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外需与内需的不足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问题，与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完善密切相关。从市场经济数百年的演进历史看，尽管造成发展中断的具体原因可能有多种，如资源匮乏、技术落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等等，但归结到宏观经济层面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严重的需求不足，也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政治危机的导火索，也是局部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主要诱因，而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发展的中断。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市场经济史，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史。市场经济内含着经济危机的种子，市场经济的演进又不断产生出克服危机的方案，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也无法逃脱这一规律。1998年与2008年两次发生了由外而内的经济危机，其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外部需求的缩减，暴露出国内需求的不足，迫使政府通过借债、增支等方式深度干预经济。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因此出现大幅的减速，但这已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敲响了警钟。
1.2.1 外需不足是一种日益增强的趋势
中国至今经历过的两次严重需求不足，都是产生于外部经济动荡所造成的冲击，从市场经济的历史看，造成这种冲击的原因已不是第一次出现。换言之，这种类型冲击的出现具有一种必然性，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我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化运动为我国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提供了庞大的国际市场需求。目前的全球化运动并不是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第一次，1870—1914年的世界经济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凯恩斯回顾这一时期时曾感叹道：“1914年8月，人类进步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走向了终结！……伦敦的居民早晨一边在床上喝着茶，一边就可以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方式，他还可以将自己的财富用于投资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如果愿意的话，便宜且舒适的交通工具可以将他运送到任何国家和气候中，无须护照或其他文件……”(Keynes，1919)。一些经济学家相信，这一时期全球经济的整合程度比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化程度更高(Baldwin and Martin，1999)。
波兰尼认为，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建立在四根支柱上的。第一，大国间的势力均衡。100年间，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外，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以及俄国之间的战争加起来只有18个月。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中，平均却有60~70年的战争。第二，英镑与黄金挂钩的机制支撑起了金本位制度，保证了国际投资的价值安全。第三，当时国家所追求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和自由贸易，鼓励了金融资产和人口的跨国流动。第四，资产阶级主导的自由主义国家(liberal state)，没有受到民众权利和工会运动等的制约。这四根支柱相互支撑，构成了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基础。导致这一时代结束的最明显征兆虽然是金本位制的崩溃，但根源却在于自我调节的市场。“因为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而自由主义国家制度本身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波兰尼，2007，p.3)。
然而，市场体制的内在缺陷导致由此为基础形成的和平与全球化注定将会终结。“一个地方取得了均衡，是因为调整的负担(有意或无意地)被转嫁到了其他地方或部门……当最终的清算不可避免地到来，不过是暴露出了以前被压制的问题，但整个危机的深度与广度，将使以前的一切经验黯然失色”(Polanyi，1933)。由于它们相互关联着，因而四根支柱相继倒塌。
(1)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大国间的势力均衡。
(2)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破坏，超出了当时的国际体系能够自我恢复的限度。参战各国纷纷寻求国外贷款来缓解本国的财政赤字压力，而美国就成了最好的资金提供者，来自美国的资金帮助金本位制继续存在了10年。然而，到了1929年，由于美国的信贷泡沫破灭，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来对抗泡沫，从而阻止了资金向国外的流动。无法继续获得资金的债务国除了增加出口外别无他法，从而造成了全世界价格的普遍下降。接踵而来的就是1931年的信贷危机、1932年的世界贸易下滑和1933年的通货崩溃。
(3)经济危机迫使欧美各国改变了对待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理念的态度，俄国的共产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美国的“新政”的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放弃了对价格体系的信任，将通过政府干预以解决失业问题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
(4)随着经济理念的改变，注重国家干预的政党纷纷上台。或者说，不论哪个政党主政，政府都承担了相似的责任：通货膨胀、补贴、工会运动、保护主义、扶持私人企业、用公共支出促进部门发展、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加社会领域的投入。在发达国家中，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取代了以往的自由主义国家。
随着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流行，新一轮的全球化登上了历史舞台，但造成第一次全球化崩溃的征兆也在近期浮出水面。
1.势力均衡遭到破坏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世界却陷入更加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原本因两大阵营的斗争而受到控制的巴尔干地区和前奥斯曼帝国地区，争端重启。阿富汗和伊拉克曾接受美国的帮助来对抗苏联，但现在已成为攻击美国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集中地。伊拉克战争中，支持战争的英国等欧洲国家与反对战争的法国与德国，显现出欧洲安全机制中的巨大分歧。
