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渊源
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产生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和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观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以及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成果。
1.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观点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都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也是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基础和依据，但这样谈问题显得有些宽泛和笼统，应该更具体地论述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依据和渊源。这样，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些理论观点相对来说与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把握了这些基本的理论观点，就能大体上了解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理论渊源了。
(1)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论述。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这种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的思想形成的原因，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
首先，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1] 列宁指出：“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2]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 [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述，揭示了社会意识、人的思想意识产生的最一般的规律，这是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些论述，社会意识和人的思想意识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存在，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意识，都是这个时代社会存在的产物。人的一切意识，无论其正确与否，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从属、依附于社会存在。离开了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宏观的理论指导，为从根本上认识思想观念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原因，从而正确地制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内容、途径和手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虽然依赖于社会存在，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力量。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意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复杂的活动系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和独特的发展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 [4] 。社会意识系统结构内部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推动整个社会意识的前进运动。社会意识诸形式之间也存在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第二，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的不同步性。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其发展变化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有时超前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因而产生了同一社会形态中的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与社会存在基本同步的社会意识；反映已经被推翻或正在消灭的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这种落后的社会意识只会阻碍社会存在的发展；反映现存社会中孕育着的新型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这种超前的社会意识将引领社会存在的发展。第三，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在世界历史的不同时代和世界的不同地区都普遍存在，较多地表现为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往往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同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息息相关。第四，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人们对社会存在的意识，既是过去历史运动的结果，也是新的历史运动的出发点。人们首先要学习和继承历史的传统，才有可能成为有意识的主体和创造新的意识的主体。当然，这种继承也是相对的，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取舍以及改造，都要取决于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现实需要。第五，个体意识的多样性和片面性。个体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并且永远打着社会的烙印。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个体对社会存在的认识也会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一面。即使处于同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个体，其意识也有多样的表现。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原理，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
最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并反作用于物质世界。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5] 恩格斯指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6]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7] 毛泽东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8] 从根本上说，社会意识是为了适应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这是社会意识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据。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性具体表现为，人的意识赖以产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创造性活动，人们通过这些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的指导，在实践中把“观念地存在”着的模型、蓝图实现出来，变成客观现实。任何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都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用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理论来动员和组织群众，培养本阶级或集团需要的接班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这种反作用，是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理论依据，也是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新时期发挥作用的理论基础。
(2)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是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的理论依据，也是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来源。
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人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根本反对宗教神学、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第一次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达到了科学水平。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9]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但并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的其他一切特性存在的基础，概括出了人的本质特征。第一，实践性。人类能够有目的地进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实践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特征。谈到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 [10]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11] 正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人的本质才表现出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统一。第二，社会性。人在生产实践中，出于改造自然的需要，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 [12] 。生产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人们之间互相交换与共同生产的合作性、依赖性就越强，个人愈发离不开社会。因此，人们只能是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个人，而不可能成为脱离一定社会关系的、纯粹的、抽象的个人。由于人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也是极其复杂的，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立体结构。这种结构是人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伦理、民族、家庭、地域等各种关系的总和。第三，历史性。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不同，社会关系也不相同，人的本质因此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人类历史展现了人的本质的表现形态不断改变的轨迹。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13] 。第四，阶级性。因为人的本质的表现形态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发展到阶级社会，人的社会关系即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如毛泽东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14] 由于人们的思想带上了阶级的烙印，因而人们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全部社会关系，都呈现出明显的阶级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也必然会表现出阶级性的特征，这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证明了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对于我们探索教育对象的思想及其发展变化，在人们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分析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差异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指全体社会成员的脑力、体力和能力都能得到充分、自由、全面、协调的发展，使“每个人”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 [15] ，成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 [16] ，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17]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出，社会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尤其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加剧了人的片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个人自身解放的需要，也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和价值目标，是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必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8]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发展；人的才能多方面发展；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经过社会的充分发展，通过消灭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从而摆脱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把生产力水平提高到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展示自己多方面才能的机会。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必将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为社会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各方面的必要条件。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旧社会的痕迹和资本主义残余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还会对意识形态领域带来消极甚至是严重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要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地抵制旧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必须重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的教育，其中就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列宁指出：“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19] 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它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以及技能、人际交往的正确观念和能力等的教育培养。