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挑战

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带来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影响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马克思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的喧嚣，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迷惘。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对中国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向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挑战。

1.苏东剧变与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境遇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中期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巨大飞跃，赢得了其他任何理论体系都无法企及的辉煌。然而，就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其面临的挑战和攻击更为严峻。19世纪末期，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就曾受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大论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曲折，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面对苏东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西方一些政要和学者迫不及待地放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寿终正寝”，或者说已经“彻底崩溃”。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把共产主义称为乌托邦，宣称“共产主义终于失败了，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在物质方面实现，而它的政治实践则损害了——其实是败坏了——它在道德上的主张”（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法国《宇宙》杂志主编让·埃伦斯坦提出，“马克思逝世后，他的伙伴和继承人恩格斯利用马克思思想财富中最教条主义的要素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式。这些要素是：救世主的空想和马克思在他的整整一生（其标志与其说是政治活动，不如说是脑力劳动）中不断重复的大量突然提出的论断”（注：转引自［俄］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4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埃伦斯坦认为，是恩格斯把一位科学研究者变成了19世纪末宣布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教义学的精神之父，把马克思的思想财富变成了教条。但这些说教不仅导致了灾难，而且今天它们已经过时了。而现在正是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全部埋葬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注：转引自上书，451页。）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苏东剧变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的终结。他宣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仅仅是构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才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因为在自由制度下，“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注：［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马克思主义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重建论”的日渐流行，加速了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的大肆扩张和蔓延，致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迷惘。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有的人投奔了资本主义阵营，有的人转变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针对“马克思主义死亡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的喧嚣，英国的S.塞耶斯、法国的雅克·德里达、英国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人予以了有力回击。塞耶斯提出，就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而言，做出马克思主义已被驳倒或者“历史的终结”等这样一些轻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强调，“无论未来会是怎样，也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历史的终结’，或者说作为解释当代世界并改变这一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注：［英］塞耶斯：《1989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载《哲学译丛》，1993（6）。）。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中向世人宣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他说，“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德里达还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了尖锐批判，指出了福山在论证中存在的一会儿讲现实、一会儿又跳到理想的伎俩，揭示了其从抽象人性论来论证历史发展的错误，指出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的现实。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也坚守着马克思主义阵地，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霍布斯鲍姆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相信马克思的眼光没错，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一股具有不断革命性的力量，它将会把一切解体，甚至连它发展乃至生存所寄的“前资本社会”的部分也不放过。而根据逻辑演练，它自己自然也难逃一死。霍布斯鲍姆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科技变迁，这个过程，已成为过去两三百年人间的主调。……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至少有理由假定，这种现象不可能无限期永久继续下去；未来，不是过去的无限延续。……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注：［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86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当然，塞耶斯、德里达等在强调要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提出要努力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革新”、“重建”马克思主义。例如，塞耶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和发展的解释，对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危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的分析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最全面而且最有力的，但对于市场的作用、民主、民族等问题的阐释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的观点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麦克莱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生命力的两个方面：一是被苏联宣教并被编写成无数俗套的教科书来宣讲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经济方面，指令性经济、高度集中和严格计划的经济观念能够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至少在现阶段发展水平上，已被证明是一个空洞的承诺。而马克思主义依然富有生命力的理论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唯物历史观；二是马克思主义以之考察社会和政治思想根源的方法，以及创立对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三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包含着一些改变社会不公正的要素。麦克莱伦强调，马克思主义某些方面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没有了生命力。此外，波兰的亚当·沙夫、法国的米歇尔·瓦岱、比利时的蓬·帕里斯等也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对“革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在苏联、东欧的一些国家中，共产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并明确提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如1991年12月成立的哈萨克共产党、1993年重建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年2月，俄共二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等文件指出，党要遵循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历史未来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独联体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人也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这一学说。1993年5月，《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鲍里斯·斯拉温教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75周年之际，发表了《马克思的回归》一文，提出马克思正在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认为那些继续断言马克思主义具有“空想性”、“局限性”或“气数已尽”的人，看来至少是些智能低下的侏儒，因为他们对马克思学说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视而不见。在分析俄罗斯经济改革实际的基础上，斯拉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历史证明正确的不是他们的思想上的鼓舞者哈耶克，而是马克思，不是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构想，而是马克思的学生——凯恩斯的生产构想。我们同马克思在一起，就能走向未来，同哈耶克及其俄国狂热信徒为伍，就必定遭难。（注：参见《俄罗斯学者斯拉温谈马克思的回归》，载《国外理论动态》，1993（23）。）此外，伴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共产党活动的逐步恢复和加强，关心马克思主义的人也逐渐增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升温。

