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文化问题

如何完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如何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欲求发展所要面对的一个时代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理论目标就是要清除“经济决定论”的消极影响，从而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及其主体学说。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冲撞中，他们抓住“意识形态问题”，提出“日常生活批判”，开展“文化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个“文化的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入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其中的观点和方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没有新思路，没有新方法，我们的理论探索就不会有任何的新进展。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往往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其“重建”的思想路径又往往与“文化主义”（Culturalism）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主义”的理论范式转换。自从卢卡奇等人追捧历史辩证法转而抛弃自然辩证法开始，“文化的转向”就一直在引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推行的种种理论变革。如何克服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矛盾？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机制？如何定义“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怎样才能完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怎样去解答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动力，同时也成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创新。

文化问题愈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焦点，这与当代社会的变革紧密相关。关于经济基础的问题，无论如何马克思留下了一套比较周密的学说；可是在事关文化上层建筑的问题上面，我们却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粗略的论述。于是，“文化研究”更加凸显其理论的和现实的双重意义。随着文化问题进入理论思考的前沿，“文化范畴”（Cultural Category）和“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也逐渐成为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工具。“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几乎成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尤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登台，各种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和参照的文化理论，比如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进行重新打磨和重新包装，使之成为一种更具批判精神的文化理论。

对于上层建筑作用的认识，对于“文化生产”及其机制的探讨，对于“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分析，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克服的理论软肋。毋庸讳言，经典马克思主义擅长的是“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关注的是那些大尺度的和宏观性的普遍规律的描述。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分析”一般是比较生疏和空缺的，尤其对于那些小尺度的和微观性的日常生活往往缺乏分析的工具。我们固然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本中看到某种广义的文化分析（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但他们只是给后人提供了一把开启人类文化之门的理论的钥匙胚子。这把钥匙胚子就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类比式的图景式的用语，还不能为我们自动打开人类文化实践的多重门锁。可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且还强调那些推动人去活动的东西必定要通过人的大脑。那么各种文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马克思显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的理论现实背景。

一

萨特曾在评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现状的时候指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人的研究是从成年人领工资的时候开始的，因而忘却了研究人要从人的童年时代开始。反之，他的存在主义人学却在普遍的阶级性分析中找到了一个人的附着点，即作为阶级和个人之间的中介的家庭作用。（注：Jean-Paul Sartre，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Paris：Gallimard，1960，p.57.）萨特的这一评说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欠缺的文化维度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用经济利益、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等范畴来描述历史的发展演变和规定人的社会存在，往往会使得历史和人性失去其原有的丰富内涵，让本来复杂多变、错综交织的历史活动变得简单化和扁平化。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患有“理论贫血症”的诊断，其实是他对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学”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的提示和呼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外的许多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主义”，主张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取决于经济利益，都要还原为物质活动；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外的一些学者极力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一门“商业算术”。意大利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曾经这样反问道：“伦理、艺术、宗教、科学，它们只不过是经济条件的产物吗？——都不过只是对这些条件的范畴的阐释吗？——都是物质利益所散发出的臭味、光亮、装饰品和幻影吗？”（注：转引自梅·所罗门编：《马克思主义与艺术》，81页。）尤其是在面对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时候，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一批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他们需要对“十月革命”这一似乎是“反资本论”的历史变革做出理论上的解答，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克服“经济决定论”的僵化公式，重新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卢卡奇的重大贡献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总体性范畴”，确立了一条影响深远的文化主义路线。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历史哲学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经济动机的首要性，而是取决于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全部体系的兴衰取决于这个原则，革命是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性范畴的观点的产物”（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29.）。所谓总体性范畴就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辩证把握，就是把现实过程看作由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所构成的活生生的整体，就是将真理不仅理解为一个实体而且还要理解为一个主体。换言之，总体性范畴摈弃了各种客观决定论的立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与此同时，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概念与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他结合意大利历史及社会现实的思考，将文化因素注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之中。“葛兰西主义”在今天受到的追捧，正好说明了这条文化主义路线的生命力所在。从卢卡奇和葛兰西以后，那些或多或少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总是采用“文化分析”的思路，力求将历史唯物主义从机械决定论的泥潭里拯救出来。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变化，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始终关注的两个社会现实命题。为了挖掘纳粹暴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为了揭露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操纵，他们力图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来寻求相应的答案。他们的“批判理论”首先集中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性格”上面，后来又转向“文化工业”和“新的控制形式”，转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逻辑。法国战后兴起了一阵“马克思主义热”，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过走进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期。不过他们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打上了他们各自鲜明的理论烙印，萨特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构建他的总体化的“历史人学”，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批判”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生活世界，阿尔都塞则用结构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出了多元决定论和无主体的历史观。进入50年代以后，英国新左派立足本国社会现实，特别创建了“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的理论形式。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愈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完善和重建，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拉（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符号消费理论”和美国文化批评家杰姆逊阐述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基本上是围绕着“文化的转向”而得以逐步深入展开的。这个路线的起始点显然就定在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那里，因为无论怎样理解和描述这个范畴，它的实质和内涵都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或者说是一个可以跳出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文化主义范畴。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何众口一词地肯定卢卡奇的思想启示？许多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学者为何将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始人？其中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马丁·杰伊论述的那样：“如果没有卢卡奇的著作，西方变异的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许多著作就不会统一起来。无论作者本人后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如何，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本开山著作，如本雅明所承认的。阿多尔诺在后来许多关于卢卡奇的文章中也认为他的批评基调具有普遍意义，即第一个认真研究异化这一重要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注：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20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总体性范畴是一个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线索，它能够将许许多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串联在一起，因为它要应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经济决定论，重新解释和完善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一种主体性的和实践性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类比式论述，一直被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看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有一种文化理论的话）。事实上，这个类比式的论述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理论分析的基本范畴，而且还极容易产生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模式。按照这种生动但简单的比喻，经济活动被看作物质和基础的东西，文化现象则被当作是观念和附属的东西；经济当然是作为原因的，文化当然只是作为结果的。经济是根本性的，文化是派生性的，当我们简单地去理解这个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的时候，就很容易走向经济还原论。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大多是在论战中萌生和形成的。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他几乎很少系统地论述过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给后继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理论问题。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是反对各种庸俗唯物主义的。所以，当有些人以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要排除思想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且用经济事实对一切社会生活进行机械主义的归纳时，恩格斯曾有一个明确的申辩：“……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5~696页。）