美国的经济地位已不似冷战初期那般不可动摇，欧盟、日本、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国与印度等国，在生产能力上都超越了美国。尽管美国的军事支出仍然庞大，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经验都表明，美国并没有绝对的控制全球的军事优势。新一届的奥巴马政府更是大幅削减军事预算，以表明其战争准备不再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等大国。
2.国际金融秩序日益脆弱
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瓦解后，国际金融秩序丧失了自动恢复平衡的能力，只能在复杂的多边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保护着脆弱的国际金融秩序。不受黄金约束的美元增大了国际流动性，浮动汇率制和逐渐摆脱了国家控制的资本流动，鼓励着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借款。背上沉重债务包袱的拉美国家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开始转变经济结构，以便增加出口来支付债务本息。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防范汇率波动对社保基金造成损失，固定汇率制转而得到了青睐。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抵御投机性攻击、保证可兑换性和防止剧烈贬值等目的，中央银行需要持有大量储备。但是，如果不存在对外汇的控制，资本逃离很容易造成债务国外汇储备的枯竭。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IMF救助的金额在不断增大。
IMF要想在国际金融中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需要大量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通货储备，而唯有美国具有提供这种通货储备的能力。但在2000年布什政府主政后，美国的赤字规模越来越大，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元的“硬通货”性质也因此不断削弱。一旦世界失去对美元的信心，目前的这种脆弱的国际金融秩序就会分崩离析。2008年由美国次级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更加凸显了这一前景很快到来的可能性。果然，2010年底，奥巴马政府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宣布2011年6月前增发6 000亿美元，利用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输出通货膨胀，其转嫁危机的目的十分明显，使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的可靠性进一步削弱。
3.伴随全球化而推行的市场经济神话，恶果开始显现
无论是第一波全球化(1870—1914年)还是目前的第二波全球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参与世界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国家都必须服从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减少各国政府以各种理由干预经济的能力。第一波全球化推行这一原则的主要工具是金本位制度，而第二波全球化依靠的则是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在发达国家，充分就业与社会保障目标已被增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目标所取代，保护弱势群体的国家机构和标准以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都成了牺牲品。在发展中国家，帮助东亚各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经济计划与工业发展政策被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双边和多边机构施加了巨大压力。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私有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与此同时，世界也日益变得更加不公平，其情形与第一波全球化时期极其相似。表1—1显示的是第一波全球化时期欧洲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的事实。根据拜罗克(Bairoch)和麦迪逊(Maddison)的研究，1850—1913年，欧洲和世界范围都出现了一部分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趋同，但其他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情形。如果将表1—1中的数据转化成图1—1的曲线，就能更明显地看出，第一波全球化的前后时期，一小部分国家接近了英国的收入水平，但多数国家的收入水平则在下降。
表1—1第一波全球化时期的收入趋同/趋异注1
(英国=100)
说明：(a)是用1820年的数据代替了1850年的数据；(b)是用1870年的数据代替了1850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Tables C16，D1；Bairoch(1989)，Tables 1 and Tabtes 4。
图1—1 第一波全球化前后的收入差距
同样的情况在1960年开始的第二波全球化中又一次出现了。根据Jones(1997)的研究，1960—1990年世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如图1—2所示。该图按生产率的升序由左到右排列了98个国家，并根据各国工人平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比率画出了收入分布曲线。其中，虚线代表的是1960年的数据，实线代表的是1990年的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出，在70%的右侧，曲线变得相对平坦，意味着在高生产率国家中出现了收入趋同的趋势，而在25%的左侧，曲线同样变得相对平坦，意味着低生产率国家在收入降低的情况下也在趋同。换言之，全球化再一次造成了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情形。
正如一国之内的贫富分化会造成动荡不安一样，国际贫富分化也会成为战争的催化剂。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人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低收入国家的人口既不能成为合适的生产者(因为他们的技能水平低)，也不能成为合适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收入少)，只会成为政治稳定和投资者利益的威胁。基兰斯(Kierans)和斯图尔特(Stewart)提醒人们，跨国公司的力量在全世界的蔓延，将会带来法西斯主义的复兴。他们写道：“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这无疑会将我们引向法西斯主义或是混乱……要么是这些少数人用武力控制了大多数，要么是暴徒得到了统治权。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他们不是被镇压着，就是在反抗着，而这将会是团结、责任和社会的终结”(Kierans and Stewart，2001)。
图1—2 第二波全球化中的世界收入分配格局
4.国家性质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增强了政府在经济与社会职能上的干预力度。社会主义国家自不必说，西方阵营的国家也普遍推行福利国家制度，使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不断增加。税收与管制的增加，相应增强了私人企业进行地下经济活动的动机。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提出了大量的批评，特别强调广泛的福利改变了对人的经济激励，而政府干预的增加会减少人的自由、主动性和自尊。
