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来是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断对话和交锋中产生和发展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注7推进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的、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关于企业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等。西方经济学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的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第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的广泛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可以将理论的假设、推理和结论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果正确地加以运用，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即使这些理论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它们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比如，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争论反映了当时工业资本家与地主阶级的不同利益，德国历史学派与英国古典学派的争论则反映了那个时代相对落后的德国资本主义与先进的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合理性和有用性，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认真学习和科学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成唯一科学的理论，而必须批判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方经济学历来具有二重性，既有合理有用的一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在基本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主观价值论、要素价值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自由至上等重要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在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符合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颇为流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评恰当地反映了这些理论的实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西方经济学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为当代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承认。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说过这样的话：“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注8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并不存在一切时代和一切人都普遍认可的所谓科学理论。例如，虽然都是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缺乏正确的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注9同为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等不同的学派。它们虽然由于倡导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而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相互批评，互为对手。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市场生成的理论，它舍弃了时间，抽象掉了制度，因而是不完善的。奥地利学派则认为，市场机制并不是资源配置的机制，而是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机制，由于知识和信息是主观的，而且是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所掌握，因此，所谓的一般均衡是不存在的。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之间的这种争论从学术上讲是正常现象，但它也说明，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普适的科学真理。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即使在一定时期看来十分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的，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注10比如，市场经济需要具有一些一般性的要素或基本的框架，如独立的企业、充分的竞争、自由的价格等，把这些因素进一步抽象，就形成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些要素或框架的形成是需要条件和时间的，并且很难完全具备。所谓的“理想的市场”、“完全竞争的市场”就只能看做一种理论假说，而不能作为现实决策的基础。又如，自由贸易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现实中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它才会采用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当它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时候，则都倾向于实行保护性关税制度。因此，无论是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性关税制度。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分和意识形态成分并不是分开的，而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的鉴别力，不进行仔细的甄别，就很容易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害的东西当做有用的成分来学习运用，而真正合理有用的东西则反而可能被忽视，可以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流行许多观点，如“大市场、小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承担其他更多职能；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裁判员、服务员，而不是运动员，所以，除了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外，不应当承担更多的职能；等等。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是讨论经济体制的，是反映资源配置规律的，但实际上却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作用就是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它要“排除一切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注11。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 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注12保罗·克鲁格曼把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实质概括为“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把美国带回到大危机前由少数富豪统治的时代。注13
二是如何认识经济效率。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效率被公认为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概念，与价值判断完全无关，用效率来评价人们的经济活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人们的道德判断和效率评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常常很不明确的相互影响。就效率评价而言，不仅效率概念本身总要以某种常常有争议的假设为前提，而且，当一个具体的社会安排满足其中一种效率标准时，对它的重要性和意义的评价，也是与人们的价值判断直接有关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效率的高低是对成本与收益或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或衡量的结果，但是对于什么是成本和什么是收益的问题，不同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原始人的效率不同于奴隶主的效率，封建主的效率不同于资本家的效率，国家的宏观效率不同于企业的微观效率，短期的效率不同于长期的效率，技术的效率不同于货币的效率。比如，制造污染的化工厂得到的收益可能造成了被污染企业的成本；耗竭地球资源而增加财富使当代人获得了收益却会给后代人造成巨大的损失；工资是工人的收益却是资本的成本，利润是资本的收益却是劳动的付出；对某些特定的地区、企业和个人进行的经济补贴(如对贫困地区、基础产业和失业人群等的补贴)虽然不符合市场短期效率的要求，但却有利于提高宏观的动态的效率等。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这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保罗·克鲁格曼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曾评论道：“宏观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的，说得难听点甚至是有害的。”注1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得更为直白：“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的是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西方的主流学者对自己的理论尚且能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怎么能对这些西方的理论如此迷信呢？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而且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经验、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当做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广甚至强加于中国，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此，必须高度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