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记有：“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市即徐福，入海后，“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中国五代时期的后周僧人义楚，在其《释氏六帖》中指出“平原广泽”就是日本。明朝初年，日本和尚绝海中津到南京，向明太祖朱元璋献诗，其中就写有“熊野峰前徐福祠”。清朝晚期的黎庶昌、黄遵宪驻节日本，都到过徐福墓并有题记诗文。徐福故事，史载有据。但徐福是否到达日本及其确切地点，史有存疑。徐福东渡求仙，是中日两国间流传最早、最广的交往佳话。
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在日本的“绳纹文化”[1]距今1万年前后至公元前3世纪，为日本新石器时期。因当时使用的陶器上普遍饰有似花纹的绳纹而称绳纹（文）文化。及其向“弥生文化”[2]弥生文化，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弥生町（在今文京区）而得名。时期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农耕的产生与发展是此时期最重要的进步。在日本形成弥生文化的诸因素中，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可忽略。过渡的时期，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水稻栽培，以及铁器、青铜器的冶炼锻造等技术开始传入日本，是中国和日本早期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历史》的前言中指出：公元前3世纪前后，“先是与朝鲜，随后又与中国文明接触，在其绝对影响下，公元5世纪时，遂结束了蒙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日本社会就如同婴儿寻求母乳般地、如饥似渴地吸取朝鲜与中国先进文明。”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把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人称为倭人，称日本为倭国。这个称呼当时并无禁忌，亦是日本人的自称。倭五王时代就曾主动要求中国南朝宋文帝册封其为倭国王。倭国正式更名为日本，约在公元670年(唐咸亨元年、倭天智九年)。中国早期记载中日间交往的史籍有《山海经》、《史记》、《汉书》和《论衡》。《汉书·地理志》明确记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王充的《论衡》3次提及“倭人贡鬯[3]”的史实。
公元57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日本遣使来中国东汉都城洛阳修好，光武帝刘秀“赐以印绶”。公元1784年在北九州的志贺岛，当地农民勘兵卫发现一枚金印，后经日本考古学家冈山奇敬、金石学家井上光贞等鉴定，这枚汉字阴刻篆体“汉委奴国王”金印，即为汉光武帝所赐“印绶”，现已作为日本国宝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伊都国国王师升遣使入贡，献生口(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中国史书对倭奴国和伊都国的使节先后到达京都洛阳，都有正式记载。
公元2世纪以后，在中国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倭国、倭王不断派出使臣到中国朝献、朝贡和请求册封。据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仅在公元239—248年间，当时统治日本的邪马台国就4次派使者到魏国。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遣使至中国，晋见魏明帝，明帝称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公元248年，新国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珠，异文杂锦二十匹”。
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中国大陆处于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动乱不断。为逃避灾祸，受害地区的居民纷纷向外迁移，其中有些人远走海外，辗转到达日本列岛。
到了公元4世纪，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后，不断派使节向中国朝贡，陆续从中国引进文字、制度、工艺、技术等，开始创立治理国家的基础。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大和政权先后13次遣使到东晋和南朝的宋、梁各朝，要求给予册封。与此同期，中国大陆居民亦有人移居日本列岛，带去中国先进生产技术及建筑艺术，推进了两国经济文化交流。
公元417年，南朝宋时，中国江南地区的织锦工、缝工随日本使者东渡，带去中国织造工艺，促进了日本丝织工艺和手工缝纫技术的发展。
佛教传入日本，始于中国大陆东渡日本的“渡来人”。公元522年，中国南梁人司马达[4]等到达大和国，安置佛像，进行礼拜。公元538年，百济明王派遣使臣向钦明天皇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及经文数卷。这些都是佛教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源头。其后，诸天皇均大力扶持佛教，以期成为王权的支柱。俄罗斯学者谢·亚·托卡列夫的《人类与宗教》记述：“公元6世纪中叶，一批佛教信徒和传布者自朝鲜渡海抵日，佛教在日本传布之40年，为日本飞鸟时代之肇始。”公元9世纪初，日本在中国的留学僧空海，将中国唐朝高僧、代宗和德宗两朝皇帝的国师惠景亲自面授的密宗带回日本，创立真言密宗，又称东密，成为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最为流行的佛教宗派之一，对日本整个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天台宗同被誉为“日本文化之母”。