在这种全面发展的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全面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全面教育的根本性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确定了目标，思想政治工作也正是在为人的全面发展把握方向、丰富内容、提供指导、创造条件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3)关于向无产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他们参加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是新兴生产方式的代表者，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他们不但能够解放自己，而且能够解放人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行了正确的评量，使无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建立在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之上。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20]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21] 为了使尚处于自在阶级阶段的无产阶级承担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成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和革命意识的自为阶级，必须向他们灌输先进的理论和革命的真理。先进的理论和先进的阶级结合起来，将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22]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详细论证了“灌输”理论。他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23] 列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理论之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理论体系。由于无产阶级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难以掌握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和相关的思想资料，也就无法形成指导革命运动的理论工具，他们不能揭示无产阶级痛苦的根源，他们自发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只能停留在改善生活、增加工资、改进劳动条件等层面，不可能把阶级的利益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也不可能自觉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以及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并吸收前人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来。并且，把这种理论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无产阶级树立阶级观念和政治意识，认清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和矛盾，认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认清自己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相比，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历史渊源要久远得多，宣传媒介要先进和丰富得多，包装和加工更具有蒙蔽性，论证也更加充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地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是鼓吹自发的工人运动能够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工人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奴役。列宁认为：“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24]
坚持向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要求在开展政治动员的时候，“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25] 。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26]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27]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据我国无产阶级面临的形势、肩负的任务以及思想特点的巨大变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他多次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最重要的是要用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 [28] “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29]
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强调灌输并不意味着把共产主义思想直接塞进工人阶级的头脑，而必须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把外部灌输和自我教育结合起来。在一个特定社会、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面前，人们很难有选择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当然，这种灌输并不是“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 [30] ，而是一种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正面教育。这种教育，除了向人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外，还要通过人民群众的相互教育和社会实践，使他们逐步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并学会解决新的社会问题，从而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这种灌输绝不是指教育方法上“填鸭式”的满堂灌，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不能自发产生的情况下，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发挥思想领导作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种合适的理论环境，并使人们在这种环境中运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去理解、掌握和发展革命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 [31] 马克思主义在强调向人民群众灌输先进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和自身进步方面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需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这些创造性实践活动及其涌现出来的先进意识，必须通过他们的先锋队才能上升为完整、系统的革命理论。而不断地向群众灌输革命理论，说明面临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引导群众向更高的实践阶段发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与敌我矛盾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体系。除敌对势力插手外，这类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需要与可能之间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群众的事业，必须完全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所以要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但是不能用过去赶走和消灭地主、资本家的办法来赶走这个阶级。必须费很大的力气，付出很大的代价，长期地改造农民。” [32] 而毛泽东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位详细论述人民内部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于1957年6月19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以及运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是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原则、方法和途径的重要理论来源。
根据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和冲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是如何在人民内部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对于人民内部大量非对抗性的矛盾，“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33] 。“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 [34]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 [35] 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要坚持疏导原则，采取平等交流和说服教育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当着今天这些问题表现在人民内部时，就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小民主，小小民主的办法。” [36] 如果一味堵塞，或者居高临下、视而不见，就会积少成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甚至扼杀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切矛盾的发展，都有渐进与飞跃的发展，都有质变，因之，也都有否定。所以，不对抗的矛盾，也有飞跃，也有质变，也有否定。” [37] “不能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不揭不批，让他们滑过去。如果这样，会留下后患，以后还会闹‘地震’的。” [38] 作为社会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矛盾大多也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对于党内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采取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问题。“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39]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坚持对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需要在人民内部广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40]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改革从根本上所触及与引发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关系的变化，这就会使以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为核心的多重性利益矛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现实地成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在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多种因素中，利益关系是占据主导性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和经济基础薄弱。而改革发展进程中由于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问题所形成的干群矛盾，则使人民内部矛盾更趋复杂化。为此，必须依靠经济发展，通过体制改革、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民主与法制建设，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协调多种利益关系，缓解并最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曾举例说明这一问题：“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41]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于我们工作没做好引起的，为此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 [42] “我们必须坚决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 [43]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人民内部矛盾就处理得更好一些，社会矛盾也就缓和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就搞得差一些，社会矛盾也就尖锐一些。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作用，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
