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 (咸丰三年)

2月5日 鉴于畿辅旗地买卖已十分普遍，户部遵议变通旗民交产章程16条。“查出私买旗地，免追花利”。“民人呈报升科，宽于期限”。“从前典当旗地，改立卖契”。“借名私买旗地，改归买主”(104，40册，1075页)。旗地买卖已合法化，旗地的特殊性日渐消失。

3月29日 两湖素不产盐，绝大部分地区历来是淮盐的引地。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前后，长江道路梗阻。“淮盐片引不到，楚岸盐价踊贵”。“川中(盐)枭贩因而乘之，皆千百成队，排列抬枪大炮，连樯东下”(王守基：《四川盐法议略》)。1853年3月29日，清帝根据湖广总督张亮基的奏请，谕令“四川总督借拨川盐二千引，迅速解赴湖北，以济急需”(104，41册，112页)。同年三月，户部奏准，“凡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卖，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通私隘口……设关收税。……一税之后，给照放行”(骆秉章：《楚省行销粤盐酌议抽税疏》)。1854年9—10月(八月)“于宜昌设局抽收厘金，嗣于荆州之沙市设立分局”(王守基：前引文)。济楚私盐取得了合法地位。据湖北巡抚胡林翼1857年4月28日奏疏云：“是以近年两省食盐以川盐为大宗。两楚食盐皆系私商贩运，经川省之夔关，楚省之宜昌、沙市抽提课税后即准作为官盐任其所之。……惟视楚省盐价之长落以卜来盐之旺衰。……盐之来楚，其权皆操之商贩，不统于官”(胡林翼：《奏陈楚省盐法乞酌拨引张疏》。王、张、胡三文均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54卷)。是谓川盐济楚。市场的扩大使川盐产量急剧上升。光绪年间年产量约290余万担，几乎与道光年间的川盐总产量相等。(宋良曦、钟长永著：《川盐史论》，188-1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3月底 太平军攻占镇江、扬州，截断了清朝漕粮的河运路线。(本书编写组：《近代中国史稿》，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4页；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309页)

4月5日 为应付镇压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军事财政开支，清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日，谕令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额面种类有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同年12月，清政府发出银票，各省试行，规定大省12万两，中省8万两，小省6万两(401，68页)。1860年3月1日，以宝钞、官票“弊端百出”，“壅滞不行”，奏准“以前之钞票照常收放，以后之钞票暂停制造”(107，349-352、412页)。历年银票发行量共达银9 781 200两，截至1868年4月11日止，银票收回34％，未收回者66％，全部成了废纸。(303，96、115页)

4月25日 谕令发行铜大钱，额面种类为当五、当十、当五十。后又增加当百、当五百、当千。同时减轻重量，如原定当十大钱重六钱，减为四钱四分。同年谕令著各省铸当五百至当千大钱。1854年8月奏准将当千、当五百大钱收回。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者也同时停铸。当一百、当五十者于1855年停铸(303，104页)。当十大钱只能二、三折行使，1861年12月奏请停铸(107，203-211、265-266、295、304页。原来制钱一文，用铜一钱二分，见302页)。1853—1861年，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造的铜大钱合银约450万两。(401，58页)

4月30日 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朝廷已用去二千七百余万两，不得不劝谕捐输。是日上谕：“凡绅士商民，捐赀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如有一人一家，捐赀累万，及毁家纾难，接济粮台者，破格殊恩，不在此列。”(104，41册，189-190页)

5月5日 上谕：“朕思开采矿厂，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有裨民生。……当此军饷浩繁，左藏支绌，各省督抚务宜……于矿苗丰旺之处，督率干员悉心履堪，各就地方情形，奏明试办。”(104，41册，201-202页)

5月 户部奏准设立第一批官银钱号，即乾豫、乾恒、乾丰、乾益，俗称“四乾官号”，用户部宝钱局和工部宝源局所铸钱文作为票本，发行“京钱票”，用以发放八旗兵饷。乾天九号(“四乾官号”加上1845年设立的五天官号)发行过度，“市间银钱并重，独不以钱票为信”，纷纷挤兑。1861年11月30日，奏准将四乾官号裁撤。(107，477、482、485页；303，91页)