在中日交往的历史长河中，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是中日友好来往的黄金岁月，谱写过一系列光辉篇章，对两国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公元600年(日本推古八年、隋开皇二十年)，摄政圣德太子[5]首次向中国隋朝派出使节，开始了国家间的正式交往。《隋书·倭国传》记载有：“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隋文帝曾向使者询问风俗。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十五年，隋大业三年)，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携带倭王国书，第二次派遣使节团访隋。日本《经籍后传》记述：“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商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在这次使节团携带的国书中，正式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词句，招致隋炀帝对国书内倭王自称“天子”不满，表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但仍派文林郎裴世清率使节团12人回访，与小野妹子一起到日本。小野妹子送裴世清回国，又使隋，同时有高向玄理、僧旻、南渊请安等8个留学生同行。公元610年仍有遣使记载。公元614年派犬上御田锹[6]使隋。在隋朝统治的30多年内，日本先后共5次派出遣隋团，除主修佛教和儒学外，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技术、医药以及政府机构设置、法制律令等进行了考察学习，带回日本借鉴运用。
公元618年，中国唐朝建立后，迅速发展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帝国。日本正处于社会制度新发展的时期。唐朝的先进文化成为日本学习的目标。自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朝二年)日本第一次派出由犬上御田锹、惠日率领的遣唐使，至公元894年(唐朝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菅原道真[7]被任命为遣唐使，前后共派遣19批遣唐使(实际到唐者为15批，其中作为外交使节是13批)。此后，因为日本经济困难和唐朝发生战乱，菅原道真上书天皇，建议停派。经历了26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至此终止。日本历次派出的遣唐使虽有不同的目的和任务，但在总体上对于两国的文化交往和友好合作，对于两国的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大化革新最为显著和重要。
公元631年(唐朝贞观五年)和公元640年，在中国留学多年的高向玄理和留学僧南渊请安先后归国，并带回唐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典籍，传授给皇室贵族，为日本建立封建统治制度提供借鉴。公元645年(唐朝贞观十九年)，孝德天皇决定采用中国纪年，定年号为大化。从这年开始的改革，史称大化革新。天皇任命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以唐朝政府的律令为蓝本，参酌日本习俗，制定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
公元646年，日本天皇颁布诏书，按照中国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将原为臣、连、伴造所领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回公有，成为公土与公民。接着，仿效唐朝的“租、庸、调”制，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规定农民在得到班田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田赋和兵役义务。在政治制度方面，仿效唐制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区划与组织，中央设京师和畿内国，地方设国、郡、里。同时整顿军事、交通制度。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术为雕刻木板印刷，其发明不晚于隋朝。印刷术于公元7世纪，即中国隋朝、唐朝时期传入日本，比13世纪传到西方的印刷术要早500多年。
公元701年日本当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编成，建立了以中国唐朝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大化革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国家的起点。所有这些，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阿·汤因比所评述的：“从理论上讲，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字。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史学家太安万侣著《古事记》，全部用汉字写成，为日本第一部史籍。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的《十七条宪法》、《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弘仁式》中的诏、敕、税则、法制等，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唐德宗时在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日本和尚空海，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30卷)，推进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汉字有楷书体和草书体，日本人在应用时，男子多爱用正楷体及字头、偏旁，并逐渐代替繁体汉字，形成了片假名。与此相反，女子多爱用汉字草体，并形成平假名，当时又叫“女子体”。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出现，使日本文字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步脱离汉字而独立发展，最终形成了日本民族的文字。现在，日本使用的有汉字、平假名、片假名3种文字，有时也使用罗马字。在书写时，凡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大都使用汉字书写。一般通用汉字约3000个，其中常用汉字为2131个。[8]
公元6世纪初，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后来也被称为儒教，是两国源远流长的重要文化交流，对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风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日本确立君权和君臣秩序、建立封建制度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经史是当时日本朝野学习的主要典籍。例如《续日本纪》记载，公元769年(神户景云三年)10月即记有：“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
