精神，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形成，而且对我们今天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时防止片面性和极端化，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