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过程哲学在当代社会受人关注的原因[1]
在我们看来，怀特海过程哲学所坚持的过程思想是一种致力于建构桥梁的文化和智力运动，其宗旨是在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科学与精神、生态学与经济学、教育与创造、事实与价值、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建构桥梁和纽带。
从总体上说，过程思想是一种仍在进行之中的传统。今天，东西方不少思想家和有识之士，正在致力于创造性地把怀特海的过程思想与其他相关的思想资源相综合，不断给过程思想增添一些新内容，使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过程哲学所倡导的过程思想本身也处在过程之中。
如果说过程哲学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那么这部未完成小说的第一章和基础性的章节已经由怀特海完成。其后续的章节则需要由东西方思想家继续创作，他们的参考框架存在于西方哲学、艺术、科学和宗教之中。迄今为止，这些新的章节一直是由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创作的，而他们的参考框架则并非都是西方的。不少思想家运用自己非西方的文化资源，扩展、修正和深化了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并运用怀特海的过程思想来解释他们的传统。因此，形成了今日过程思想的国际化影响和传播局面。
人们之所以关注怀特海过程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怀特海的哲学提出了一些动人心弦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譬如：
——所有现实存在都处于过程之中，实在是流动的，无物能保持恒久不变。
——所有现实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无物是一座孤岛；事物是相互存在于对方之中的，即使它们具有自己的自主性。
——自然作为整体具有价值；所有生物都应当得到尊重；人类不是唯一的价值贮存库，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承担者。
——人们只有在与他人分享体验时才能找到幸福，不存在孤立的自我，所有自我都是关系中的自我，人类通过互惠互利而成为整体。
——宇宙的本质是连续的创造，其中所有事物都是这种创造性的表现；在植物和动物、山川和河流、树木和星辰中都有创造性。
——所有存在都在致力于寻求和谐，把和谐作为它们的指导性理想；和谐包含着差异；宇宙的整体是一种和谐之和谐。
——思想和情感不能严格地分开，心灵和肉体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即使思维也是一种感受形式，美的智慧和理性的探究是互为补充的。
——人类体验的每一时刻，不是以向世界投射东西而开始的，也不是通过世界中的活动而开始的，而是通过感受世界的当下存在并受之影响而开始的。
尽管这些观念并非怀特海过程哲学所独有，中国文化学者知道，这类观念在中国自从文明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怀特海的过程思想是一种追随中国思维方式，并给其中增加了科学成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但是，无论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是当今其他过程思想家，都没有像怀特海这样，把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和个人经验的方法相综合，系统地阐述这些观念，并给这些观念建构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过程宇宙论基础，使之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科学事实之上，同时还可经受经验的严格检验。
可以说，怀特海建构的成熟的过程哲学受到了两种西方资源即科学的和人文的资源的影响。一方面，怀特海深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尤其是早期的量子论、生物进化论和相对论的影响。他最早的著作是数学和科学哲学著作。另一方面，他还深受西方思想和美学发展史中多种传统的影响：柏拉图的哲学、威廉·伍兹沃斯的诗学、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的经验论、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和基督教的精神学说，对他均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怀特海思想的独特特征是，他认为这些思想来源中的每一种都会产生关于宇宙及其中之人的生命智慧。因此，他是一位渊博的跨学科思想家。在其最系统的著作《过程与实在》中，他把来自诸多传统——科学的、艺术的、伦理的和宗教的传统——之中的真知灼见整合为一种综合的世界观。这是把许多思想家吸引到怀特海过程思想视域的原因之一。它通过提供一种有关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大图景”而有助于克服知识的片面性或智力的碎片化。
通常，有些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热衷于把怀特海放在西方哲学的独特思想链条上来衡量，追问他是理性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是实用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属于大陆传统还是英美传统。
在我们看来，只要深入了解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人们就会发现，很难按照某种传统的哲学学派的划分标准对怀特海过程哲学做合理的归类。人们不知道究竟应当把怀特海过程哲学归入哪种哲学派别，因为影响怀特海生活和思想的那些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他的过程思想又是高度综合性的。有时人们把他归入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传统，有时人们把他归入德国唯心主义中以过程为取向的传统，有时人们又把他归入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有时人们则把他归入更为多元化取向的后现代主义传统。就怀特海本人而言，他感到自己更类似于柏拉图，并且人们也经常提到，他说过“整个西方哲学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而已”。也许困难还在于如下事实：他的多数训练是数学和科学，并且他并未感觉到有必要把自己专门与一种不同的哲学传统相联系。尽管如此，西方人撰写的一些哲学博士论文还是把他的思想与其他许多西方思想家的思想相比较，譬如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相比较。