在镰仓时代[9]传入的朱熹学说，到了江户时代江户时代[10]，更是被奉为“官学”。儒学从江户时代以后，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越趋明显。江户幕府时代，大力提倡武士道精神，使兴于镰仓幕府时代的武士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利用儒家思想，确立武士以绝对忠于主君为核心，包括武勇、廉耻、刚健、清廉、朴素为内容的思想体系。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级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仍在学校、军队中传播。
明治维新时期的涩泽荣一(1840—1931)，被誉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他于1916年出版的《论语与算盘》认为：“致富的根源是仁义道德，没有正确原由的富裕不可能持久。”主张一手拿算盘，一手举《论语》，强调“《论语》和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企业家要见利思义，义利结合。直至现代，在日本中学的语文课本《国语综合》中仍有汉语篇，节选《论语》、《史记》的部分章节。德育课《伦理》教材中有“人的自觉”一章，主要介绍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老庄学说。高中必修课“世界历史”，也介绍中国唐朝文化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奈良，古称平城京，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发祥地。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公元710年(中国唐朝景龙四年)，归国的遣唐史仿照中国唐都长安，按1/4比例修建平城京，元明天皇迁都于此，日本始有固定首都，历史上著名的奈良时代[11]从此拉开序幕。位于奈良五条町的唐招提寺，根据圣武天皇敕命，由鉴真大师于公元759年创建，是日本“天平文化”的明珠，寺内金堂、讲堂等五处被定为日本国宝。“唐招提寺”匾额，由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字体书写。据日本《高野圣》记载，唐朝皇宫殿壁上王羲之的墨迹遭到损坏后，由日本在长安的留学僧、书法家空海补写，几乎和原字一样。这些佳话，成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美好象征。
在中日两国历代人员的频繁交往中，移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留在日本的中国移民，被称作“归化人”(现在学术界称其为“渡来人”)，在早期史书《大事记》、《日本书纪》中都有记载。日本的史学家冈晃在《归化人》中写道，“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弓物君、东汉直、西文首等。这些移民喜欢自称是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秦氏一族的活动主要在农业技术和民居有关的土木工程方面，养蚕业和制丝业也是主要的产业。在现今的京都岚山一带，他们修筑堤坝，开渠灌溉，使旱地水田化。日本学者称赞秦氏一族开发京都盆地，“不仅把农耕技术，也把养蚕和绢丝法移植于此”。日本工匠把中国传入的冶炼和锻造技术，与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相结合，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日本刀。
在移居日本的中国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中国高僧鉴真和尚。公元742年(唐朝天宝元年)，鉴真应日本高僧普照的邀请，东渡日本。历时11年，前5次均以失败告终，直至第6次，方以66岁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冲破惊涛骇浪，东渡成功。伴随鉴真赴日的僧人先后有36人死去，因遭遇挫折失去信心而离开的有200多人，最后只有法进等14名僧人弟子、智首等3名女尼、潘仙童等佛使共24人随鉴真到达日本。翌年，在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授戒法，改革积弊，使律宗终成独立教派。日本圣武太上皇和孝谦女皇诏敕命：“大德远涉沧波而来，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德。”鉴真还带去了新译的《华严经》，以及中国盛唐时期的建筑、雕塑、医药等先进文化、技术，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鉴真塑像是公元763年鉴真圆寂后，由他的赴日弟子忍基塑成，被后世尊为日本国宝。1980年4月，由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等护送，鉴真塑像回中国巡回展览，历时40天，先后在扬州大明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法源寺展出。邓小平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晁衡，又叫朝衡)，19岁时被选为留学唐朝的学生，到长安入太学，后考取进士。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途径取得官职的，阿倍仲麻吕是第一人。他的诗文很好，深得唐玄宗赏识，曾被任命为秘书省秘书兼卫尉寺的卫尉卿(从三品)。公元766年(永泰二年)，代宗升他为安南节度使(正三品)。大历五年，晁衡以73岁高龄卒于长安。唐代宗为表彰他的功绩，追赠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晁衡与中国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往来赋诗酬答，交往甚密。王维曾写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诗前序文称：“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
公元753年，晁衡乘日本的遣唐使船回国，途中突遇风暴，同行100多人遇难，晁衡与藤原等10人漂至南海驩州(即安南)获救。李白不知情，误以为晁衡遇难，特作诗《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全诗感情洋溢，意境优美，成为传颂千古的中日文化交流名作。
