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变革创新的压力
实际上,不光是我国政府面临政府管理创新的压力,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同样的变革压力,包括全球经济问题、日益不满的市民以及财政危机”[1],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高度集权、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显得过于反应迟钝,在变革和创新方面显得无能为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美国、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放权分权、政府服务外包、政府组织内的企业化改革等措施,使政府再造成为世界各国的热门话题。
作为欧洲最早推行政府管理改革的国家,丹麦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流行回应性国家的概念。回应性国家要求国家把公民当作消费者、顾客、委托人等来看待,而不是把公民当作选民来看待。
又由于使公共服务提供者对他们的顾客需要做出灵敏反应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资源放在顾客手中让其挑选,因此,要实现顾客主权,就必须由顾客自己掌握资源的选择权、确定路线和目的地,把顾客放在驾驶员的座位上。1993年美国的戈尔报告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倾听顾客的声音——让顾客做出选择”。
一句话,顾客第一主义就是要实现公民“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的权利。
其实现方式包括:
(1)公平竞争,包括客户竞争和内部市场。前者旨在打破垄断性的集中配置、划片服务及客户分割,实行公共服务的分散化,给客户以真实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迫使公共部门为赢得客户展开竞争。以前只有靠政府才能解决的问题,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也能解决,政府能办的事老百姓也能办,甚至能办得更好。二战后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的实施就是公平竞争的成功范例。
二战后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的实施
内部市场机制的核心措施在于引入新的内部核算机制和价格机制,推动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竞争。
英国公费医疗拨款制度改革
(2)公共服务小规模化或规模适度化。这主要是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多的“用脚投票”即自由选择公共服务部门的机会。在精简政府成为各国共识的当代,要使公众多一个选择即多一个机构,就必须缩小政府的规模。小到何种程度呢?世界银行1996年度的报告指出:“各类国家政府的规模直接取决于为政府规定的作用和功能的大小,这归根到底依然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给出了四个标准:便于控制,利于提高效率、政治代表性,以及体现地方自治。[2]
“评估国家”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是-。奥斯本与盖布勒认为,企业型政府应遵守下列10项原则:1)领航催化;2)授权社区;3)效率竞争;4)有使命感导向;5)成果导向;6)顾客导向;7)积极开源;8)前瞻预防;9)分权参与;10)市场导向。
美国的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
1996年9月,《政府的优势秘密》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再造的成果体现了下列五项政治承诺:
(1)“大政府”的时代已告终结。
从1993年3月3日起,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开始着手制定政府组织结构的合理化目标并执行相关措施,截至1996年1月底,联邦政府总共精简24万名公务人员,联邦政府14个主要内阁部门之中,有13个部门完成了机关减并及裁员的目标。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司法部,由于犯罪率与毒品的滥用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司法部的编制不减反增。
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针对“虚胖”的管理层级及过时的派出地方机关进行了检讨及改进。截至1996年1月,共裁撤2 000多个过时的派出机关,终止200多个执行方案,例如茶叶改良委员会及羊毛补助金等。
(2)在内部运作上加入成本效益的考虑,大幅改变过去的行政方式。
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基于企业型政府的理念与方法,要求联邦各级政府在内部运作上加入对成本—效益的考虑,大幅改变过去的行政方式。政府再造实施的三年中,联邦政府减少施政成本接近1 180亿美元。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指出,政府若能采取更精确的企业议价方式,可为国家节省更多的预算。例如,以往政府机关要花费54美元才能买到的订书机,现在花4美元即可购得;以往联邦政府机关要花27美元寄发3磅重的快递邮件,现在只要3.62美元;以往国内长途电话费每分钟需要16美分,现在只需2美分。
