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

面对战后英国社会的变化及其工人阶级状况，英国新左派的理论家们着力探讨了“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消费文化”以及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文化实践”、“文化生产”和“文化政治”等一系列新概念，旨在揭示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多元性、重叠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他们力行“文化研究”是为了克服“经济决定论”的僵局，以确立一种总体化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他们试图建立起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以求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问题。对于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路线及其基本观点的梳理，同时也是从一个侧面对于整个“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条“文化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文化的转向”（the turn to culture）。只要翻开相关的理论文献，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清晰的思想轨迹：在十月革命之后，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落差，为了突破教条化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几乎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纷纷接纳带有总体性特征的文化范畴，主张用文化活动来整合和解释社会历史的演进，由此将马克思主义从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及其机械还原论的泥潭里解救出来。也许在他们看来，正是“文化”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起来，可以将自由与决定、主体与客体、创造与被创造等对立面统一起来。正如当红的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表明的那样，“文化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拒绝：一方面是对有机决定论的拒绝，另一方面则是对精神自主性的拒绝……如果说这个概念坚决地反对决定论，它也同样小心翼翼地对待唯意志论。人并非仅仅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产物，那些事物也非全然是用作他们任意进行自我塑型的黏土”（注：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4页。）。

从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人开始，“文化问题”和“文化范畴”（在他们的思想活动中具体表现为“总体性范畴”、“阶级意识”、“物化意识”、“领导权”、“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乌托邦的精神”等理论概念）就被注入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之中。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出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思辨味十足而且还带着明显的精英主义腔调，其批判的“文化工业理论”旨在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法国有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尝试；在英国则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我们过去都有所论述和评析，唯独缺少对伯明翰学派的引介和研究。为了弥补这个方面的不足，本书将着重探讨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演变路径及其基本观点，并对其“文化主义”的思想路线给予应有的评价。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爱德华·P·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等。他们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新一代英国知识分子，职业大多与成人教育有关，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而且擅长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骨子里始终抱有社会主义的理想。雷蒙德·威廉斯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我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抱有兴趣，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今依然重要。我们要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它的文化理论的发展。”（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London：Penguin，1983，p.275.）从一开始，他们的“文化研究”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使命感，一方面他们是要突破“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种种理论僵局，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围绕“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来深究“文化生产”和“文化政治”的复杂机制问题。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较，他们的“文化研究”走了一条更加经验化、总体化也更加本土化的思想路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引向“文化研究”的种种理论探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吸取的。

一

我们或许要问为什么是“文化主义”在引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革？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否就应该体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创新？本书认为，在对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及其构建起来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范式进行一番梳理之后，我们也许从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大众性和文化性愈发凸显的今天，文化理论似乎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格局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问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事实上，“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用一句危险的压缩或还原的话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地审视，这是由社会实践的工作所决定的”（注：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当新左派的理论家们一致主张“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方式的时候（威廉斯说文化代表着“整体生活方式”，汤普森强调文化是一种“整体斗争方式”），他们显然将“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放大了。“文化研究”不仅是对社会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是对社会过程的研究。较之“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而言，“文化分析”更具有整体化、生成化、矛盾化和重叠化的方法论优势。

“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破土而出，是英国新左派成为一个理论群体并得以存在的标志性事件。英国新左派是由一批信奉“文化主义”的文学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所组成的，其核心成员大多围绕在《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理性人》（Reasoner）这两本杂志的周围。他们力图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取代旧左派的“经济主义的共产主义”，通过“文化研究”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首先从自己所擅长的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入手，矛头直接指向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由此他们被看作“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他们探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去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和通俗文化，同时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提倡“人民性”以取代精英主义。他们强调“文化”概念是一个“经验”概念，是一个“大众”概念，而且还是一个辩证概念。在他们看来，“文化”是可以用来命名那些真实的社会过程及其本质关系的有效概念，唯有采用“文化”概念才能消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公式所造成的种种迷误。