(5)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中，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和根本要求，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理论的思想观点，尤其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关论述，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的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为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是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文明的内涵和构成、文明的发展和演化、文明的批判和借鉴，以及对未来新文明的预见。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其根本特性是实践性和社会性。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 [44]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生产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艺术的结晶。他们把社会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把劳动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把生产资料分为“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在一些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区分了文明的两类果实，一类是物质果实(物质生产力)，一类是精神果实(科学、艺术、哲学等)。他们还从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文明”和“文明时代”的由来和发展作了深刻的阐述。所有这些对未来社会精神、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极具远见卓识的思想，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概念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列宁十分重视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文明问题。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45] 。他在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受资本家压迫的、一盘散沙似的劳动群众不能产生一个能学习做组织工作并亲自建设这个大工业、城市生活、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的阶级，那么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就不能摧毁资本主义，就不能实际着手组织社会主义新社会，这一点，我们现在有了两年的经验之后，看得尤其清楚了。” [46] 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并把它上升为“社会主义新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还明确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他说：“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47] 另外，他还多次阐述了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等的重要意义。显然，列宁把“文化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文明，都作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标志。虽然他未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全面而又科学的概括，但在他的许多论述中，已经涉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许多方面的任务。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斯大林认真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48] 。虽然也没有明确提出并科学概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但斯大林关于“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的论述，已经比较接近于这一概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把人类改造世界的斗争，区分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两个方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我们要建立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特征，概括为“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三个方面 [49]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50] 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的是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1] 此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不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生着实际的相互影响。正是因为这样，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够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够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和基本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党的文献中，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往往被同时提出来，以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密切关系。党的十二大报告充分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者、各种文化和科学工作者、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 [52]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更是直接地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时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 [53] 在他看来，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加强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陈云在强调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时指出：“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 [54]
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不断深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及其与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的认识，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2002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建设和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要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55] 可见，江泽民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从他的多次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认识，对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1)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发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政治优势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头脑，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和重要使命。事实证明，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通过及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人们的革命和建设热情，因而能够在物质条件极端落后、革命和建设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保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上层建筑中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的头脑，不仅廓清了人们对改革开放中某些问题的模糊认识，帮助人们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且有效克服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思想意识、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一些腐朽、落后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影响，保证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动了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具体实践和应用，是党的思想路线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集中体现。我们党一贯重视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都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真心拥护这一时期的总路线，从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
(2)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用“生命线”来说明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1932年7月，党中央在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信中提出：“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56] 此后，经过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
正是依靠这条“生命线”，我党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有效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成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依靠这条“生命线”，我军才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坚定全体战士的信念，统一全军的行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正是依靠这条“生命线”，我党才能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各种困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多次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明确提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 [57]
(3)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如何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生命线”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定位”问题的两个方面，即重要程度和具体方位。解决思想政治工作的定位问题，对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意义重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应该说一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有些时候对其具体定位并不恰当，也不现实，结果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轨迹、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典型事实、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优势的工作机制中，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格局中保证方向、服务“中心”的具体方位。
实践证明，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工作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符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时候才能发挥其正向的反作用。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其“生命线”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保证经济建设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正确方向，并为经济建设和其他一切工作服务，使它们健康发展。列宁曾经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58] 他同时强调：“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59] 我们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就是为了不发生这种“危险”和“错误”，为了完成我们的“生产任务”。1934年2月，周恩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 [60] 革命胜利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61]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让更多的人以更大的干劲、更饱满的热情、更多的智慧投身于党的中心工作。不难看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历来都是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的。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地位，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会蒙受巨大损失；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在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的过程中，才能取得“生命线”地位，发挥“生命线”作用，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4)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发挥出巨大威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最重要的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建党之初，根据斗争形势，党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作的重点，通过出版刊物、举办学校、建立组织等各种有效形式，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得到有效传播。大革命失败后，针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62] 的论断，强调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革命和建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思想路线的认识愈发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实事求是派”，邓小平对恢复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多次强调：“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 [63]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64]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各项成就，无一不是坚持和发展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的结果。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能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获得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认识，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去看待、认识、研究和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其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掌握实际情况，做到不搞迷信，不搞教条，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不搞一刀切，不强求“步调一致”。再次，要有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敢于修正错误的宽广胸襟和坦荡胸怀，考虑问题首先要从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克服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同时，要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正确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影响人们思想认识的各种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65]