汉普顿市市政府的使命
政府内部不合时宜的法令及规程也已修订。1996年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之中,有1/3的公务人员主要工作是为其余2/3的公务人员撰拟工作规则,作为工作参考。联邦政府实施授权以后,总共取消了近5.4万个督导职位,简化管理层级,减少“公文旅行”。以国防部为例,负责核准公务差旅费的人员所造成的成本,一直比差旅费本身高出许多;简化手续及层级以后,国防部每年节省的支出超过1亿美元。
(3)政府以更好的品质服务民众。
克林顿总统要求联邦各级机构,以私人企业中顾客服务做得最好的组织为标准来服务民众。1994年9月20日,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汇集联邦各机构所制定的“服务标准”,出版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本政府服务标准手册《顾客至上:服务美国民众的标准》。截至1996年,联邦政府共有200多个机构全力执行3.000多种服务标准。社会安全局(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免费电话服务品质,在1995年经数家知名的管理调查公司一致评定为全美第一,许多大型企业组织,例如TI得州仪器、IBM等,均向社会安全局学习。
此外,联邦政府各机构亦通过电子邮件及计算机网络的运用,将各种业务尽可能地合并。例如,在纽约市的退伍军人,可以在社会安全局或荣誉军人处一次办妥社会安全及退伍福利两种业务;民众可在土地管理局或林务局,一次办妥土地图册、垂钓信息及导游许可证等多项隶属不同单位的业务。美国民众亦可通过计算机网络办理多项行政事务。例如,民众可以通过网络从企业咨询处得到相关问题的解答,也可从网上下载国税局的报税表格或打印中小企业处的贷款表格。
(4)政府调整执行业务的方式。
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要求联邦政府删减过时的法规,并开始与民间企业建立协作关系。某些机构甚至硬性规定:每增加一条新的行政法规,同时必须终止或简化一条以上旧的行政法规。截至1996年1月,联邦机构删减的法规厚达1.6万页,经大幅简化的法规数量则有3.1万页的厚度。联邦政府的机构一方面提供较好的诱因,鼓励民间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确保公共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则对抵制相关政策的企业,施予法律范围内的制裁。例如,农业部删除了近300万页的政府表格;卫生医疗财务署停用内科医师证明表格,这样一来,每年该署可以少填1.100万张表格,全体医师可以节省20万小时的劳动。联邦政府各机构的行政简化工作,每年约为民众与企业节省280亿美元。
(5)政府改变其与社区互动的方式。
联邦政府授权各州改革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以便各州能以最佳的方式应用革新成果,不拘泥于繁文缛节。截至1996年1月,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建立了100多项协作关系,由地方社区的居民针对他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进行改革,政府只负责财政补助,而不负责实际规划、执行。此外,克林顿总统在签署《福利改革法案》之前,曾批准全美40多个州在3年之内实行多项社会福利观摩方案。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协作关系,亦表现在13项广泛的医疗救助改革上,各州政府得以在较具弹性的情况下,补助没有保险的低收入民众,受惠人数超过220万。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作关系意味着:地方政府欲争取联邦政府的补助金,就没有必要完全遵循联邦的法令手册。因为一旦地方政府能提出成果导向的绩效预算计划,联邦给予补助金的可能性就将大大提高。
英国的“效率评审计划”
改革带来了内部管理绩效的改进并提高了效率,但它们并没有改进公共服务的效能(质量)。为此,1991年英国政府推出“市民宪章”运动,使得政府行政工作能更适应公众的愿望和需要。
英国政府的“市民宪章”运动
充分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是英国各政府部门成功开展绩效评估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的经验是:“起始阶段注意绩效评估的自愿性——政府高层鼓励进行绩效评估,但没有选择试点强制实行,也没有规定这方面的指标和时间表,而是由各部视自己的情况安排,部内试点单位的选择也以自愿为基础;绩效评估主要采用自我评估的方式——财政部、首相效率小组及有关方面的专家主要起政策协调和技术指导作用,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检查下属的工作。”同时,在地方政府层级上,随着分权化改革与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新工党政府在实施绩效评估时继续强调要提高公务员的积极性。例如,新工党政府只提出最优价值方法的基本原则,而最优价值的具体含义、如何测定以及如何向利益相关者证明最优价值等问题则由各地方政府自行决定。
注释
[1]参见1996年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总结报告。
[2]参见黄仁宗:《当代西方市场化行政改革述评》,见天府论坛,2001-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