自18世纪以来，英国的工业革命、民主革命以及文化革命一直都在持续地发展，由此而引发了英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威廉斯将这近二百年的经验称为一场“漫长的革命”。“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从社区的面貌到教育的形式内容，从家庭的结构到艺术娱乐的变化，都受到了民主和工业进步的相互作用以及传播发展的深刻影响。”（注：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61，p.12.）威廉斯的代表作《漫长的革命》就是专门论述这个历史时期的英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特别是教育革命和传播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变化足以让我们摘去“经济还原主义”的狭隘眼镜，用一种整体的和灵活的观点来把握战后英国社会格局的变化。我们需要寻找一些崭新的分析方法来描述作为当下现实的重要生活经验，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威廉斯独创了“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另译为：感觉结构）（注：情感结构是威廉斯的重要概念，用来指称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样一个概念，以表示一个时期所形成的文化面貌。他将这个概念与埃里希·弗洛姆的“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以及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the pattern of culture）进行了比较，特别强调“情感结构”作为一种生活经验的集合体而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为什么“经济决定论”总是在实践中碰壁（在文学批评中更是如此）？那是因为它固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还原论，总是将上层建筑解释为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表现，从而无法回答社会实践经验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历史的文化分析过程中，威廉斯逐渐提炼出了“文化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理论公式。这个公式不是来源于抽象的理论思考而是得益于生活经验，因为我们只有在经验中才能把握到社会的总体性，也就是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性。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为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Group）的重要成员，汤普森与威廉斯等人虽然有些理论上的分歧，但是其基本的思想立场是一致的，即放弃那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机械关系图景。他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课题（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的研究），深入阐发了他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和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他提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过程，是以相应的经验和意识的变化为基础的。阶级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关系，它是由社会与文化所形成的。换言之，“工人阶级并不像是太阳那样在指定的时间升起来，它是在自己的形成中出场的”（注：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05.）。工人阶级的文化（体现为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将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同于工业化的产物，也不能机械地将工人阶级的意识看作经济变化的产物。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是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和冲突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文化意识就是一种“整体斗争方式”。汤普森从历史研究中得出，进一步开掘历史过程的文化维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在“文化研究”开始形成一定理论气候的背景下，由R.霍加特出任中心主任和S.霍尔担任主任助理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1964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正式成立。事实上，“中心”宣告成立同时也标志着“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被纳入到现有的学术体制之中。“文化研究”逐渐成型：它是跨学科性甚至是反学科性的，它是大众性和自下而上的，它是经验性和日常性的，它同时是基于文本和活生生的文化的，当然它还是政治性的和有理想的。与20世纪其他“文化研究”所走的路线不同，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坚持的是经验主义和大众主义。这个中心成立之后集中探讨了以消费文化、媒体文化、青年亚文化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文化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展开分析，出版了一批堪称文化研究经典的理论成果，例如S.霍尔等人编著的《大众艺术》、《通过仪式反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制服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1978）、《文化，媒体和语言：文化研究论文集》（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9）以及P.威里斯的《学习劳动》、S.罗伯萨姆的《妇女、抵抗与革命》（Women，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1972）等。这些集体的和个人的理论著作将“经验分析”和“文化分析”贯穿在“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之中，具体深入地分析了阶级、种族、性别等领域中的文化斗争。20世纪70年代在霍尔的主持下，“中心”进入了一个理论研究的多产时期。与威廉斯等年长一些的新左派相比，霍尔等年轻一些的理论家将“文化研究”引向了更加多元化和时尚化的方向。在研究主题上，英国青少年的亚文化和新兴的媒体文化受到他们特别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试图克服“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范式的对立，用“葛兰西主义”来平息在唯心主义与还原主义之间的左右摇摆。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关系，其出发点就是如何突破旧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放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简单公式，以求把握处于相互作用中的整体化的社会现实生活。在这个由激进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构成的理论研究群体看来，从“经济主义”走向“文化主义”，走向“结构主义”，再走向“葛兰西主义”，无疑是现时代理论与实践的需要。“文化唯物主义”尽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它主张要把经济基础理解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当作一个实体；它主张把文化生产看作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抽象的观念和虚幻的东西。按照威廉斯的定义，文化理论旨在“研究一个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用“文化分析”去“揭示这些复杂关系的构成性质”（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Materialism，London：Verso，2005，p.63.）。

二

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引发争议的理论问题。其中关于文化的理论问题更是众说纷纭。因为马克思只是大概勾勒了一个文化理论的思路，却没有给予它充分的阐释。按照威廉斯的分析，马克思有时候对某些文学作品做出的评论，只是他作为一个有识之士的议论而已，还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他有时将自己非凡的社会见识运用到文学评论上面，但是他并不是在运用一种理论。他的文学评论的调子不仅没有丝毫的教条之义，而且还是有所限制的……”（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p.258.）我们无法强求马克思再写出一本堪与《资本论》相媲美的《文化论》。可是，马克思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和使用“文化”概念时，总是存在着片面的和机械的理解。显然，这种理解与他们将文化看作智力和想象的产物有关，更与他们不能正确地运用“上层建筑”这个概念有关。“如果我们没有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看作一种启发性的类比，而是把它们当作对现实的描述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p.275.）这样，“文化研究”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全面地界定“文化”，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启发性的比喻用语。对于文化的定性问题，我们事实上不能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里面找到现成的答案。正如一位西方文化学者所说，“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解释的方法；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把可以自动打开文化大门的万能钥匙”（注：Louis Dupre，Marx’s Social Critique of Cul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12.）。