这一申辩显然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非没有看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那种相互性和复杂性，并非没有看到将一切都还原为经济时的荒谬性。他们把复杂的文化问题留给了后人。依照卢森堡的评述，“只有在涉及经济问题方面，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一整套思考周密、阐发详尽的学说。至于他全部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辩证唯物史观，就我们所知，它不过还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和一些卓有见地的思想而已。这种思想使我们约略见出一个崭新的世界，给我们展示出了进行独立活动的远景，激励我们勇敢地跃入那尚未探明的天地”（注：转引自梅·所罗门编：《马克思主义与艺术》，156页。）。对于揭示这个“尚未探明的天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的迫切性，因此无一例外地都转向了文化问题和文化研究。面对如此的理论兴趣和方法论原则的转移，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将其解释为欧洲工人运动失败的结果，解释为在革命低潮的现实面前的无奈选择。这个转向的原因分析有些道理，但并没有完全抓住其中更为深层的理论逻辑。（注：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7.）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的转向”，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的转向”有着紧密的关联。相比“经济生产”而言，“文化生产”似乎更能呈现出社会存在及其历史演变的总体化图景，更加接近人类活动的实践性、结构性、多元性、重叠性、矛盾性、整体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文化批判”并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以应对现实斗争问题。

二

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和实践性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应该是一种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而应该是一种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个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向。总体性范畴之所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原因就在于它一方面可以彻底克服庸俗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主观唯心主义和意志决定论的思想偏见。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总体性范畴的思想线索。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总体性范畴而宣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注：Martin Jay，Marxism and Totality：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p.80.）根据卢卡奇的说法，只有用总体性范畴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马克思极力要求我们把感性世界、客体和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这就是说，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同时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19.）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革命性仅仅依靠唯物主义的支撑是不够的，还有赖于总体性范畴及其辩证法。在卢卡奇的论述中，突出总体性范畴是为了说明意识的变化与社会的变革是同一个过程。意识是历史所固有的，是处在历史的真实过程之中的。当然，这种意识不是一种随便的什么意识，而是达到了总体性认识高度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是对现实历史状况的自我认识，它能够将主体和客体统一在批判的实践活动当中，因为这种“真正实践的阶级意识的优势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在经济过程的分裂症状的背后看到社会结构的统一性”（注：Ibid.，p.74.）。阶级意识天生具有一种辩证的总体观，能够做到从主观方面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因此“阶级意识”就成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关键所在。为了促成“阶级意识”，文化斗争显然就要比经济斗争来得更加重要。于是乎卢卡奇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革命的文化主义者”。

如果说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还带有思辨哲学的浓厚色彩的话，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葛兰西则从“实践哲学”的定位出发，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反宿命论的行动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的是集体意志而不是客观规律，强调历史发展具有主观意志造成的明显特征。在他的哲学观念上，客观的东西不过是指人的客观，不过是普遍的和历史的主观东西而已。他写过一篇题为《反〈资本论〉的革命》的文章，强调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一场反对经济决定论的革命，政治意志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此，他非常关注文化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针对那些把文化上层建筑看作经济基础的反映的还原论主张，他特别提出了一个“文化总体性”（Cultural Totality）概念，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后来引起很大理论反响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这个文化总体性概念的思想基础是由他所信奉的“实践一元论”建造起来的，它将物质作用和精神作用都统一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之中。他有时也用另一个理论概念“历史集团”来概括。用他的话说，“统一是由人和物质（自然——物质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辩证发展达成的……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说，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注：转引自吴晓明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下）》，11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葛兰西非常强调“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因而将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推到了革命斗争的前头，“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注：转引上书，103页。）。他从意大利具体的历史现实出发，将文化斗争看作社会运动的一个关节点，看作实践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之间的分界线。