根据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所讨论的问题，怀特海认为他自己兼具这两种传统。他认真地对待观念领域，认为观念具有某种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不能被归于物质性或现实世界。他认为，哲学不仅应当根据它的观念的内在一致性来评价，而且应当（还是极为重要的）根据它对经验的恰当性来评价。有些人把怀特海的哲学理解为关于经验的哲学，并进一步指出，对他来说，经验包括除感官知觉之外的所有种类的经验：睡眠的经验和清醒的经验、焦虑的经验和精神坦然的经验、有意识的经验和无意识的经验、酒醉的经验和神志清醒的经验。实际上，怀特海想要创立的哲学是适合于所有人类经验的哲学，并能有助于人类解释更广大的世界。
怀特海对经验的强调也使他与语言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关系紧张。他认为命题不能归结为它们的语言表达式，并且命题可以用许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因而他认为许多形式的智慧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怀特海虽然提出了他自己的语言哲学，但还是认为经验不能归结为语言，除语言之外，哲学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
怀特海希望他创立的哲学宇宙论的“大图景”能够得到评判、批评和修正，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得到拒斥。他并没有认为它是所有重要问题的最终答案，并且他反对所有形式的过于实用主义或自负的思维。在《过程与实在》“前言”的结尾处，他写道：
最后还有一个反思就是，我们试图在事物的性质方面一探究竟，追根溯源，这种努力是多么肤浅无力和不尽完善啊！在哲学讨论中，关于终极性陈述即使对其确定性有丝毫独断式的确信，都是一种愚蠢的表现。[2]
因此，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怀特海提出了他的世界图景，或者用更为哲学化的术语说，提出了他的形而上学视域。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观点也必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最终被改变。
那么，人们现今为何被怀特海及其过程思想观念所吸引呢？除了他所提供的过程哲学宇宙论世界图景以外，还有如下一些原因：
首先，思考大问题。许多人转向怀特海过程哲学，是因为他们想有助于思考生活中的如下大问题：“生命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做人意味着什么？”“在自然界这个大背景中，人处于什么地位？”“自然界的本性是什么？”……过程哲学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当具体而深思熟虑的回答，从科学、经验、道德体验和美感体验中汲取了诸多深刻洞见，从而给现时代提供了某种理性上可信的世界观。
其次，推进学术进步。有些人之所以转向怀特海过程哲学，是因为他们相信，过程思想的某些方面可以在学术生涯中推进不同的探究路线，包括艺术的和科学的探究。譬如，具有科学兴趣的过程思想家用怀特海思想中的观念来帮助解释生物进化论、量子力学、混沌学和相对论的有关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感兴趣的过程思想家，则用过程思想来解释电影、文学、音乐和表演艺术，来解释法律的增长、道德和信仰的危机，来解释经济的增长与人的福祉的关系，等等。
又次，促进跨学科研究。有些人之所以转向怀特海，是因为他们认为怀特海的思想能有助于现代大学中的学者克服学科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通常会阻碍他们相互沟通和交流，阻碍他们共同讨论世界更为紧迫的需求。过程思想家认为，学科的专业化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价值也有其局限性。过程思想实际上是对现代生活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人们重视那些只有通过跨学科方式才能重视的问题。例证之一是生态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科学家或政治理论家或经济学家或文化理论家的专属领域，它们要求人们做出更为整体性的回应，在这种整体性的回应中，学者们既能发挥各自的专长，也能在过于专业化的研究方法的“盒子外面思考”。
再次，引领教育和公共政策。有些人发现，怀特海的思想在引领政府、学校和商业组织等机构制定法律、确定课程方案、从事商业实务方面颇有助益。例证之一是过程思想家的著作为教育设计了目标[3]，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政策建议[4]。
最后，促进文化转变。有些过程思想家例如王治河博士发现，怀特海过程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出了文化转变的形式和方法，从而为弥漫于现代社会之中的“无根的消费主义”和“僵化的传统主义”之间的两难困境提供了某种具有创造性的、以价值为中心的替代方案。[5]
当然，以上所述并非现代有识之士被吸引到怀特海过程思想的全部理由。从根本上说，怀特海过程哲学表达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不是如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样是“不结果实的花”。因此，它才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所摄入，“客体化”为当今世界思想现实中的现实存在，发挥着自己独特的现实作用。
注释
[1]本节至本章末，是由杰伊·麦克丹尼尔教授撰写的，由杨富斌译为中文，并在文字上稍作修改和增减。
[2]怀特海：《过程与实在（修订版）》，杨富斌译，“前言”5页。
[3]参见美国学者罗伯特·赖格纳和鲍伯·梅斯理的有关著作。
[4]参见柯布和达利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此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该书中译本的书名改为《21世纪生态经济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出版。
[5]参见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