(5)坚持平等待人、以身作则的民主原则。
坚持平等待人的民主原则，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使人们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政治工作不仅需要同一定的民族心理相适应，更要以民主平等的方式去开展。这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主人翁意识的具体体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人们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团结民众、教育民众、引导民众去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确立共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责任。党在不同时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充分说明，民主平等方式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正确方法，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属性。毛泽东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 [66]
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自己能够作表率，讲话才会有分量，才能有威信，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的条件。” [67] 示范性和感召力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说服人，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思想政治工作者以身作则的良好形象，是对真理最有力的诠释。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时就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 [68] 周恩来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者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他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忠实于革命主义，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耐劳的作风，去影响全体官兵；以谦逊和睦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去团结全体官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推动政治工作的前进，发展政治工作的效果。” [69] 邓小平也强调：“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 [70] 在党员干部的积极带头下，我军出色地完成了当时的战斗任务。与此同时，全军还普遍开展了创建模范团、营、连和模范党支部、党总支活动，促进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
(6)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坚持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坚持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创新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各个时期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爱戴和支持。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党的群众路线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党在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奠定了群众路线思想的基础。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71] 此后，毛泽东等多次阐述了群众路线思想。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科学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第一次从哲学高度论述了群众路线的意义，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走向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党章，使群众路线成为全党在各项工作中自觉遵循的基本准则。邓小平不仅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而且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他针对“文化大革命”对群众路线的破坏，坚决提倡恢复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他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72] 邓小平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旗帜鲜明地告诫全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73] 由此可见，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群众路线确定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将一事无成。
(7)坚持全党动员、齐抓共管的组织原则。
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系统，建立精干、高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对此，毛泽东曾经强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74] 邓小平指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队所有的军事人员、政治人员都要做。” [75]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历来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中央统一部署，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妇齐抓共管，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全党同志群策群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早在黄埔军校时期，我们党就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和其他同志一起秘密创建了黄埔军校中共特别支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毛泽东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建设。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刚刚成立，就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措施，一方面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另一方面也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规定了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在高级机关政权没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76] “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政机关〈会〉衔发布。” [77] “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 [78] 随着我们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认识的深入，全党动员、齐抓共管的组织原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逐步得到加强。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通过建立层层落实的责任制，健全党委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协调机制，建立信息预警和信息反馈制度，实行严格的检查、监督制度，落实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形成了一个职责明确、齐抓共管、覆盖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机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
3.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历代前哲先贤、劳动人民乃至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政治统治经验的合理成分，批判地吸收他们在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方法、途径及其治国理政方面的可取之处，使思想政治工作保持浓郁的民族色彩，既是思想政治工作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职责。与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一样，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也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继承前人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产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是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1)肯定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具体表现为：第一，传统文化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有助于培养人们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革命性变革，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了减轻这种影响，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理想人格的更高要求，我们非常有必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重义轻利、以苦为乐、情感欲望与理性精神相统一等积极进步的思想，培养人们的人文精神，加强人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借鉴传统文化中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提倡主体自觉的意识和不断超越的精神，帮助人们树立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建立积极进步的生活方式；学习传统文化中“慎独”“自省”“改过”“践履”等修身方法，教育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现实生活的大潮中实践、磨砺、寻找、获取精神生活启示和道德生活体验，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第二，传统文化高度的社会认同感，有助于形成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共同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维系存在和发展，都必须建立一种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基本原则方面达成共识，从而有效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受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另一方面，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发生、发展同社会文化传统的积累密切相关，建立在人们对历史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因此，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加以理论阐释，建构起社会共同价值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利至上”“民利至上”“道义至上”等积极价值观，对于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提供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
在现实的基础上，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提升自身建设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必由之路。我国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国人民世代相承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及表现出的巨大向心力，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宝贵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源泉。正是这种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中华民族面对困难时能够万众一心，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第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见《礼记·大学》)等闪烁着积极进取精神的思想，都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正是这种精神，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不畏强暴，拯国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挽狂澜于既倒。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中华民族虽历尽百代沧桑，渡尽无数劫难，仍然显示出勃勃生机。
第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恬静淡泊、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哲学，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安贫乐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这种人生哲学的熏陶下，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中国人民都能泰然自若，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第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道义，主张重义轻利。老子告诫人们：“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也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报任安书》)。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强调道义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五，“正直守信，至诚至善”的人生境界。在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善良正直、诚实守信是对人立身处世最起码的要求，至诚至善则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论语·学而》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礼记·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种对至诚至善的追求，养成了中国人民与人友善、讲究信誉、信守诺言的性格品质。
