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4任总统。奥巴马创造了美国历史，成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

奥巴马的当选是在美国国内外政策出现重大危机，小布什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无法再推行下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美国多数选民厌倦了共和党政府在“9·11”事件之后以“反恐”的名义不断扩大战争与对国家实力的消耗；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及华尔街过度投机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国经济走入所谓的“大衰退”，增长停滞，失业攀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适时提出了“变革”、“我们能做到”等口号，以华盛顿既得利益圈之外的势力赢得了大选，反映了时代要求变革的呼声。

奥巴马自2009年上任以来，既面临拯救经济于危难之中，又要发掘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在国际事务上，美国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制定相关对外政策，希望借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力量缓解美国经济的衰退，同时继续保持美国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支配性影响。奥巴马总统及其执政团队充满雄心，提出了振兴美国出口业、制造业回归、重振美国制造业等目标；提出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当下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经济快速增长打下基础的政策；提出了“重返亚洲”与“再平衡”战略，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屡次遭受挫折的背景下，美国启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多个“巨型”地区性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奥巴马团队还提出了加大减排力度以应对气候变化等举措。

然而，奥巴马政府推动落实这些内外经济战略并非一帆风顺，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不小的阻力。这些政策倡议的出台、落实以及影响这些政策过程的因素正是本书要探讨、说明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奥巴马政治经济学，理解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政策及其结果，读者需要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与最大受益者。美国经济国际化的程度空前加强，背后是美国资本、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扩张。美国对海外市场与资本的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都意识到美国经济难以回到以本土市场为主的时代，推行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尽管在金融危机中不少人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会也出台了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但是保护主义最终并未成为奥巴马经济政策的主流。

第二，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美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再平衡与结构调整的压力。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数被“外包”出去，金融、军工、高科技成为美国经济的战略支柱。同时，美国经济呈现出所谓的“双赤字”特征，即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以贸易赤字为主）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局面。美国国内储蓄率极低，但仰仗美元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地位，美国经济仍能从全球其他地方进行融资，并长时间享有低利率的国际资本流入。但是，美国经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必须改变，既是恢复美国经济增长的自身要求，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机制规定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任务的要求。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再平衡方面做出了承诺与努力，取得部分成效，但是，美国经济不平衡的大格局并未改变，这里涉及美元地位等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美国“老大”心态与力图维持优势地位战略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借助综合国力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构建者与领导者，而后冷战时代，由于竞争对手苏联的解体，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大为增强，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坐享和平“红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养成了一种“老大”心态，它时刻担心挑战者觊觎其“第一”的宝座，反对任何可能改变其优势地位的国际变革。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经济，同时也使得美国对可能失去“老大”的地位感到焦虑。奥巴马上台后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多次表示美国不能甘居“老二”，并全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举措，企图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来约束对手的竞争优势。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压力，美国国会采取拖延战略，阻挠二十国集团2010年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的通过。对于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美国也采取了十分消极的态度。当然，美国从亚投行的案例也感受到，国际社会对其僵硬政策是不满的，只有适应改革的潮流才能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第四，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延续性影响。美国自立国以来就形成了个人主义、市场至上的思想，加之宗教的信仰在民间根深蒂固，使得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都表现出不同于欧洲的鲜明保守主义特色。基于历史社会的经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福利的思想在美国社会中一向具有较强的影响；向欧洲学习建立国家主导的福利社会仅仅是少数人的看法。不仅大资本反对社会福利，普通老百姓也受到保守主义思想的普遍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医改方案为什么一波三折，不仅保守派反对，甚至连很多中产阶级也反对。出于同样的原因，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华尔街那些引发金融海啸的投机银行家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也与美国公众笃信的个人自由与自由市场竞争有密切的关系。

第五，美国政治体制与独特政商关系的制约。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具有诸多重要的特点，如选举周期短、选举频繁，造成政治献金对美国政治与政策具有巨大影响；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尤其是总统与国会的分权，限制了总统行政部门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权力；如果国会与总统职位分属不同政党，那么两个部门之间的斗争将更加激烈，总统的权力将受到更大程度的影响与限制；官、产、学之间人员轮替的“旋转门”安排，增加了权势集团对于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很明显，奥巴马的总统权力受到了政治体制的很大限制，他所推行的诸多改革政策往往虎头蛇尾，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具体来说，作为民主党总统的奥巴马，其许多政策被认为不利于美国工商界，甚至被认为直接触犯了工商界与大资本的利益，如环保政策、减排标准等，受到了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抵制。

因此，我们要看到，在评价奥巴马政治经济政策的效果时，需要考察上述重要因素。也只有看清楚这些因素的影响，才能理解奥巴马政治经济政策受到的制约与限制。

此外，奥巴马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中国打交道。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重要现象，对美国在地区与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加大对中国经济与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对中国既要借重，扩大美国产品与投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又要对中国实力与影响加以防范。为此，奥巴马政府推动“重返亚洲”战略以维系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安排，同时以更高要求的经贸标准约束中国，这是“再平衡”战略与TPP的要义。笔者认为，如果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格局得以维系，双方保持各种层次的对话，相互妥协与协调，那么，实现中美间最终达成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还是有希望的。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负责全书的规划、组织研究团队并撰写第九章；中央财经大学白云真副教授撰写第六至八章；王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北京大学博士生）撰写第二至五章；刘玮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撰写第一章、第十章。王勇、刘玮负责统稿。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晓斐编辑的热情约稿与编辑工作，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素克责任编辑的辛苦工作。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勇

2015年8月于北大燕园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