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组织变革理论基础

1.1.1关于农业组织形式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探寻最佳或主流农业组织形式，他们对组织形式选择问题的分析大多数是基于Coase（1937）的交易费用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市场信息失灵和不对称会使农户决策出现偏差，从而承担信息失误所带来的巨大的交易损失（例如鲁振宇，1996；何坪华、杨名远，1999），促使基于商业契约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形成和发展（胡定寰，1997；杨明洪，2002）。早期的国外研究，如Staatz（1987）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资产专业性、不确定性、外部性以及科层制对合作社成立产生的影响；Zusman（1992）运用合约理论建立了在合作社中集体选择的筛选规则。而针对中国农业产业组织演进中的组织创新，一些学者主张主要形式应该是“龙头企业、中介组织、专业农协等+农户”的准市场、准企业形式（例如孙天琦，2000；池泽新，2003）。事实上，即使在一种组织形式发展最充分的领域，另一种组织形式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林坚、马彦丽，2006）。于是，很多研究对不同农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依据进行了比较研究，例如罗必良等（2007）借用Williamson（1985）对交易费用的衡量，比较了“公司+农户”与“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各自在节约交易费用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

从交易费用与契约选择的角度，研究者可以比较分析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形成的内在机制，但是，每种组织形式适宜存在的领域，以及如何选择适合的组织形式这些方面的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有的学者从市场和生产力等角度进行分析，如赖景生、王京安（1997）认为，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受到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孙天琦（2000）强调，市场最终选择的组织形式才是最优的；而隆定海（2007）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市场化程度等诸多因素在这一选择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针对农业经济组织的绩效，也有研究者借鉴权变理论或制度理论来探究其背后经济制度环境的作用机制。例如，李南等（2001）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了农业产业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分析目前中国农业产业横纵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罗必良（2004）应用结构权变理论，构建了一个“产权结构—计量能力—环境特性—经济绩效”的解释模型，试图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说明，一个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和与之匹配的交易环境的相容程度，是决定其效率高低的关键。还有研究更加全面地分析了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各种因素，既包括微观家庭禀赋，又包括宏观制度变迁（例如李谷成，2008）。

但是，现有的研究往往是从静态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经营主体的变革趋势，本书正是要对比权变理论和制度理论对组织变革的解释，深入分析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潜在的环境驱动力。虽然制度理论和权变理论的出发点不同，甚至在某些假设上有矛盾之处，但是，它们都关注于外部环境对组织变革的驱动作用力，最新的研究也试图寻找两者的契合点（例如Volberda，2012）。具体到本书中，这些驱动力不仅来自于区域自然、经济和产业环境，还可能来自于当地的制度环境。通过辨识与各类经营主体变革趋势差异性相关的环境因素，本书将探索各类主体适宜存在的区域环境，为解决农业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提供启示。

1.1.2权变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契合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是组织管理学中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对策的应变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管理理论，最初应用于组织结构和领导行为中。权变理论的观点最早源于自然选择模型，认为环境因素会选择那些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特征，也就是强调从外部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Aldrich，1971）。很多研究利用早期的权变理论来解释组织为了获得更高的绩效，如何通过调整其结构来达到与环境中的权变因素相适应的目的（Burns and Stalker，1961；Chandler，1962；Child，1975）。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权变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市场营销、战略管理、运营管理等管理学科领域中。Boyd et al.（2012）对1980年到2000年间发表在《战略管理》期刊上应用权变理论和方法的实证性分析文献进行了综述。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到1/3的实证性分析文章会引用权变理论，而2000年以后，超过半数的实证性分析文章都会涉及权变理论。

关于组织结构的权变理论更确切的名称为结构权变理论（Structural Contingency Theory）。结构权变理论采用的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视角，因此，不能很好地解决组织变革及组织适应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权变理论还是预见到了组织适应其变化的环境这一过程，只不过这种组织变革更具体地说是随着时间推移从一种匹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匹配状态。这也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重获匹配的结构适应（Structural Adaptation to Regain Fit，SARFIT）（Donaldson，2001）。一种组织形式仅仅是暂时与环境匹配的状态，一旦权变因素发生变化，原先的状态就会被打破，组织又进入适应再匹配的过程中，而组织形态也会在这种匹配与不匹配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变革。因此，组织变革的过程是受到外部环境控制的，并不一定向着更加复杂或者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发展，而是会向着与环境更加匹配的方向发展（Aldrich and Pfeffer，1976）。基于此，农业经营主体的变革也受到区域环境的影响，在由不适应到适应性变革的过程中得到存续和发展。

传统的权变理论中所涉及的外部环境主要指任务环境（Task Environment）。以市场交易关系的任务环境为例，任务环境分为主要任务环境、次要任务环境和宏观环境三个层次（Achrol and Stern，1983）。其中，宏观环境由对主要任务环境和次要任务环境中的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政治、科技驱动力等构成。但是，随着组织研究领域中制度理论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的重要性（North，1990；Scott，1991），并且逐渐形成了关于组织及其制度环境关系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连续不断的，已存在的组织一定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得到认可的，而组织实质上是在实现制度的功能。当组织具备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时，组织可以促进制度变迁过程的发生，反之，组织同样可以阻碍制度变迁。本书尝试结合权变理论和制度理论，将农业经营主体所在的区域环境特别是宏观层面的任务环境用自然、经济、产业、制度方面的因素来全面展现，具体包括当地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情况。其中，自然禀赋体现在当地的总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户均耕地面积等指标上，农业发展状况体现在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粮食单产等指标上，经济状况体现在农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土地流转情况体现在流转面积、流转方式、流转期限等指标上。

综上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受到外界自然、经济、产业、制度环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革，向着与环境匹配的方向发展。本书以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传统承包经营户、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这些主体结构的变革趋势进行分析和分类，分别找出与这些趋势相关联的区域环境特征，从而确定各类主体变革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