第六，“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包容精神。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理念，厚德载物、求同存异的精神，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贯提倡的包容精神的具体体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宽容大度、团结友爱，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和”是多种因素的并存与互补，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就是要宽厚处世，互相包容；表现在人同自然环境和天地万物之间就是要“厚德载物”，遵循自然规律，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表现在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上，则提倡热爱和平、平等互利、求大同而存小异，做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当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中可以继承和借鉴的内容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在此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最直接、最宝贵的几个方面。
(3)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提供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在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极富规律性、可资借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中国古代教育家和贤明的君主特别讲究言传身教的作用，留下了许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千古佳话。“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认为，领导者和教育者自身品质对人民品德的影响不可小视，为了做好治理国家和教育人民的工作，领导者和教育者首先要正其身。此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第二，身体力行，体用浑然。“履，德之基也。”(《周易·系辞下》)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修养实践和道德践履，强调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孟子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著名论断，荀子强调“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这些论述，揭示出人的思想品德和道德心理形成的客观规律，强调只有长期“躬行力究”，才能“体用浑然”，达到思想品德成于内而形于外的完美结合。
第三，克己自省，慎独慎微。古代教育家认为，一个人良好道德品行的养成，必须在个人自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我省察的能力，“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才能达到“齐贤”之目的。在做好自省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十分推崇“克己”，增强自己的克制能力，做到“慎独”和“慎微”，因为道德修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将外在教育与内在省察结合起来，是古代杰出思想家一贯的教育思想。
第四，居必择邻，游必就士。古代教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教育的影响，所以留下了“孟母三迁”“千金买邻”的历史故事。古代教育家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必须注意对孩子品德修养的熏陶，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君子之德”蔚然成风的环境。
第五，因势利导，启发疏导。“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礼记·学记》)《学记》中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启发诱导教育方法的要义。孔子在教育中十分注重因势利导和启发疏导方法的运用，主张在学生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启发诱导，使大家敞开思想，广开言路，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充分表达出来，然后通过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把大家的思想和言论引向正确、健康的轨道，达到举一反三的教育目的。
第六，以情动人，以情化人。情感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在道德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以道德感化、心理感化为主导的教育方式，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情者，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王夫之：《诗广传》卷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充：《论衡·感虚篇》)充分利用情感在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中的陶冶作用，寓理于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
(4)总结中国先哲前贤的治国经验而提出“以德治国”方略。
我国古代的治国经验和政治哲学十分丰富和完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特别推崇“德治”的治国理念，重视社会道德规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人治与法治、利诱与教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表现出很高的思辨水平。虽然古代的德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加以分析，其中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治国方略特别是德治传统批判性继承的成果。总结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其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政以德。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首先要立身唯正，然后才能以德化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果一个国家“君子之德”蔚然成风，那么“小人之德”将无处遁形。此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故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
第二，民为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是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而民自得也已。”(《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古代德治思想的本质和灵魂。重民、爱民、惠民、教民，是古代德治思想的主要内涵。
第三，明道善策。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中特别重视君主的决策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昭公七年》)荀子认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为了确保不因为君主而使国家丧失“德性”，孟子强调“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认为只要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就会在道德的轨道上运行。
第四，举贤任能。古代的“德治”实际上是“贤人之治”，而举贤任能是实现德治的关键环节。孔子告诫鲁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孟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也明确指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唐太宗李世民晚年总结治国经验时写道：“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李世民：《帝范·求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吴兢：《贞观政要·崇儒学》)
第五，教而后刑。教而后刑从德治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古代思想家视野中的“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荀子对“教而后刑”作过全面的阐述：“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国》)董仲舒认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
4.国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成果
同其他理论体系一样，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需要借鉴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江泽民一向主张有鉴别、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他多次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79] “要密切关注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 [80]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对糟粕的东西则应剔除，不能学” [81] 。正是从这些原则立场出发，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国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成果，从而使自身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1)论述了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性。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82]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和借鉴国外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需要。目前，面对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我们只有通过继续深化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去，正确认识自身不足，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一切进步的东西，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为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旺盛活力，我们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要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我们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是事关中华民族振兴的大问题，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面胜利的大问题。” [83] “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84] 就思想政治工作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很早就提出了许多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紧密联系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2)肯定了国内外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普遍存在的价值和规律。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专利”。目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已经成为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虽然许多国家把思想政治工作称为“公民教育”“法制教育”“共同价值观教育”等等，但其目的都是宣传和捍卫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尽管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制度、民族特征、阶级属性和服务对象都不相同，但其中却蕴含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价值和共同规律。1997年10月底至11月初，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期间，特意参观了签署《独立宣言》的独立厅。在他看来，托马斯·杰斐逊等革命者的行动都是出于爱国主义，这可能是凌驾于任何目的之上的。 [85] 接着，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又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86] 2002年10月，江泽民在墨西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我们应遵循历史前进的规律，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更加自觉地汲取不同文化的精华，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87] 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阶级性的前提下，借鉴国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中蕴含的普遍规律和成功经验，如有些国家强调的个性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情感和理性相结合、分层次分阶段、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等教育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采取的以“生活为中心”“系统学习为中心”“探究为中心”“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为中心”的教育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即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关心，等等，对于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3)强调了学习借鉴国外思想政治工作有益成果的基本原则。
