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体系结构与学科定位
谈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几个问题[1]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发展规律、社会本质及其客观作用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形成的规律、原则和规范及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的科学。为了总结人民群众道德面貌的发展规律，为了更快地消除剥削阶级的旧道德的残余，为了迅速形成新的道德品质，更迅速地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研究伦理学的目的是什么
要开展伦理学的研究工作，首先必须弄清楚研究伦理学的目的。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冯友兰先生在今年《新建设》第四期所发表的《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伦理学的研究，虽然必须分析道德的行为，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历史地叙述某些道德的行为，而在于科学地说明什么是道德，也就是什么是善。”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意思，研究伦理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科学地说明什么是道德的问题。这个提法，值得商榷。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伦理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因此，在规定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的时候，就不能把它说成是在于“科学地说明什么是道德，也就是什么是善”的问题，而首先必须从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发，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不但要说明什么是善，而且要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发展规律，总结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研究如何克服旧的道德影响和培养新的道德，从而去实践真正的善—共产主义道德。
马克思主义以前旧的伦理学家，往往喜欢把伦理学说成只是抽象地去说明什么是善的问题。中外的一些伦理学家由于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去抽象地争论所谓善恶问题，因而他们从来也不能正确地解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把伦理学研究的目的规定为说明什么是善，这必然会把这门科学引导到抽象的、烦琐的论证中去。我们认为，研究伦理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总结道德形成、发展的规律，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从而为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总结共产主义道德形成、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研究无产阶级道德面貌变化发展的规律。这句话一般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说，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它是有着自己的规律的；其二是说，一个人的道德面貌的变化，新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有着特殊的规律的。前者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后者主要是偏重于道德修养的方法，而这两者又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伦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必须注意既要研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同时，又要研究人们道德品质发展的规律性。人的思想面貌，由于在社会上受着客观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几乎每天都处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无不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由于他们从小受着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的熏陶，一般来说，他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是有着无产阶级的品质的；另外，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一般来说，也都是受着自己的阶级的强烈影响的。有些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差不多的人，一起参加某种群众的革命斗争，经过大体一样的革命实践，而他们的道德品质的提高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人进步得很快，有的人进步得很慢，有的甚至在斗争中动摇起来，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固然，参加革命的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和革命品质各有不同，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同时，参加革命的人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的不同，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就是说，能否自觉地掌握道德修养的规律性，对于提高道德水平是有重要关系的。我们一方面承认革命者的家庭出身对其影响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承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与修养的重要意义。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总是和他刻苦的自我修养分不开。研究道德产生、发展的规律，研究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规律，对于道德教育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第二，批判地继承伦理学的遗产，对旧道德作彻底的批判，清除旧道德的影响。批判旧道德的影响，建立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不但要改变所有制关系，而且要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影响，根本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思想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不会自动消灭的，即使克服了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国际上资产阶级还在不时地侵蚀我们，因此，旧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必然会乘机复活。同时，许多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不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伦理著作，还在群众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认真地批判残余的封建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彻底地清除它们的影响，不能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
第三，论证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培养道德评价的能力。对于伦理学的研究，能使我们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弄清善恶的对立，从而具备分析和评价人们行为的能力，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创造条件。我们知道，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形态的道德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没有法权那样的强制性，而主要是通过社会的舆论、传统的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是通过道德评价明确善恶和是非的界限，从而形成一种内心的或社会舆论的力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道德评价的问题就不能不在伦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伦理学的研究，可以使人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德观来评价一切人的行为，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通过文艺、报纸、舆论为形成新的道德创造条件。我们普遍所谓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义务，人们所公认的道德舆论的力量，都是从道德评价中产生的。