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意义

“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顺应了党心民意，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展开创造了重要条件。

1．毛泽东逝世及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1976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逝世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极大地壮大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认识到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思想，这些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发展。同时，毛泽东大力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提出：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1）他还说： “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要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都是愿意的。”^（2）这些支持和帮助，使亚非拉国家逐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同中国一道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共同为维护和实现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逝世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损失，使其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埃及邮报》发表题为《毛泽东》的社论指出：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第三世界失去了一位最强有力的发言人，埃及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3）埃及中东社指出： “人民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位没有在灾难和不幸面前低过头的战士。”^（4）

第二，加速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步伐。毛泽东对“四人帮”活动早有察觉并进行了多次批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但是， “四人帮”毫不悔改。毛泽东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5）“四人帮”问题，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6）。毛泽东逝世后， “四人帮”乘党和人民处于危难之际，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反复研究，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范围，必须急谋对策，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10月6日，党中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清除了党和国家肌体的痈疽，从而加速解决了毛泽东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且在他逝世后更加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得到全国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标志着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三，客观上促使人们深刻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的诸多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而且把既脱离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推向极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严重挫折。毛泽东逝世后，促使人们深刻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实际，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实际？当时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结束党内思想禁锢，使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成为可能；二是受长期“左”倾思想影响，企图继续坚持“左”倾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前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解放思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原则，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第四，促使人们寻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向何处的答案。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但是受苏联模式的制约和影响以及长期“左”的错误的影响，这种探索过程充满曲折。 “文化大革命”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毛泽东逝世后，是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一方面，许多干部和群众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危害，强烈地要求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另一方面，有些领导人肯定和延续过去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思想，从而继续坚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时，还有人企图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广大干部群众处于彷徨之中，中国发展道路面临艰难的抉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转折，中国开始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粉碎“四人帮”及其意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坚决维护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7）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顺应了党心民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第一，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结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基于这一设想和追求，毛泽东逐步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主要是进行不间断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并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组成了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是极左思想和势力的代表，他们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是具有“文化大革命”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粉碎“四人帮”，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二，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创造了重要前提。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经济建设上， “由于受林彪、 ‘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 … …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8）。在制度建设上，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同时，由于各种派性和武斗，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粉碎“四人帮”，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历史条件，为重新恢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了前提。邓小平指出： “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9）

第三，粉碎“四人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 “四人帮”的严重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严重挫折，使其沿着既非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方向发展。一方面， “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禁锢圈内。邓小平指出： “ ‘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10）另一方面，把一些既脱离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推向极端。比如，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等，既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又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和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潮流。粉碎“四人帮”使人们开始清醒认识到林彪、 “四人帮”的流毒，打破了精神枷锁，思想得到一定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清醒认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粉碎“四人帮”，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3．“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危害及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实践证明，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政治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毛泽东曾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已不复存在。

一是权力高度集中，官僚主义严重。邓小平指出： “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11）二是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遭到迫害，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难以计数。三是政治体制经历由瘫痪到畸形发展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我国政治体制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公检法机构发生严重混乱，有的甚至陷入瘫痪或被取消，正常的工作迟迟得不到恢复。中共九大以后，各级党政组织、机构得到恢复和整顿，但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文化大革命”根本性错误，政治体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并且其内在矛盾和弊病不断积累和发展。

在思想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猖獗，造成人们思想僵化。邓小平指出： “十多年来，林彪、 ‘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12）“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13）这种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表现为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实事求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注意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使社会主义成为僵化的、凝固不变的模式。同时， “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风气遭到很大破坏。邓小平指出，“四人帮”用剥削阶级最腐朽最反动的思想来毒害青少年，制造“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

在文化上，由于“两个估计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统治，全国绝大多数学校、科研院所、文艺团体和文教机关不能正常运行。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列入“臭老九”的另册，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等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受政治影响，严重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空想因素大大超过实际因素。

在经济上，我国社会整体上经济运行的正常进程被打断，正常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人们生活改善缓慢。在生产关系方面，以“理想”经济模式为标准，排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强调单一公有制，混淆平均主义和按劳分配。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殆尽，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理论观点被否定，经济体制虽然进行整顿，但比较盲目，造成管理混乱。另外，经济政策的极不稳定也造成经济系统的混乱。

邓小平指出：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4）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

第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准确认识中国国情并把二者有机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批判了教条主义者，指出：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5）毛泽东谈到中国国情时指出，认识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国情的核心是社会性质，这是中国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6）从而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但是，1957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同时低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并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对中国国情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在这种情形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产生错误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挫折，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极大损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17）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实质上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二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二者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中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性，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第二，准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基本国情，而且关系到能否认清社会的主要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八大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判断，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但是由于受到传统阶级斗争经验以及其他因素影响，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后，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的正确判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断发展的理论根源。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决定政权巩固的重要基础。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这种阶级斗争与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在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法上不同，存在的范围和危害程度不同，不能因为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存在，就改变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否则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三，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8）“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9）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只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正确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和迷误。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0）因此，既要坚定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奋斗的目标，又要根据现实条件和时代特征，准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动态性，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现实规定的统一，才能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说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1）同时，逐步建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民主政治制度。

但是“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大民主”，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是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能够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使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2）但是由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这种大民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混乱。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3）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谈到法制建设时深刻地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