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应当与时俱进
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无论是哪种科学理论或思想观念，都必须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中不断地得到发展。这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更加科学、更有生命力的根本要求和科学规范，也是我国社会政策不断取得创新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因为只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指导和规范现实的政策设置不断走向科学合理。而且，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就从未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经过早期经典作家的积极探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并逐渐向当时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其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更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宣告了落后国家完全能够逾越“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但将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政治变革的伟大构想变成了现实，更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思想诉诸实践。从本质上看，列宁的社会福利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福利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脉相承的，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更是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不断发展。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去看，列宁的福利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俄国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列宁主要通过批判当时俄国的民粹派、经济派和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想来阐述其主要观点，以此捍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后，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被剥削的程度日益严重。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施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开展社会保险的具体主张，以及建设新社会的伟大目标，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横向维度来看，列宁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散见于其各种著作中，具体说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社会福利问题背景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福利思想的具体实践，以及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探索。
列宁认为，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相继开展了新产业革命，生产力发展更为迅猛，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通信和交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1]。列宁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垄断阶段的思想直接为分析当时的社会福利问题提供了全面、客观的背景知识。在具体论述当时的福利问题时，一方面，列宁指出，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剥削更趋沉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2]，这无疑损害了广大劳工阶层的福祉。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和政治特征是扩张侵略，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开辟海外殖民地充当商品倾销市场，必然给全世界劳动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贫困。
基于对当时客观背景的科学分析，列宁通过一系列经济学的调查与研究，得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并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在面对当时俄国国内对新生政权如何实现工人阶级福祉的问题时，列宁又提出了“工人最好的保险是国家保险”的科学命题。[3]列宁的“国家保险学说”正是对马克思“两次必要扣除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另外，列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主张。列宁从俄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利益观、商品交换制、粮食税率、税额和有限制的自由贸易等方面对当时的经济政策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证，其中涉及的社会福利思想概括说来有两方面。其一，协调工农利益，主要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转到工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4]其背后的实质性意义在于，列宁看到了商品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的价值，关注到占当时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利益，粮食税实行后，农民缴纳税粮后的余粮可以进行交换买卖，这种通过激发农民积极性以实现其自我保障的思想是列宁福利思想中的一大亮点。其二，主张自由贸易。基于粮食税的实施，列宁还进一步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的角度，阐述了其自由贸易的思想。由于当时的俄国经济相对落后，因而列宁认为，没有相当的周转自由，没有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关系，小农经济就绝对不能得到巩固。[5]在这里，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它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促进苏俄社会生产力发展，因为正如列宁所说，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6]，它对于提升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认为，列宁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是解决在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暴力革命胜利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应该如何满足广大劳工群众普遍福祉的问题。他看到了以生产资料集体公有为基础的新型国家政权在发展社会福利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提出了以集体公有的优越性来弥补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足，通过国家和集体的力量积极兴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保险。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并将其在一国实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尤其强调并尊崇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全民福利的天然优势。
中国共产党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社会福利思想，而且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从马克思到列宁这一社会福利思想传统的发展、创新所收获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概括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福利领域的一系列探讨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福利观点。1956年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正式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国家对生产、分配等领域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形成。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福利的观点，并将其现实化。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的是以充分就业为基础的国家/单位福利模式，绝大部分城镇居民被纳入这一体制中。这种平均主义色彩浓厚的福利实践坚持了马克思“两次必要扣除理论”的设想，并延续了列宁的“国家保险学说”。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福利的一般论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相结合。比如，在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就业居民实行统包统揽的高福利同时，在农村，我国当时的福利理念是以土地保障为基础辅以国家救助来发挥双重保障功能，这种以土地为资源供给来源的福利制度更为强调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责任，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相结合正体现了我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互助互济思想。
第二阶段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理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随即进入了快速变迁和转型的时期。为顺应这一新的历史趋势，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制度也开始实现转型。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实现了这一转变，即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居民福利的统包统揽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多种主体共同负责的社会化福利，这就是社会福利社会化思想。这一阶段的福利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政府想减轻福利责任，转而希望社区和社会力量承担部分福利保障的责任，于是社区建设、民办福利事业等相继开始起步；二是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明确了在追求高效率、高效益前提下才能追求更高的社会公平这一思想理念。尤其像在国有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大量原本的“单位福利”的包袱被企业纷纷卸掉，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大多走向了民营化和市场化。
第三阶段是民生取向的社会福利观。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福利社会化理论实际上是有偏差的。一部分人将“社会福利社会化”片面地理解为“社会福利私营化”，也有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政府自此就可以完全卸掉福利职责，即社会福利的“去政府化”。同时，在实践中，片面地强调运用市场原则来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追求高效率而忽略社会公平性。这两方面在现实中都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后果，社会不公、社会问题等日渐严重。于是，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丰富而深刻，仅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而言，它具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要实现科学的发展，特别要具有统筹兼顾的眼光。二是强调了执政兴国的根本宗旨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实现以民生为根本的发展。[7]三是指明了科学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战略和方针，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
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传统所经历的上述新发展，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与时俱进。这一过程从以往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以暴力革命实现人民福祉的理想，到列宁所尊崇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全民福利的天然优势，再到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以经济发展促进公众福祉，以及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在提升民生品质方面的作用。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列宁主义产生到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福利思想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具体发展形式，它们是对经典作家社会福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注释
[1]《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2卷，5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2卷，5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参见郭崇德：《社会保障学概论》，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4卷，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参见《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2卷，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1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参见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850页，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