6月29日 除宛平县属珠窝山等处矿招商开采及其他各属勘有矿苗处所分别试行开采外，迁安、房山、怀来县属矿山因“风水攸关……即行封禁。”(104，41册，333页)

6月(五月)(注) 为筹措江北大营军饷，江宁布政使雷以諴“在江北，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率，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清史稿》，422卷，雷以諴传)。又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67页，“坐贾按月收捐为板厘，行商设卡收捐为活厘，按获利薄厚，约取百中之二三，委员于附近扬城之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等镇各米行开始实行”。时间从《清史编年》。

注：本书采阳历记时，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个别地方需要加注农历者，则用汉字表示。

7月21日 “军兴三载，靡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现在部库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特再申谕各直省督抚大吏……力筹济时之策，权宜变通。”(104，41册，391-392页)

8月18日 上谕：“前据户部议奏，江广等省(指湖北、湖南、江西)咸丰三年应征漕粮，由官折价解京，民间完纳，悉仍其旧，不许以折银之议，向民间更改旧章，借口浮收勒折，已降旨依议行矣。……此次新漕仍照旧章完纳，由地方官折价解京，与民无涉。”(104，41册，461页)

8月25日 谕令热河都统毓书广开银矿、矿洞，加工采办。(104，41册，479页)

9月7日 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在上海起义。三小时内就占领了上海全城，知县被处决，上海道台吴健彰逃进了租界。(306，41页)

9月9日 小刀会起义的当天，设在租界区的海关官署就被洗劫一空。次日英国皇家炮舰斯巴达人号(Spartan)的水兵占据了这个官署(312，160页)。是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向英商公布了一个《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规定由英国领事向英商代征海关税饷。所有税款，都可以不交现金，而“是以各该当事人的票据缴纳，不过所出票据限40日内在上海向中国海关监督凭票付款，但此条尚有待于女王陛下的批准”。美国副领事金能亨(E.Cunningham)也公布了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章程。不过把保单是否兑现一项删去，变成了没有谁能够担保这些保单是否能兑现。是为帝国主义侵夺中国海关权之始(319，14-15页；306，41页；406，103页)。

11月27 因“军饷急需，又难缓待”，上谕：“所有山西、陕西、四川三省咸丰四年钱粮。即行借征一年，于今冬开征。明年春季全数征完。其咸丰五年钱粮，即于明年秋季接征，按年递推”。此乃近代中国预征田赋之始(“议属创行”)。(104，41册，708-709页)

12月19日 山西巡抚恒春以山西已预捐盐课，请求暂停借征钱粮。是日，遭到咸丰帝的严厉批驳。谕令“该抚督饬司道，先将盐务捐课及劝捐纳盐事宜，迅速筹办，报部听候拨用，一面仍遵前旨，妥筹借征，总期并行不悖，毋误急需。”(104，41册，752页)

12月24日 谕令发行宝钞(即“大清宝钞”)，额面种类有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同年12月24日开始发行。“凡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均准以官票宝钞五成为率。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1860年12月11日后，仍有少量发行。1861年始裁撤宝钞总局分局。共发行27 113 038串，折13 556 519银两。(303，88、102、115页；107，377-378页；104，41册，765页)

12月28日 上海道台吴健彰以浦东陆家嘴碇泊的两艘中国炮舰作为水上海关。次日，奥国船“罗伯特号”不把水上海关放在眼里，既没有缴纳也没有答应缴纳分文关税，就扬帆而去。英、美、法三国领事一致认为水上海关根本不能执行海关章程，无权征收关税。法国领事说法国商船“不完纳海关的一切征课和税项”。水上海关被英、法炮舰赶跑了。(312，168-169页；406，106-108页)

是年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实行改折。长江流域继续征实起运的只有改行海运的江浙了。(302，450-451页)

是年 五口通商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对英贸易。五口中，对外贸易值最大的是广州和上海。根据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中提供的广州、上海对英进出口贸易数字，1844—1852年，广州的对英贸易值超过上海，从1853年起，上海就稳定地超过广州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25页)无论是茶叶产区还是生丝产区，距离上海都比距离广州近(106，516、535页)，这两种主要出口商品自然会选择经上海出口。上海出口生丝量超过广州在1846年。上海出口茶叶量超过广州在1852年。(407，1卷，400页；414，81页)上海首先是在出口贸易上超过广州，然后在进口贸易上超过广州(参看106，646-649页)。总之，5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已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