在萨特的理论综合中，“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总体化的辩证法为基石的，他的“向前—回溯”的人学方法，既要排除那种完全否定偶然性和特殊性的机械决定论，也要丢掉那种完全不管人类物质性关系的唯心主义。“向前”是冲着客观结果，把人放在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用社会的合力和矛盾来说明人的现实规定性。马克思主义最擅长的就是这种“向前”的方法。但是它的危险性是容易走向抽象化和原则化，用先验的原理来代替经验的存在，用抽象的范畴来代替具体的分析。为了弥补其不足，萨特提出用“回溯”的方法来加以完善。“回溯”的长处是从具体的个人经验出发，一直追踪到个人所处的特殊时代及其社会总体关系。这种方法可以弥补阶级分析的简单化做法，找到人的现实附着点，比如家庭这个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环节。他在研究法国作家福楼拜的成长经历时力求达到对于人的“统摄理解”，即“在深入了解时代的同时来具体把握个人的经历，在深入了解个人经历的同时来具体把握时代”（注：Jean-Paul Sartre，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Paris：Gallimard，1960，p.114.）。无论如何，萨特的历史人学是想跳出两个迷惑人的思想陷阱：一个是为了讨好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而全然否定一切人的主观性，另一个是为了讨好精神而把一切现实的东西溶解在主观性中。他的第三条道路是把人的主观性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客观过程之中，在个人意志与社会组织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事实上，在对总体性辩证法的理论探索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握和回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理论问题上，英国新左派的理论家们展开了非常深入和具体的研究，并且以“文化研究”为依托建立起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在其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我们必须具体分析和重新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关键词，“决定”一词往往有两种含义：一是从神学继承而来的代表一种完全的预示，二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具有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的意思。我们应该将“决定”重新定义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而不是理解为被预示、被控制的过程。从社会生活现实来看，“决定”一词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被动性，而且也是一种包含着意志和目的的行为。不能把“决定”看作单一的力量，而是要看作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社会要素都会设置种种限制并且施加种种压力，但是这些限制或压力都不会全面控制也无法全面预知复杂活动的结果。况且，“我们从未观察到在中性条件下所出现的经济变化，如同我们无法观察到遗传的精确的影响一样……”（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p.272.）“文化研究”面对的是复杂多变和互相交织的总体化现实，看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的决定”。

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其实只是一个“启发性”和“类比性”的用语。在具体的社会运行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能用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公式去推论。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关键在于如何深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解释。经济基础固然重要而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决定作用绝不是抽象的和空洞的，而是在具体的矛盾结构变化中展开的。任何时候，历史社会的变革总是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整合效应。为此，威廉斯等新左派的“文化研究”特别提出了“联接”（articulation）这个概念，以求反映社会运动的总体化特征。这个概念似乎吸收了恩格斯的“合力说”，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观”和“多元决定论”。按照其“文化主义”的思想逻辑，采用“联接”这个概念来分析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社会现实，应该比使用“决定”这个概念更加接近现实的本来面貌。