2.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取向

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人类进步的一面旗帜。在大半个世纪里，社会主义由苏联一国发展到欧、亚、拉美十几个国家，极大改变了世界面貌。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家减少到5家，土地面积损失70%，人口损失22%。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数量由180多个减少到130多个，除中国外，党员数量也由4400万减少到1000多万。世界的趋势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否还有生命力、社会主义将向何处去等问题又一次被推到历史前台，要求人们做出科学的回答。

在回应历史的挑战中，西方左翼学者和各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剖析苏东剧变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苏东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模式失败的论断，有力批驳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哈贝马斯在其《追补的革命》一书中指出，从苏东剧变中得出社会主义观念已经破产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他认为，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1990年出版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收集了弗兰克、阿明等人的论文，该书的基本基调是说，“战后时代的终结以苏联制度的灭亡和鼓吹资本主义的胜利为标志，但是不能把苏联模式的失败看成是社会主义难以实行的证据。因为社会主义毕竟不是来自上面的集中化控制，而是来自下面的经济民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见识总是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不适当性开始的，因此，只要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不会消失，虽然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验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但历史不会倒退，它将宣告社会主义——不论以什么名义——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代不会灭亡”（注：转引自陈学明编：《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在1992年12月发表的评论中告诫资产阶级：虽然苏联共产党政权在欧洲的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认为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注：参见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4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把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既是对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结果，也为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反思奠定了基础。在立足苏东剧变后的历史背景，紧密结合新科技革命进步等因素的前提下，围绕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实质、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探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形成了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学说，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探讨来看，阿丰索·盖拉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解放的理想，是历史进程中发展和形成的理想。当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发展过程来看时，“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不是在某一时期内最终可以达到和作为历史顶点和极限的某种至善；相反，它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促使人类社会逐步走向至善，而这种至善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达到的”（注：转引自［俄］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4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费尔南多·克劳丁认为，“社会主义不外乎是一个在更多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意义上改变现存社会的实在的运动。理论的思想体系可以预见这个运动的发展，并为其政治实践提供动力，却不能用来臆想出一个社会必须造应它的理想的图式。很可能以后会有那么一天，那个时代的人会约定将他们的社会与从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彻底地区别开来”（注：转引自［俄］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13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探讨中，亚当·沙夫指出，迄今为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特性一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主要内容和最可靠的特征。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历史却在这个领域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仅仅消灭私有制还不足以建立起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并没有保证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由此，社会主义对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态度，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拉尔夫·米利班德提出，国有制只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它适用于大的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但应当尽可能由城市或地区经营的地方性和地区性企业及合伙企业或者各种社会组织和合作机构来加以补充。他主张用一种混合经济制度来代替指令性经济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中，经济的关键部门连同它们的战略性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应当成为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公有财产或社会财产，对民主国家承担严格的报告义务，从而接受它的监督和调整。约翰·罗默则认为，把公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绝对必要条件的判断，是建立在一种无根据的推论的基础上的，他提出，“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说是不必要的；在垄断的情况下，这样做肯定是有害的。在对待财产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折中主义者：可能有许多所有制形式比传统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形式更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注：［美］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此外，在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探讨中，有的观点认为，市场是永恒的公民裁决，是自由和合理经营的基础，而统一计划只能使经济合理性丧失殆尽。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市场的合理性在生产着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国家间种族、民族的紧张、冲突和运动。还有的观点既批判了苏联模式，又指出了市场资本主义的缺陷所在，主张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实现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结合。约翰·罗默、戴维·米勒、詹姆斯·扬克等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对于他们来说，“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或自由的平等价值、发展民主以及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注：［英］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10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探讨中，既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又阐述了应该学习和保存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代议民主等要素的认识，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新观点的提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共产党在坚持不更名改姓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口号，主张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人民的斗争和选票，推动法国社会沿着人道的、公民的和互助的道路前进，从而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消灭旧世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建立之初把自己定位于“坚定的政府反对派”，但在1994年提出了旨在参政的政治纲领后，也重新回到传统议会斗争的政治轨道，实现了从“反对党”到“政府党”的角色转换。从剧变后的苏东国家来看，一些坚持“共产党”的名称、主张“选择社会主义”的政党普遍开始恢复和重建，力量和影响也不断扩大。但这些政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包含了“创造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人民生活质量和更发达的生产力”等时代因素，实现党的纲领性目标的方式也大都主张依靠合法斗争，而不是暴力革命。对此，1993年俄共二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与此同时，前苏东地区由“前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政党或其他左翼力量也在不断增长，自1992年10月的立陶宛劳动民主党重新执政后，波兰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等也先后在选举中获得胜利，这使得西方世界惊呼“前共产党卷土重来”。但从实际上看，诸多左翼力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有的甚至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一些在苏东剧变后保留下来的亚非拉地区共产党，也提出并采取了对内弱化意识形态色彩宣传、从事议会斗争等政策措施，强调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人民应根据其特点来建设社会主义。1992年，巴西共产党的八大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模式和发展阶段具有多样性，党要利用议会讲坛和舆论工具进行斗争等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做出了新的探索。