社会的人的道德评价的能力愈高，道德舆论的力量愈强，道德责任的感情愈大，则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上升得愈快。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伦理学的研究要服务于如何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这一根本目的，但是并不是把伦理学仅仅作为思想教育和教育方法来研究，我们也不排斥在伦理学的研究中说明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相反，为了达到更好地总结道德形成、发展的规律，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为巩固地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必须科学地对善恶作出解释。在这里，我们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说明善的问题，而在于不能把说明什么是善当做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无产阶级的道德是功利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本质是什么？冯友兰先生在《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把无产阶级的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都说成是功利主义的。为了区别于伦理学史上的功利主义，冯友兰先生说：“辩证唯物主义在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并不是过去伦理学家所说的功利主义。它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他指出无产阶级在道德上的功利主义“是革命的功利主义，有最广和最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总之，冯友兰先生把功利主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最本质的概括，这种概括也是值得商榷的。
冯友兰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概括为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有没有根据呢？好像是有的，他所根据的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8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这段话应该怎样理解呢？
为了批判当时的一些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普及的错误论调，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紧接着为了批判那些为文艺而文艺，认为强调了文艺必须为群众服务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成为功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功利主义的阶级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的思想是极为清楚的。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一切意识形态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都是要求对一定阶级有利的，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是没有的。因此，那种以反对功利主义为借口，实际上是反对意识形态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只是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功利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不仅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是功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是功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是功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功利主义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是功利主义的。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都是功利主义的，都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这一最根本的原理，而并不是对文艺和伦理学这两门具体科学进行概括，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或伦理学归结为功利主义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来说，功利主义不但不是一种最恰当的概括，而且还会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产生错误的认识。
从伦理学史上看来，功利主义原来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伦理学说。这种学说在道德中追求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它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凡是能满足个人利益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正像马克思在谈到功利主义时所指出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革命时期，即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最初的两次斗争中，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出现了这种理论。”又说：“在霍尔巴赫那里，个人在相互交往中的一切活动，例如谈话、爱情等等都被描写成功利关系和利用关系。”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因此，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最本质的概括，它在道德上公开地反对那种把个人幸福寄托在来世和天堂的封建禁欲主义。把资产阶级的道德关系概括为功利主义，宣布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这种道德理论，在当时可以说是进步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学说里，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还不是一种现实。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了应当把合理的利己主义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他们主张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后来被边沁庸俗化了。边沁把狭隘的个人利益、露骨的利己主义和个人打算，看做是人类道德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凡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就是有利于全人类的。他认为一切人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一切人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当然，为了掩盖自己的理论的反动内容，边沁也虚伪地打着什么道德的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谎言。边沁的这种功利主义的理论在穆勒那里有了进一步的伪装。穆勒提出了人的感情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的主张，从而把功利主义说成是一种利他的行为。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理论是同正在进行斗争的、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是有进步意义的；而边沁、穆勒的理论是同站在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是反动的。但是，归根结底，这种把伦理学归结为功利主义的理论都是资产阶级的人和人的关系的最本质的概括。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把一切关系都归结为个人利益，把一切人和人的关系都归为利己主义的打算。所以，资产阶级学者把他们的伦理学概括为功利主义，是十分恰当的。
