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袖，治学报国
我们这代人——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章开沅[1]
文海：
不知不觉你离开人世已有一年了，你是我们这代人最年轻的，但却这样早就离去。
所谓“我们这代人”，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在大学教中国近代史的青年教师，而稍后又热心于辛亥革命研究的志同道合者，如已故的林增平、李时岳、胡滨等。记得2001年春夏之间，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在北京评选会议论文，有次我们同桌共进午餐，闲聊中突然发现这桌人绝大多数都是“20后”（即出生于1920年代），只有你和金冲及是“30后”。冲及很谦虚地说：“我还马马虎虎沾上‘20后’的边，只有文海应该换到年轻人一桌。”顿时引起哄堂大笑。
但我们确确实实认同你是“我们这代人”，尽管你出生于1932年，而且总是显得那么年轻且朝气蓬勃。
从我自己内心来说，这种认同有好些内容。
首先是学历认同。你解放前刚高中毕业，我因两次受过开除处分，1948年到解放区前也只读过两年多大学。不像胡绳武、龚书铎、张岂之、金冲及、李时岳他们那样完整地受过大学教育。
其次是学校认同。我到解放区首先是在中原大学学习并留校工作，中原大学校长由范文澜挂名，而许多党政教学骨干都是成建制地来自华北大学与华北联大，与中国人民大学可以说是同一渊源。因此，人大举办首届历史研究生班，中原大学便派了一批青年教师前去进修，而作为调干生的班长便是你。此后我们虽然不在一校，却有许多共同的师友，如何干之、尚钺、胡华、彭明、戴逸等等。
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较早转向于研究辛亥革命。1961年10月全国性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昌举办，“我们这代人”首次大聚会，学者云集，盛况空前。你关于会党、陈旭麓关于新军的两篇佳作，成为会议讨论的两大热点。当时，我也正在尝试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辛亥革命，除组织师生对“江湖会”做田野调查外，还决心以研究绅商代表人物张謇作为突破点。
“文革”期间，我们都曾因文字之祸横遭批判，辛亥革命研究因此停顿10年。但改革开放以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却因缘时会，一时成为国内外显学。我们除共同举办多次大型国际研讨会，还不忘扶植青年学者成长，先后举办了好几次青年学者研讨会。每逢会前评选论文与正式开会，都成为“我们这代人”敞开心扉、畅通心曲的良辰佳日。
辛亥革命研究虽是我们学术生涯的起点与重点，但我们更为关心也致力最勤的还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我们都曾经过建国初期人们把中国近代史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实为中共党史）铺垫的尴尬，只是在1956年以后，经过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与部颁教学大纲的制定，才逐渐谈得上学科的正式建设。在“厚今薄古”方针的强力提携下，中国近代史作为新兴学科虽然受到高度重视，然而与中国古代史相比，无论就学术底蕴或师资总体水平而言，都望尘莫及。解放前，仅有的高校教材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都已定性为反动著作，连图书馆都不出借。我们最初只有用范文澜主编的半部《中国近代史》与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作为主要参考书，以后才采用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上册），或林增平按部颁教学大纲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作为主要教材。直到1980年以后，人民、中华书局两家出版社分别组织“我们这代人”及其弟子编著出版两套大型中国近代史教材，这样才显示出中国近代史学科比较有模有样的完整形态。
除编写教材以外，“我们这代人”还力求上下延伸与横向贯通，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军事、外交、社会各方面，广搜博采，拓疆辟土，辛勤耕耘，这样才实现了学科的成熟与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以戴逸和你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近代史学科精英，全力投入清史编纂巨型工程，这才促使中国近代史进入上接晚清下启民国的更高境界，而你自己多年着力拓展的中国荒政史研究更是卓然自立，大发异彩。
我与你从共同研究辛亥革命开始，以共同参与清史编纂结束，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岁月中，风雨同舟，精诚合作，我们和“我们这代人”的真挚友谊与学术追求，已为史学史留下一段佳话。“我们这代人”生于战乱，历经忧患，浪费大量宝贵青春。我们不如上一代先贤的深厚学养，又不及下一代英才的起点更高与大好机运，因而多数很难学有大成。加以我们又在正好做学问的年纪被推上校长职位，不能把力量集注于自己的学科，而必须首先抓学校与所有相关学科的整体提升。按你的话来说，就是天生的“打杂”命；用我的自嘲来说，就是自作多情，自找麻烦，自寻苦恼。但每次见面我看到你那鞠躬尽瘁、坦率建言的敬业乐群精神，总感觉自愧不如，因而更加鞭策自己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你是那么重情重义，因此前年才会在重病住院之际，还为1981年长沙青年学者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参与者在翠亨村的重聚认真撰写情深意挚的长信。当主持人宣读这封信时，全体与会者肃然动容，不少人为之流泪，其中许多就是当年的幼苗而如今已成学林的梁木，如桑兵、熊月之等等。想到你临终前一天还在勉力撰写学术论文，我能理解你对这个学科以及这个学科群体的热爱之深。
“我们这代人”颇有自知之明，所以总是自称“过渡的一代”。我们骄傲不起来，所以大多自省自律，谦虚谨慎。但是我们富有时代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虽然历经患难，步履维艰，因而很难攀登学术高峰，但我们经历过那么多史无前例的风云变幻与历史巨变，承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与磨难，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阅历与经验，因而形成比较开阔的视野与比较深刻的史识，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优势之所在。我们虽然学无大成，但是大多却育才有方，我们的学生可以做我们没有做完的学术工作，而且一定做得更好更强。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幸福，我们没有白来人世，可以无怨无悔地谢幕。
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人间自然有记忆传承。安息吧！文海。
注释
[1]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