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盛三衰：儒学的形成与演变

儒学起源于殷周时代，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殷商统治者很迷信“上帝”和“天命”，而且盲目崇信“天命”的永恒性和绝对性。周人也继承了殷人的宗教意识而相信上帝授予“天命”的神话。但在现实层面，周人却看到：周族领导者文王、武王和周公等通过人事上、政治上的施行德政，以“小邦周”取代了“大国殷”，使“天命”转移到周天子身上。这使周人认识到上天是公正无私的，总是帮助品德高尚的人，民心不是恒久不变的，只有敬德爱民，才能长久地保持天命。这是哲学思维摆脱宗教意识的第一步。周朝建立后，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分封诸侯，建立了以宗法制为特点的封建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社会需要某种伦理和道德观念来维护，于是，周人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和维护这种制度的 “孝”、“礼”价值观念，但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合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思想学说。这一任务是由孔子和他的弟子完成的。

从两千多年儒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儒学经历了“三盛三衰”六个时期。第一期为春秋末到战国末，经历二百多年，是儒学形成、发展时期，也是儒学的第一个兴盛期。这个时期儒家最主要的代表是孔丘、孟轲和荀况，代表作是《论语》、《孟子》和《荀子》。孔子及其弟子生在春秋末期的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思想。“仁”范畴的提出，不仅沟通了亲缘之情的“孝”与规范人际关系的“礼”，还沟通了人事与天命、人道与天道。因为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有“仁心”。“仁心”来自于与生俱来的亲缘之情——“孝”，因此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孝”情的落实便是“仁心”的发散，就有了人伦，有了规范人际关系的礼仪制度。于是，就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礼”为外在规范、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至此，儒家思想系统化了，并形成了儒家学派。

第二期为战国末年至汉武帝执政的近百年间，为儒学的第一个衰退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法家专制政治，焚书坑儒，沉重地打击和摧残了儒生，压制了儒学的发展。西汉建国后，虽然汉高祖起用儒生叔孙通等制定朝仪，文帝、景帝又解除民间藏书的禁令，并设立经学博士，使儒学有所复兴，但汉初出于休养生息的政治需要，主要是尊奉道家黄老之学。

第三期自汉武帝执政到东汉分裂为三国的三百多年间，是两汉经学的兴盛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立“五经博士”学官，设置培养统治人材的中央级教育机构——太学等。确立了经学形式的儒学新形态，继而出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东汉初期，皇帝亲自主持白虎观讲经会议，钦定“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使儒学从思想上与制度上取得了“独尊”地位。此为儒学之二盛。

第四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七百多年，封建王朝经历了数度分合的动荡时期，儒家思想文化受到了道教、佛教的极大冲击。魏晋时期，经学衰落，玄学大兴；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逐渐完成了中国化进程而大兴，儒学虽然在纲常伦理制度上仍占统治地位，但在思想文化上缺乏活力，处于停滞、低落状态，此为儒学之二衰。

第五期为宋、元、明、清时期，历时八百多年，是儒学第三个兴盛期。两宋时期，涌现了众多的儒家思想和儒学派别，形成了由周敦颐、张载发其端，程颢、程颐成其说，朱熹集其成的理学派，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以及王安石的“新学”和三苏代表的“蜀学”等等。元、明、清时期，儒学基本上处于“一家独尊”地位，在理论上也有创新，出现了阳明心学、明清实学等。

第六期自清末至当代，是传统儒学全面衰落和现代新儒学的酝酿重建时期。这一时期，传统儒学在各种外来新思潮的冲击与批判下，暴露了本身的许多弱点，并随着君主制度的崩溃而失去了制度依靠，从而走向全面衰落。但儒学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也酝酿了思想创新。五四之前，出现了郑观应、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儒家和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儒家，五四之后，则出现了梁漱溟、马一浮、贺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形成了所谓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家学说。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从多元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寻求儒学定位的当代新儒学，如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刘述先、成中英的新儒家诠释学，林安梧的“后新儒学”论，牟钟鉴的新仁学论，吴光的“民主仁学”论，龚鹏程、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论，蒋庆的“政治儒学”论，陈明、姚中秋的“新儒教”论等等。这预兆了儒学复兴新时代的到来。

如果从各个时期形成的儒学形态及其理论特点来看，则可以将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学归纳为六种基本形态，即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