总体性的辩证法，显然是一种以文化为轴心的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主义”理论倾向，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保留，同时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超越。总体性的辩证法，一方面强调了社会历史过程的物质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突出了文化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和生产性。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实践及其政治斗争的战场转到了文化思想领域，转到了日常生活层面，由此而产生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政治文化学批判的转向。如果我们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学的批判理论。无论是早期卢卡奇等人关于“阶级意识”的探讨，还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核心的“批判理论”，都将“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长点。当然其要旨不仅仅在美学方面，也不仅仅在人文方面，而主要是在政治方面。他们自始至终瞄准的都是“政治的文化学”，或者叫作“文化的政治学”。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今天的“工人对于自身的认识，更多的是通过作为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作为一个生产者来达到的”（注：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ed.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London：Routledge，1996，p.77.）。现代人（包括产业工人）更多的是在消费过程中去体验现代社会的变化及其自身的存在。可以说现代人是由现代文化塑造出来的。如果要弄清现代人的处境，那么就必须弄清现代文化的运作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绝不是经济生产等物质活动的投射物，而是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需要对“文化”这个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以突出它应有的社会意义。在经济决定论的逻辑中，文化总是与派生出来的精神现象联系在一起。文化似乎没有它的实在性和独立性，不能像物质利益那样决定社会的走向。为了扭转这种机械主义的文化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停止过对于“文化”含义的深入辨析。从最初卢卡奇等人较为思辨的哲学式论述到威廉斯等人愈加实证的经验化研究，“文化”概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证。这里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比较突出其主观精神的一面，不管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还是葛兰西的“领导权”，都有着明显的理论化和精英化的色彩，文化批判的目标就是开掘人的主体能动性；中间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特别分析了文化的两面性，一种是肯定的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和流行的文化），另一种是否定的文化（非主流的、反叛的和实验的文化）；后来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生活化和整体化的文化概念，如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整个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的总体形态事实上就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形态。文化理论旨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文化分析”的方法去“揭示这些复杂关系的构成性质”（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Materialism，London：Verso，2005，p.63.）。按照威廉斯的说法，所谓“文化唯物主义”就是注重对文学和艺术进行社会政治的分析，把文化活动视为各种社会活动与物质生产的一部分，即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与历史进程相呼应。文化活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最直接地体现了社会运动的结构性、整体性、复杂性和重叠性等特征。一方面，文化生产要受制于经济生产及其阶级斗争的进程；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又能够超越现实物质条件的约束，从而体现出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文化”完全是一个包容性的和总体性的现实形态。它不仅代表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且它还是一种日常的斗争方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关注文化问题的研究，正是因为他们坚信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斗争乃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前提所在。卢卡奇试图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入手，只是他的论述过于思辨而缺少经验的补充。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摆脱“物化意识”而提升到“阶级意识”。可是，他对这个提升过程的论述似乎只是一种理论公式，只能停留在书本上面。葛兰西与他的不同之处在于，抽象的“阶级意识”被历史化和具体化为“文化领导权”，文化斗争与生活常识、市民社会、知识分子、政党作用、历史传统等紧密联系起来。在葛兰西看来，通过文化领导权的分析，可以弄清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达到有效统治的。只要资产阶级还在继续掌握着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失败？无产阶级为什么没有发挥其作用？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引发了卢卡奇等人的理论思考。只是这些思考还有待深入，还有待完善。

在法西斯主义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双重刺激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紧紧抓住现代性问题，根据“社会心理”来剖析纳粹暴行的文化根源，提出“文化工业”来揭示“新型极权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效应，以此来回答为什么欧洲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起来有效地抵抗这些历史的变局。按照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的分析，纳粹上台并发动战争是有相应的社会心理即“权威人格”作为基础的。换言之，法西斯主义的兴风作浪不只有政治经济的根源，而且还有人性心理的基础。战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点转向了“文化工业”这一“大众文化”领域，将矛头指向电影、广播、杂志、广告以及流行音乐等娱乐工业体系，揭穿它们所具有的操纵、欺骗、辩护、催眠等功能。用阿多尔诺的话说，“文化工业”已经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相同的烙印，即一种整齐划一的思想模式。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要服从于商品生产的规律。（注：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London：Allen Lane，1973，p.120.）马尔库塞将“发达工业社会”解释为“单向度的社会”，即一个没有真正反对派的社会，其主要特征就是社会的一体化，包括需要的一体化、利益的一体化和价值的一体化。现代社会的有效统治与其说是依靠恐怖，不如说是借助工业新技术来征服社会中的各种离心力，将现代人塑造成为“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充满了火药味，充满了救世主义的精英意识，这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形成鲜明对比。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特别探讨了以工人阶级文化、消费文化、媒体文化、青年亚文化以及黑人文化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并对其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产生了一批堪称文化研究经典的理论成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和《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爱德华·帕尔墨·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编著的《大众艺术》（The Popular Arts）和《通过仪式反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等。这些理论著作将“经验分析”和“文化分析”贯穿在“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之中，不是抽象地讨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具体地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这些理论代表人物都是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职业大多与成人教育有关。

他们之所以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那是因为他们将工人教育和日常生活分析看作政治斗争的一种具体形式，看作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威廉斯有这样一个表态：“我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抱有兴趣，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今依然重要。我们要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它的文化理论的发展。”（注：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p.275.）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走的是一条大众主义的路线。它的理论贡献是在自下而上地探讨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在更加充分和具体地认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直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对它而言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理论现实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此需要调整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我们必须看到，文化意识形态不只是心灵的产物，而且还是一种“半似物质”（quasi-material）的存在。其中既包含虚构的和虚假的成分，同时也包含真实的和现实的关系。（注：Louis Althusser，For Marx，London：Allen Lane，1969，p.233.）我们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总是过多地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因而比较忽视文化意识形态的问题。本书认为，国内学术界曾经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在某些方面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有着比较接近的理论旨趣。不过，“实践唯物主义”还是一个有待具体展开的概念，还是一个有待经验化和系统化的观点，还是一个有待实现“文化的转向”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