根据前面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出发，从社会意识形态必然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出发，从评判道德的标准出发，我们固然可以说无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伦理学是功利主义的；但是，作为对无产阶级道德的最本质的概括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本质来说，作为对于新的人和人之间的最主要的关系的归结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无产阶级道德概括为功利主义，则是值得商榷的。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把无产阶级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归结为什么主义的话，则可以把它称为集体主义。这是一个比功利主义更为恰当的概括，它反映了无产阶级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最本质的关系。我认为，无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就是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而一切其他关系，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准则，评判行为的道德准则，都必须从这一关系出发，它准确、鲜明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崭新的内容，严格地区分了两种道德和两种伦理学的根本对立，树立了无产阶级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批判的、战斗的旗帜。
三、关于道德评价中的标准和根据
道德评价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同的阶级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由阶级利益所贯穿的道德规范来评价人们的善恶，这就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任何一个行为都有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而动机和效果有时又有不一致的情形。因此，我们评价一个行为的善恶，究竟是根据它的动机呢？还是根据它的效果？这个问题叫做道德评价的根据。
剥削阶级的某些伦理学家，为了掩盖他们的伦理学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实质，往往把动机和效果这一道德评价的根据问题说成是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他们或者以抽象的利害和人性为标准，或者把根据夸大为标准，根本不承认有什么阶级利益的标准。我们则相反，在谈到道德评价时，必须强调阶级利益和由阶级利益所贯穿的道德规范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而动机和效果这一判断善恶的根据是必须从属于阶级利益的标准的。
冯友兰先生在《新建设》第四期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在伦理学方面，也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善”。而在提到什么是善时，他认为：“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一个行为是善的，或说一个行为是恶的，究竟以什么为根据呢？是以一个行为者的主观意图为根据，或者是以这一行为的客观效果为根据？”以下接着就是对于动机论、效果论以及动机效果统一论的长篇论证。只是在作了上述的长篇论证之后，才说：“以上所说的是道德判断的根据。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所谓好坏究竟以什么为根据。这就是归结到善恶的标准问题。”令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如果脱离了道德评价的阶级利益的标准，脱离了道德的实质，首先就提出动机和效果这一判断行为的根据，那么，所谓的善，所谓的恶，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尽管冯友兰先生也谈到了判断善恶的标准，但是由于他把动机和效果这一判断善恶的根据作为首要的问题，从而使判断善恶的根据和阶级利益的标准相脱离，这种论证方法是值得考虑的。有人或者会说，这是不是因为由于冯友兰先生的一时疏忽，偶然地没有注意这两者之间的次序呢？我们觉得恐怕还不是这样。冯友兰先生不但是把动机和效果当做判断一个行为善恶的首要问题，而且他也没有提到只有在阶级利益的标准这一前提下，才能正确地解决动机和效果问题，其实质上是把善恶的问题从一定的阶级关系中抽取出来，然后对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作抽象的论证，因而动机和效果的问题就成了脱离阶级标准的独立的东西了。冯友兰先生在论证动机和效果的问题时，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关于动机和效果的一段话。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冯友兰先生可能没有全面而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动机和效果之前，先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注：《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869~870页。）只是在讲了以政治标准区分好坏之后，毛泽东同志才说：“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注：《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870页。）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时，又特别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将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但是，在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却没有找到对毛泽东同志这段话的正确理解。
四、伦理学和哲学的关系
伦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我们研究伦理学必须要注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部分，又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从历史上看，可以说一切阶级的伦理学家都是该阶级的哲学家，而许多哲学家也都有他们的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每个阶级的伦理学家都是受该阶级的世界观的指导的，这些伦理学家根据本阶级的哲学观点来研究道德现象。
同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牢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也是在同各种腐朽的伦理学体系和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动力。因此，在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时，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根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对伦理学的研究来说，既是指导原则，又是最根本的方法论。冯友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说，伦理学的研究，虽然必须分析道德行为，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历史地叙述某些道德的行为，而在于科学地说明什么是道德，从而把历史地叙述和科学地说明对立起来。一下子还不能领会清楚冯友兰先生的意见。到底是因为在伦理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冯先生所认为的不好倾向呢？还是冯先生特别作为研究伦理学的根本方法向大家提出来的呢？如果是作为一种根本方法，我觉得不如说：只有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才能达到科学地说什么是善的目的。不强调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各阶级对善恶的不同解释，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怎么能够解释善恶的本质，又怎么能达到“科学地说明什么是道德，也就是什么是善”的目的呢？过去一切旧伦理学的思想家之所以不能科学地解决道德的起源、本质以及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他们之所以把道德说成是精神的产物，是超越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之上的永恒的东西，除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以外，和他们的唯心史观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创立，才使伦理学产生了根本的变革，才使伦理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因此，只有唯物史观，才使我们找到了解决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的钥匙。
我们也应该明确，作为一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对于伦理学，而且对于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科学也是适用的。虽然每一社会意识形态都反映了社会存在，但是它们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在阶级斗争中各完成自己的特殊作用。因此，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还要善于探讨作为道德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指导和把伦理学只停留在一般原理的叙述中，都是无法使伦理学向前推进的。从科学的发展上来说，不但哲学对伦理学起着重大作用，而且伦理学通过对道德的研究，也对哲学起着重大作用。
注释
[1]本文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6日，署名洛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