公元806年，日本空海和尚从中国带回茶子，献给嵯峨天皇。在天皇倡导下，唐朝饼茶煮饮法在弘仁年间得到推广，形成“弘仁茶风”。1987年，中国在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考古发现，唐代吃茶的习俗为：先将茶叶碾碎，再用罗子筛入水中，然后从斗中取出细末用水冲，饮用时连茶叶末一道吃下。现在流行的日本饮茶方法，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唐朝的影响。到了中国南宋时期，日本荣西和尚又带回南宋制茶法和饮茶法，使南宋青散茶得到普及，荣西被推为日本茶祖。历经千年，茶道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唐朝以后，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王朝，更替频繁，自顾不暇。南方十国各自为政，无力顾及对日关系，唯独吴越国例外。隶属吴越国的扬州和明州(今扬州、宁波)，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对日交往从未中断。吴越王钱弘俶崇信佛教，多方搜求佛经，曾派人赴日请购教典。日本向中国返授佛教典籍，由此发端。
宋朝对日虽未建立交聘关系，但贸易及宗教交流从未中断。北宋九帝，除太祖、钦宗等三帝外，其余六帝均与日本来华重要人士有过交往。《宋史》记载：公元984年(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来华，获宋太宗赵光义召见，问及日本政体，得知“乃世祚遐尔，其臣亦继袭不绝”。对比中国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分裂状况，赵光义赞叹说“此盖古之道也”。奝然善隶书，但不通汉语，遂以写代讲，介绍日本“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史籍这些记载表明，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硕果已经传世流芳。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前后，《宋史》记载：日本来华者“皆僧也”。在文学艺术方面传为佳话的，以大文学家欧阳修作的《日本刀歌》最享盛名：“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公元1192年，中国宋朝朱熹的《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传入日本，至江户时代成为“官学”。日本学者藤原惺窝曾给德川家康讲授朱子学，其弟子林罗山把中国的儒学和日本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强调以名分论为基础的君臣关系和身份差别，为幕府强化封建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备受德川家康器重。
北宋时期对日贸易主要是民间贸易。史载北宋160年间，赴日贸易约70次，其中最多的一年有4次。当时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瓷器、药材、香料、书籍、文房四宝等。日本输华的货物为砂金、水银、硫黄、木材、日本刀等。
中国南宋时期，日本先后进入平清盛[12]执政和镰仓幕府时代，两国间贸易有了新的发展，镰仓幕府更是热衷对宋贸易，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的创建者源赖朝[13]曾接见宋商陈和卿。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除了宋朝赴日的商船外，日本开始有商船驶入中国。《开国四明续志》记载：“倭人冒惊涛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集。”可为佐证。
公元12世纪八九十年代，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大臣赵彝的建议，对日遣使通好。忽必烈在致日本的国书中表示：“冀自今以往，通问接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同好，岂一家之理哉。”但此时的日本统治者对蒙古人多有疑忌，将通好之意未予接应，由此引起忽必烈不满，先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发兵攻打日本，均因台风袭击和将帅不和，加之日本抵抗，相继失败。《新元史》记载：公元1299年(大德三年)，元成宗没有接受江浙行省出兵讨日的建议，改为“派普陀寺僧一山戒行素学附商以行，期予必达”。“至于敦好息民之事，王其图之。”一山到达日本后，“被拘之于伊豆，不报命”。元日关系之冷淡，此记当属重要佐证。
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将军北条实时，把遣唐使从中国带回日本的《群书治要》，找人抄写并收藏在“金译文库”中。到了德川幕府执政时期，德川家康对这部书的价值非常欣赏，立即命人刊刻，分赠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后来尾张藩主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这部书的重要而又未能流布，遂重新校刊，刻印出版，得以流传至今。
《群书治要》是汇集中国先哲智慧的宝典，由唐太宗李世民敕命名臣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经、史、子类选择65部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辑寻精华章句，编辑成书，历时五年编成。魏徵在序言中写道：“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唐太宗十分满意，用于治国安邦，手不释卷，成为“贞观之治”的经典借鉴。由于抄印数量极少，唐朝以后，这部书在宋、元、明各朝失传湮没。
20世纪90年代，原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在东京发现了这部书，遂带回国内，邀集专家学者，对本书被选的65部经典原著进行考证、点评、翻译，分篇标点、断句，编成《群书治要考译》出版。习仲勋为此书题词：“古镜今鉴。”2013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群书治要》——“古镜今鉴为政以德”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作了高度评价。
一部古书在两国间历经千年交流，生命力不衰，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往史上的又一重要佳话。