作为“文化研究”的旗手，威廉斯的理论贡献正是在于他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全新的阐发。首先，他考察了自18世纪以来“文化”概念几经演变而形成的几个基本含义：第一个含义指的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理想的追求有关；第二个含义指的是“整个社会的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与智力的提升有关；第三个含义指的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与文艺的创作有关；第四个含义指的是“一种由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起来的整体生活方式”，与社会经验的变化有关。显然，他接受和赞同的是第四个含义，因为文化是一幅特殊的地图，能够记录下历史变迁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p.16.）后来，他在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又进一步梳理了流传中的“文化”的内涵：一种是“理想的”（ideal）的文化定义，这种文化代表了某些绝对的普遍的价值，体现了人类走向完善的一个过程；再一种是“文献的”（documentary）文化定义，这种文化主要包括代表了知性和想象创造力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是对人类思想经验的一种记录；还有一种是“社会的”（social）文化定义，这种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用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注：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61，p.57.）威廉斯认为这三种定义都有价值，任何完善的文化理论都应该包括这些定义，不然就是片面的和空乏的。在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启示下，他后来又对文化实践做出了更具新意的挖掘。在他看来，文化往往以三种主要的存在形式表现出来；有占主导的“主流文化”（the dominant culture），如在现代社会中唱主角的中产阶级文化；有体现新思想、新价值的“新生文化”（the emergent culture），如逐渐兴起的工人阶级文化；有代表旧传统、旧观念的“残余文化”（the residual culture），如还有保留和传承的贵族文化。从新左派的政治诉求来看，威廉斯当然更加看重作为新生文化的“工人阶级文化”。其实，这也是新左派“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如理查德·霍加特的理论力作《识字的用途》就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再加上“左派利维斯主义”的调子，生动地描写了他青年时代的以约克郡为半径的那种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工人阶级文化，同时也在伤感50年代以来美国流行文化的输入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343.）谈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也是在“工人阶级文化”上面大做文章。与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不同，他更主张文化是一种“整体斗争方式”，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改变利益权力的格局，从而引发激烈的阶级冲突，这些冲突往往体现在文化的斗争之中。

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特别关注，再加上他们的工人阶级出身，使得他们的“文化观”表现出十分鲜明的平民化色彩。威廉斯从他的“文化唯物主义”出发，始终强调“文化是寻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是经验的，是生活的，是大众的。文化不仅仅是一些理智和想象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可是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唯心主义把文化视为意识层面的活动，唯物主义把文化看作经济基础的副产品。它们的共同错误都在于没有把文化当作现实的和物质的存在。事实上，“从城堡、宫殿、教堂到监狱、工厂、学校，从战争武器到出版物……这些从来都不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它们都是必需的物质生产活动”（注：Ibid.，p.93.）。“文化唯物主义”的本来之意，就是要将“文化”与“唯物主义”从整体上嫁接起来，把文化当作物质的和社会的生产过程。艺术、写作、传播等，本身都是生产活动和实践活动。文化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威廉斯等人看来，文化是有物质性的，同时物质也是有文化性的。只有在这样的观念下，我们才能让文化回到地面上，回到经验中，得以将工人阶级文化及其大众文化加以拔高，从而将文化问题置于社会变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在新左派的思想里面，“文化”与“唯物主义”的结合是要走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泥潭。其实，走中间道路，走第三条道路，一直都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不二选择，因此也成为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方法论定式。英国新左派之所以也要走这条中间道路，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不放弃经济基础的首要性），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可能性。革命是人发动的，而人又是由文化生成的，所以不能不深究文化。

威廉斯一再强调“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更精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具体阐释。它反对的是“经济决定论”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因为它肯定文化就是社会物质历史的组成部分。文化不能超越物质力量和生产关系，但文化也不是对经济、政治制度的简单反映。比如，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十分注重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分析，把它们视为各种社会活动与物质生产的一部分，深究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学理论总是坚守四个原则，即文学批评应该将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理论方法（theoretical method）、政治作为（political commitment）和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结合起来。（注：Scott Wilson，Cultural Materialism：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Blackwell，1995，p.3.）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生产及其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从经验生成的具体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出发去理解历史现象，这在汤普森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