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上，江泽民始终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反对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盲目排外倾向，主张有鉴别、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正如1996年5月江泽民在访问埃及期间参观金字塔等名胜古迹时所说：“对待文明交往和融合，我们应该有开放、自信的胸襟，要敢于和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 [88] 我们在借鉴思想政治工作的有益成果时必须做到：
第一，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局限性。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样，都是“做人的工作”，主张“调动人的积极性”，强调“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但从本质上讲，二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首先，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建立在个人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之上，更多的是在强调个人的需要、利己的动机、金钱和权利的满足，是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其次，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出发，其理论观点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最后，资本主义思想教育的许多方法都是形而上学的，割裂了“人性激发”与监督、纪律的关系，只能成为资产阶级调和劳资关系的工具。因此，我们只能借鉴和吸收其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决不能把资本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的学说作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避免简单移植和照搬照抄。我们提倡的学习和借鉴，是利用、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学习和借鉴。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又要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同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把学习和借鉴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把引进和开发、创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优势；要利用国外资金，但同时更要重视自己的积累。” [89] 2000年4月在希腊访问期间，江泽民进一步阐述了大胆吸收、为我所用的思想，他指出：“希腊文化的精髓属于全人类，我们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从中汲取营养，更好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90]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在其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基础上产生的，把它们的经验简单地移植到任何别的国家都不会获得成功。如果只是一味地简单移植和照搬照抄，就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就容易为人所制。正如江泽民所说：“学习和借鉴，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分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腐朽、有益和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如果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 [9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 ，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3版，第2卷，219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文集》，第7卷，267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 ，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 ，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 ，7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列宁选集》，3版，第1卷，311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毛泽东文集》，第8卷，320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 ，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 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 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 卷，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 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 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 ，第4卷，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6]《列宁选集》，3版，第4卷，15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 ，第46卷(上)，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 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列宁选集》，3版，第4卷，59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 卷，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 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 卷，1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列宁选集》，3版，第1卷，31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列宁选集》，3版，第1卷， 326~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 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 ，50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7]《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 1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 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9]《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 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5卷 ，4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 卷，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1卷 ，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209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4]《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6]《刘少奇选集》，下卷，300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7]刘少奇：《人为什么犯错误？》， 载《解放日报》，1941-10-03。
[3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7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210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0]《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3]《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 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5]《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8卷 ，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6]《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8卷 ，249~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7]《列宁选集》，3版，第4卷，28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8]《斯大林选集》，下卷，569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9]分别指在政治上不受压迫因而是自 由的，经济上没有剥削因而是繁荣的，文化上不再是愚昧落后因而是文明先进的。这是毛泽东于1940 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提出来的。(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 第2卷，6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51]《叶剑英选集》，540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5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3]《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 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4]《陈云文选》，第3卷，355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
[5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2416~2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 51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7]《江泽民文选》，第3卷，74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8]《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0卷 ，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9]《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0卷 ，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0]《周恩来年谱(1998—1949)》(修 订本)，2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1]《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4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2]《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 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3]《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113～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4]《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 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6]《毛泽东文集》，第7卷，211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7]中共中央党校组织局本书编选组编 ：《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文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论述》， 25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68]《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 5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9]《周恩来选集》，上卷，97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4。
[70]《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124~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9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7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3]《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4]《毛泽东文集》，第7卷，226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 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83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7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83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7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834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79]《江泽民文选》，第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0]《江泽民文选》，第3卷，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0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2]《江泽民文选》，第1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3]《江泽民文选》，第1卷，5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5]参见［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27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86]《江泽民文选》，第2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7]钟之成：《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65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88]钟之成：《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16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89]《江泽民文选》，第1卷，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0]钟之成：《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44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9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