是年 1844年7月福州开埠后，“九年间，并无洋商经营合法贸易，洋船虽有驶至该埠者，然其任务，或为私运鸦片以弋取不法之利益，或为护送船只以防止海盗之劫掠而已”。直至1853年5月，外国侵略者还在考虑放弃这个口岸。太平天国起义和小刀会起义后，武夷名茶一时不能再经上海、广州出口。是年，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乃遣买办往武夷山收购，经闽江下福州。这个试验成功后，“其他洋行群起仿效，而各国船只驶闽运茶者，遂呈争先恐后之状，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也”。日久，且有江西茶、皖南茶加入。1855年福州出口茶叶1 574万磅，1856年4 100万磅，其后三年的平均数为3 548万磅。(106，406-407、608-612页；407，1卷，394页。据326，140-141页，1849年武夷茶是循500英里路程运至上海出口；1856年是从福建西北部运至福州出口，距离200英里。每担运费从14两减至7两，但产区收购价则从每担8两涨到了18两)

是年 墨西哥银元(鹰洋)进入中国，先在广州一带流通。(401，429页；据同书，84页，此事在1854年)拉丁美洲的银币是通过美国进入中国的。中国对美贸易，出超甚多，美国自然需要向中国运入金银。美国出口至中国的非美国货差不多全是拉丁美洲的银币。1860年达1 556 828元。(414，102页；106，653页)

1853—1854年，为雇募外国船炮攻打占领上海县城的小刀会起义军，由广东同顺行商——当时任苏松太道的吴健彰经手，以海关印票向上海洋商举借一笔外债，数额未详，仅就1855年和1856年两次在江海关洋税中扣还的银数来说，达127 728.409两。估计利息在一分五厘(15％)左右。两年即已还清。此借款的贷款者很可能是美国的旗昌洋行。(123，1、4-5页；306，262页)

× × ×

3月19日 太平军攻破南京城，次日完全占领南京。太平天国定都于此，改名天京。(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4页)

3月 东王杨秀清采纳钟芳理的建议，设机匠衙于南京砂硃巷，封芳理为恩赏丞相，督理机织生产。凡金陵索业机织者皆入衙织造，分丝络经，限日缴缎若干，并立营伍，亦有前后左中右各名色，秩然不紊，与军营无异。其后遂普设诸匠营，使百工技艺皆有所归，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天朝凡有所需，无不立办。(钟芳理传，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263-264页；《贼情汇纂》2卷，见161，3册，62-63页；《金陵杂记》，见161，4册，618页)

4月30日—5月2日 为刺探太平天国情况，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于1853年4月22日乘军舰神使号(Hermes)从上海沿长江西驶，4月27日抵达南京。4月30日，文翰致信太平天国领导人，历数英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特权，暗示太平天国承认它，表示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5月2日，杨秀清、萧朝贵致信文翰，对承认不平等条约，没有明确答复，只说对“不远千里而来的”英人表示欢迎，并且表示：“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对英国军舰未经太平天国同意，擅自闯入长江，侵犯中国主权，没有表示丝毫抗议。称对方为“英酋”，则表明他们不了解近代民族国家之间应有的外交礼节。(161，6册，908-910页；335，37-43页)

5月3日 神使号抵达镇江，太平天国镇江守将罗大纲明确警告文翰的随行人员、英国驻沪领事馆翻译密迪乐(T.T.Meadows)：“不应再卖鸦片。”(161，6册，906-907页)

5月(四月) 太平军攻下南京后不久，颁布《待百姓条例》，宣布：“不要钱粮，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161，4册，750页)

6月5日 东王杨秀清重新颁布《诰四民安居乐业谕》：“……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毋容震慑。当旅市之不惊，念其苏之有望。”(165，87页；168，111页)