苏东剧变后仅存的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根据时代变化和本国国情，努力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在越南，1991年的越共七大在宣布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行动指南的同时，肯定了越共六大以来的革新路线，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社会应具有由人民当家作主、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基础上高度发展的经济等特征的思想。在经济改革方面，认为越共六大以来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初步形成了国家管理下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而经济改革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由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此后，伴随越共“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思想的提出，越共的一切任务都围绕着经济改革逐步深入展开。在古巴，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的四大提出了把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列主义共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增强党的民族性，以及通过积极吸引外资、肯定个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取消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等措施，将依靠外援实现国家工业化转变为依靠自力更生来保证生存等新的战略方针，开始推行政治经济改革。1993年7月，古巴决定允许开设农牧产品市场，允许个体劳动，提出了建立农民自留地制度，取消使用美元的禁令等措施。菲德尔·卡斯特罗也郑重提出了古巴需要实行政策调整与革新的思想，从此古巴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阶段。朝鲜和老挝也在顶住压力的同时，探索着各自的改革之路，以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世界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抛弃了过去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性、多样性日趋突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经验。不可否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苏东剧变后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诸多积极而重要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曙光已经隐约闪烁，它激励着人们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3.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有了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才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与此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要迎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观点的挑战，而且要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难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又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挑战。

怎样认识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甚嚣尘上，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怀疑、否定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19世纪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反映今天的实践，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真理多元论”认为各家学说都有真理，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家，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凌驾于其他各家学说之上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渺茫论”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远无期，怀疑共产主义制度的最终实现。尽管这些声音的侧重各不相同，但它们显然都把苏东剧变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二者之间直接画上了等号。然而问题却在于，苏东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也不在于坚持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恰恰相反。

从苏东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是苏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苏东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具体实践，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初步探索。斯大林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中，逐步建立起被称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框架体系，并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毫无疑问，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苏联模式显然只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具体方案。它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同时又表现为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采取的具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经有过明确表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存在着如何搞社会主义、采用什么体制的问题。他还多次指出苏联模式的“僵化”问题，提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61页。）。显然，苏联搞社会主义没错，但他们那种僵化的模式是没有出路的。由此来看，把苏联模式，或者说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失败的逻辑显然是混乱的。

在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失败之间画等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苏东剧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原因，又有经济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又有内部的原因。执政的共产党从理论上背叛和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无疑是其中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因素。从苏联的情况来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苏共在理论创新上却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一系列违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错误观点。及至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提倡“多元化”、“民主化”、“公开性”，苏共彻底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利益，否认了人民民主专政，最终解除了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思想武装。历史有力地表明，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不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而是苏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认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注：同上书，369、382~383页。）江泽民也多次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虽然处于低潮，但社会主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崩溃，“当代世界的很多根本矛盾，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后继者的著作中都作过分析。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这些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当代世界的根本矛盾”（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怎样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范围内上演了一场反马克思主义大合唱，国内的改革开放也遇到了重重阻力。面对经济结构不合理、部分国有企业效益差、分配格局不合理，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带来的诸多问题，有的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人则对改革开放提出了质疑，试图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针对人们思想的种种困惑和疑虑，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旗帜鲜明地坚持“老祖宗不等丢”的同时，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深化改革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挫折和困难，邓小平认为是在所难免的，但同时又强调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他在1989年6月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07页。）。1992年，在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等地。在看到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他再次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注：同上书，370~371页。）。江泽民也始终强调继续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57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号召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在强调继续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特别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干扰的思想。一般来看，右的倾向主要表现为思想上、政治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全盘西化”等方面；“左”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夸大主观能动性和有利条件，在经济建设中忽视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等方面。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曾经提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在改革开放经历巨大波折后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5页。）。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的这个提法进一步表述为，要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防止和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思想，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