在对“文化”的重新论证中，威廉斯等人还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他们只是力图用“文化唯物主义”来丰富它和细化它，于是就遇到的一个必须攻克的理论难题，即如何改造和修正“经济决定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正如一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麦克里兰所指出的，“怎样给予社会经济因素以特殊地位——由于历史观是唯物主义的，它就必须有特殊地位——而又不滑入一种粗糙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被马克思所使用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历来是空间上的隐喻被深深地误解了，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花费了很大气力去更正它……”（注：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2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一直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其实这个论述只是带有启发性的一种比喻而已，它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分析范畴。如果只是简单地理解这个论述，就很容易引出一种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模式：经济基础是物质的，上层建筑是观念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上层建筑则是派生性的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马克思主义与经济还原主义之间画上等号，其思想的根源就在于此。“不幸的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都没有充分地解释清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本人从未论述过这个关系问题，恩格斯承认这是他们理论中的一个真正的空白。”（注：Louis Dupre，Marx’s Social Critique of Cul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109.）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及其“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在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在威廉斯看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用简单的机械的眼光去理解和把握。即使说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它决定着整个的生活方式，但是文学的生产实践活动则不单单与经济制度有联系。即使我们接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公式，也必须要看到马克思在他的原文里加了这样一些的字眼，如“决定……一般的特性”和“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等。事实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是一个“启发性”和“类比性”的用语。我们应该把“经济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活动或者技术抽象物中抽出来，直接面向人类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在使用“经济基础”时强调的是生产活动构成了所有其他活动的基础，但这个构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状态。威廉斯认为，当我们在使用“决定”（determine）一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它有两种基本含义：一种是从神学思想里继承下来的，表示一种外在的原因完全可以预示和控制随后发生的活动；另一种是从社会实践角度出发，强调“决定”只是作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而已。如果去审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应该把“决定”重新定义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而不是某种完全被预示和控制的过程。马克思本人从来就反对那种超出人之外的决定力量，他把“决定因素”（determination）的起源归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就社会生活而言，“决定”不是单一力量的作用，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各种社会要素都会设置种种限制并且施加种种压力，但是这些限制或压力都不会全面控制也无法全面预知复杂活动的结果。况且，“我们从未观察到在中性条件下所出现的经济变化，如同我们无法观察到遗传的精确的影响一样……”（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p.272.）比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仅仅是从经济生产活动来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认识它的文化，了解它的整体生活方式。

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下，S.霍尔特别提出了“联接”（articulation）这个概念，以阐述他独创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协同理论”（the conjunctural theory）。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理论纲领，它显然“不能解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阶级已经变化的意识与实践”（注：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p.43.）。我们尤其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应对大众文化及其传播所带来的实践性问题。“阶级不是唯一的社会利益的决定性因素（还有性别和种族）。更为重要的是利益本身也是在意识形态中或是通过意识形态被建构起来的。各种社会群体都有着多种的利益追求，这些利益常常还是矛盾的，甚至还是相互排斥的。”（注：Ibid.p.45.）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无论意识形态如何虚假，它也同样具有物质的力量，因为主体的生产就是由意识形态的内化作用来完成的。“工人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作为一个生产者来认识自己的。”（注：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ed.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London：Routledge，1996，p.77.）或许有时代的原因，霍尔与威廉斯和汤普森等新左派理论家显然有所不同，他不仅试图跨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对立，而且还加入到了“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行列之中。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大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面对逐渐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维权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裁军运动等，他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理论方法。当他谈到“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霍尔表达了要出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想法。当他说到“我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思想里面留下的只是一种“没有最终承诺的马克思主义”（注：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ed.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London：Routledge，1996，p.45.）。

新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以反经济决定论起家，目标是要修正甚至放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他们始终强调文化的中介性、生产性、实践性和经验性，强调文化是最能够体现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的。事实上可以说，“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它始终强调一切文化活动都是社会实践的方式”（注：David Chaney，The Cultural Turn，London：Routledge，1994，p.43.）。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以及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决定论色彩；另一方面文化实践又能够超越现实条件的约束，体现出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文化研究”要特别关注大众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显然，“文化研究”的要旨既不在美学方面，也不在人文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在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引领下，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目标很明确，按霍尔的表述就是“促使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些思考方式，一些生存策略，一些反抗资源”（注：Cultural Studies，ed.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 and Paula Treichler，New York：Routledge，1991，p.2.）。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这种研究思路明显受到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的影响。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当然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理论实践。法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列斐伏尔在谈到文化政治的时候说到，为了理解现代世界，同时也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还需要增加一些新的观念”（注：Cultural Studies，ed.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 and Paula Treichler，New York：Routledge，1991，p.77.）。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为了实现正义社会的政治抱负而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革，其思想方法和理论成果不能说是完备的和终结的，但至少是新鲜的和富于创见的，可以让我们记住“文化”这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