7月23日 太平天国西征军进围南昌后，邹树荣于是日作《江省被围感赋七律三首》，除肯定了太平军“秋毫无犯”，指出清军“烧城外屋，怜他真作乱离人”外，还写到了太平军的征税情况。“计亩征粮忧富室(乡间计田一石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分与无田者食，于是有田者多受累)，得钱相博快游民(乡间无田之人，或以米易钱，相聚赌博，无故得食，此风最不可长)”(163，71-72页)。这是向地主征收田赋，赋额颇重，并且以一部分分与“无田者”。不久，又在湖北开征，“以种一石终岁责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存伪州县监军处备查，无上下忙卯限诸章程。”(《贼情汇纂》，卷十，见161，4册，275页。此事的时间，据《太平天国运动史》，149页)

7月 “癸丑六月，贼在江宁于所虏铜匠中觅能铸钱者得十二人，封四人为铸钱匠，职同指挥，设厂开炉鼓铸。……铜匠……铸不如法，屡铸皆不成轮廓，字亦模糊莫辨，遂停止。”(《贼情汇纂》，见161，3册，279页)

9月 石达开攻克安庆后，“张伪榜……收罗无赖充伪乡官，征租赋，立榷关于大星桥各属，支河曲港，遍设伪卡，苛敛杂税。”(李滨：《中兴别记》，见166，2册，145页)

12月(太平天国天历癸好三年十一月) 汪士铎《乙丙日记》载：在南京郊区陈墟桥蔡村，太平军已实行“着佃交粮”。佃户“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转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1955，205页)。又据《忆昭楼时事汇编》卷三(162，5册，382页)：“昨有太平店友云，(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逆匪五六千人，内有十七指挥，在近城各乡邀乡老数人，口称现在田稻将割，每亩交纳粮稻三十斤。乡老回称我等均系贫民，此等事要向田主去说……”这也是着佃交粮。据郭毅生同志考证，太平应为安徽省太平府，即今当涂县(见336，96页)。

12月(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 太平天国刊刻《天朝田亩制度》。(罗尔纲：《再论〈天朝田亩制度〉》，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是年 “织缎为江宁巨业。”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前，南京城内用于织缎的织机共有三万五千台，附近乡村共有一万五千台。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织工流离四散，缎业因之萧条。”机户大半逃亡于江北之如皋、通、泰及江南之苏松等处。吴江盛泽镇和杭州的丝织业也衰落了(142，1卷，601-602页)

是年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城外设买卖街(142，1卷，540页)。南京的买卖街四城之外皆有。此后，太平军攻克的其他城市，如镇江、三河镇、苏州、杭州、浙江平湖、长兴、嘉兴等城市也都设有买卖街。(336，268-269页；162，4册，106、133页；161，5册，300页)

1853年以后 “皖楚遭粤逆复陷后，自太平府以至武昌，贼匪分设伪关太平、芜湖、安庆、九江、武穴、武昌共六处，每处派贼目一名，率群贼数十名踞守。贼目伪督关将军专查来往民船货载索税，并给伪单。所收银钱，闻系在芜湖关搜得户工各部则例仿照索取，有加增无少减也。各伪关上下每隔二三十里即设一卡，由伪大关派小目在彼复查，有伪单者则索照单钱一百文，无则照查收税。长江千余里，共设贼卡无数，是贼之防偷越较关榷更为严密也。其所过私盐，每担索钱百文，故上江一带民间，遭兵劫后仍无食淡之虞。”(《金陵杂记·附金陵续记》，见161，4册，641-642页)据《贼情汇纂》卷十，自武昌至江宁，共设四关：武昌、芜湖、龙江、九江。“武昌、芜湖两关，因与官军相持，不暇榷税”。“贼之抽税无一切章程则例，其报船料也以船长一丈，抽税千钱，所载之货分粗货细货，粗货船长一丈，抽税钱二千，细货倍之。大率以盐、布、棉花、煤、米为粗货，丝、绸、苏货为细货。抽税之后给伪船票一张。如遇贼党，竟可免虏劫。”(161，4册，276-277页)

1853年以后 “皖楚江右沿江内外逆匪所陷各省府县……其僧道香火祠祭暨民间公产，则由伪总制查索。”(《金陵杂记·附金陵续记》，见161，4册，6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