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翻译组的成立

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成立于1957年1月，由我、朱瑞真、赵仲元三人组成，我任组长。翻译组的任务是接替师哲的工作，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

中办翻译组成立前，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主要由师哲担任。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函，都是由任弼时亲自翻译的，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从1943年起，开始让师哲参加翻译。莫斯科来的电函，由师哲翻译成初稿，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呈送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函，由师哲翻译，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发出。1945年师哲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后，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才完全交给他一人承担，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都由他担任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师哲的翻译任务更重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同斯大林商谈中国派志愿军赴朝鲜问题、1952年8月周恩来和陈云访苏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等，都是由师哲担任翻译。师哲最后一次为中央领导担任翻译是1956年10月随刘少奇、邓小平赴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讨论“波匈事件”问题。之后，他就到山东工作，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临行前，师哲向刘少奇请示工作。当刘少奇问谁可以接替他为中央领导担任俄文翻译时，师哲建议从各单位选调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翻译，组成一个专门的翻译组，放在中央办公厅，这样中央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便于培养和教育他们，也便于保密。刘少奇采纳了师哲的建议，把建立翻译组的任务交给中办主任杨尚昆。

1957年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因师哲已去山东，只好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担任翻译。恰巧这天是星期六，司机早已下班回家，姜椿芳找不到司机，不得不坐三轮车到中南海西门，然后气喘吁吁地赶到刘少奇住地的会客室。完成翻译任务后，已是凌晨2点了。事后，刘少奇认为半夜三更把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叫来当翻译实在不方便，便打电话给杨尚昆，催他尽快组建翻译组。

杨尚昆在同中办副主任李颉伯讨论组建翻译组时，李颉伯推荐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我，说我正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1月下旬回国后即可前来上班。杨尚昆推荐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朱瑞真，说不要办理调干手续，打个电话就可以过来。李颉伯又打电话给师哲，请他在中央编译局挑选一人，师哲推荐了赵仲元，说他将出差去山东，一个星期后回来即可上班。1957年1月中下旬，赵仲元、朱瑞真、我先后到中央办公厅报到，中办领导宣布正式成立翻译组，由我任组长。

中办翻译组成立后，其工作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在编制上隶属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室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居仁堂后楼。中办领导特别是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杨尚昆，对我们翻译组的几个年轻同志非常关心，为使我们能更好地完成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当翻译的任务，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为了帮助我们熟悉中苏关系的现状和历史，凡是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电报，杨尚昆阅后都让送给我们阅读。特别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接见外国使节、外宾、兄弟党代表的谈话记录，他都批给我们阅读、学习，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和精神，了解毛泽东对当前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观点，熟悉毛泽东的习惯用语等等，以便在为毛泽东当翻译的时候能领会他的精神实质，能比较准确地翻译。他还亲自给我们讲述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的情况、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情况、瞿秋白同米夫和王明进行斗争的情况、苏联情报组人员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触的情况等等。同时，经杨尚昆批准，我们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样，可以到后楼的文件陈列室阅读所有中央各部委的文件和各地方党委、政府呈报给中央的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便我们能及时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动态。此外，杨尚昆还委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群众工作组组长章泽指导我们的政治理论学习。我们也订阅了不少苏联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布尔什维克》、《新时代》、塔斯社的《每日电讯》和一些文艺刊物，以便及时了解苏联的信息和提高阅读俄文文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