公元1371年(明朝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宣布日本等15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但日本镰仓末期西部地方的没落封建主、破产武士等人，执行“异国讨伐令”，侵扰和抢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残害百姓，破坏生产。朱元璋为此曾多次派遣使节赴日，指责“肆海邻邦，纵民为盗”。但此时日本国内分裂，形成南北对峙，未能认真地对待中国提出的“倭寇问题”。朱元璋决心加强海防，切断中日间的政治、贸易关系。公元1387年(洪武二十年)，林贤因密约怀良外应左丞相胡惟庸谋反，被告发并遭夷族。朱元璋为此制定《祖训》，将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公元14世纪70年代为中国元朝末期，至17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明朝后期，前后历时近250年，日本在南北朝内战分裂时期的残兵败将、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集结为海盗，勾结中国不法商人，长期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掠夺财物，烧杀抢劫，严重侵害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招募、组织和领导义乌等地渔民和矿工，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历经多年围剿，终于荡平入侵倭寇，中日两国由此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在抗击倭寇期间，戚继光写了首著名的诗，记述其事：“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多年后，中日关系松动，1436年(明正统元年)，明英宗接见日本使节，并颁正统勘合，两国贸易得以恢复。至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中日之间共组织了11次的勘合贸易团，进行多种贸易技术合作。日本船只进入中国港口，需持有朝廷颁发的勘合作为护照，史称勘合贸易。货物多为互补的物资、产品，日本的真正目的在于获取铜钱，用以解决财政困难。到了嘉靖后期，勘合贸易停止，由此引发私商贸易兴起，并成为官方贸易中断后的主要贸易形式。朝鲜《李朝明宗实录》记载：“商船往来日本，络绎不绝。”后受海盗侵扰和海禁政策影响，直接交易日趋衰减，贸易的相当部分变为转口贸易。《明史》称：“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言，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丰臣秀吉(1537—1598)原名羽柴秀吉，1593年统一全日本，推行“太阁检地”，为准备对朝出兵进行国力调查。1595年中国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明朝万历皇帝派出使臣赴日，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对此不满，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丰臣秀吉以修建“聚乐第”宫殿和奉献土地等手段邀宠天皇，实则“阳为尊重天子，实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江户时代的市民学者中井竹山评语)。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指出：“随着他(丰臣秀吉)平定全国事业的进展，还梦想征服琉球、中国台湾、菲律宾，也想使朝鲜与中国明朝归顺。”丰臣秀吉先后于1592年、1597年两度出兵攻打朝鲜。朝鲜在中国援助下，先后打败丰臣秀吉。丰臣秀吉两次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暴露了日本不自量力，错误估计形势，错误决策。战败的结果，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势头，为以后300年的中日之间以及东亚和平奠定了基础。
公元17世纪，在日本德川家族建立幕府统治时期，先后于1633—1639年5次颁布“锁国令”。除了允许在长崎港“出岛”这个人工岛屿与荷兰、中国、朝鲜贸易外，中日之间的其他交往已日趋减少。这时中国正处在明朝末期(崇祯六年至十二年)，离郑和最后一次(公元1430年)下西洋已200年。明朝实行的“禁海”政策，历经反复后延续到清初，1656年(顺治十三年)，清政府更是明令“不许片帆入口”。康熙皇帝也在1665—1675年5次颁布禁海令。中国明清政府的对外封闭政策与日本德川幕府实行的长达220年的锁国期相互影响，中日之间的大规模友好交往和贸易合作日趋衰落。
注释
[1]距今１万年前后至公元前３世纪，为日本新石器时期。因当时使用的陶器上普遍饰有似花纹的绳纹而称绳纹（文）文化。
[2]弥生文化，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弥生町（在今文京区）而得名。时期为公元前３世纪至公元３世纪。农耕的产生与发展是此时期最重要的进步。在日本形成弥生文化的诸因素中，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可忽略。
[3]鬯(chàng)是一种带香味的草，加入酒中可增加香味
[4]司马达（生卒年不详），中国南朝梁雕塑家。何时渡日说法不一，为日本佛教造像有力的奠基者。在他的造像影响下，形成日本雕塑史上主要的一派———鞍作派艺术。著名佛像工匠鞍作止利（亦称鞍作鸟）为其孙。
[5]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名厩户皇子，推古天皇的摄政，推古朝改革的推行者，有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和《十七条宪法》以及派遣遣隋使等政绩，致力于佛教的推广，建立法隆寺等。
[6]犬上御田锹是第一位遣唐使。
[7]菅原道真(公元845—903)，日本平安中期的政治家、文人。
[8]为方便民众书写阅读，日本1923年首次出台收录1962个字的常用汉字表。此后经删减增加，1981年推出的常用汉字表收录了1945个字。2009年最新修订的常用汉字表共收录2131个常用汉字。这些常用汉字成为政府公文、法律文书、报纸等日常生活常用汉字的标准。
[9]镰仓时代(1192—1333)，日本在镰仓有幕府存在的时代，为建立在封建制度上最早的武家政治的时代。
[10]江户时代（1603-1867）,江户(今东京)成为日本政治中心的时代，因由德川幕府统治故亦称德川时代，为日本最后一个幕府政权。
[11]奈良时代(公元710—784)，以奈良为都城的时代，文化史上称天平时代。有时也包括定都长冈京的10年，即至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这是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美术十分繁荣。
[12]平清盛(1118—1181)，日本平安末期武将、政治家。
[13]源赖朝(1147—1199)，日本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的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