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干预提出了更多的限制措施。根据他们的观点，为了进行干预：①政府必须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外部性确实存在；②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首先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创建市场机制(如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来解决问题；③如果创造不出有效的这类机制，政府干预才是合理的，但还需证明政府干预的社会成本小于外部性造成的福利损失；④即使政府干预在经济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但由于剥夺了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还要考虑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换言之，政府干预的程度与力度，最终的决定权还在市场。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看到冷战中形成的两大阵营中的国家都开始在经济管制和社会福利两方面大步后退，显示出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某些特征。但近年来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使国家干预的需要又一次大幅上升。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采取大规模的政府“救市”活动，甚至国有化了某些重要的金融机构。尽管现在就判断国家干预体制的复归为时尚早，但为了防范此类危机的再现，政府加大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力度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又一次走到了类似于20世纪初期的十字路口。上一次全球化时代的终结是以英镑脱离金本位制为先兆，引发了剧烈的政治经济变革，世界大战与两大阵营的形成都与此有关。而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作为国际硬通货的美元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随着全球化时代走向终结，贸易摩擦与壁垒会不断增多与加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外部需求的缩减将会成为始终存在的压力，若不能将依靠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依靠内需，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会遭到严重破坏。
1.2.2 内需不足是个制度性问题
内需不足是个政策性问题还是个制度性问题，这一判断是政府采取什么政策的前提条件。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需求不足是属于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现象，那么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足以治理需求不足问题，一旦市场信心得到恢复，需求不足问题自会得到治愈。但是，如果需求不足是个制度性问题，就意味着不改造制度，内需不足就无法得到根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暂时延缓危机的发生，但只会使需求不足的诱因积累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造成经济体不可避免的崩溃。
本节从储蓄率入手，讨论我国内需不足的性质。一国的国内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构成。储蓄率的增加，意味着在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投资需求的比重在逐渐上升。投资需求的上升，在以后年度中会创造出越来越大的生产能力，而消费需求的下降，则表明新增生产能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完全被国内所吸收，因此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图1—3显示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异乎寻常的高水平上，并且还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情形。一般来说，随着经济的长期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引导人们进行消费升级，从而导致储蓄率的下降，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其原因如何，确实耐人寻味。
图1—3 中国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
资料来源：Li and Yin(2007)。
根据1992年以来的资金流量表，可以计算出如表1—2所示的我国国民储蓄率，并将其分解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见图1—4)。从表1—2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结论：
(1)导致国民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力量在于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而不在于居民部门。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具有周期性的波动性，1992—1999年，基本保持在20%左右，2000—2004年降到了17%左右，2005年之后回到了21%。这种波动方式与国民储蓄率的持续上升趋势并不一致。
(2)在经济遭遇需求不足困扰的时期，也就是1998—2003年期间，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受到的影响最小，始终保持着上升的势头，而在经济回暖之后，还出现了大幅的跳跃性增长；居民部门受到的影响最大，一度下跌了约四个百分点，然后又开始回升，但在需求不足时期结束后，又用了两年时间才恢复到1998年之前的水平；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与居民部门有很强的相关性，居民储蓄率下降，政府储蓄率相应上升，表明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意无意地把储蓄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表1—2国民储蓄率及其在部门间的分解(%)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7—2009)》计算得出。
图1—4 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
(3)根据公式(储蓄率=储蓄倾向×可支配收入占比，其中：储蓄倾向=部门储蓄/部门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占比=部门可支配收入/全部可支配收入)，各部门的储蓄率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储蓄倾向和可支配收入占比，如表1—3所示。图1—5表明，居民部门储蓄倾向的变化比较平稳，在经济下行期(1998—2003年)，虽然出现了下降趋势，但经济形势好转后就开始上升，这符合收入减少(增加)、储蓄倾向也相应减少(增加)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因此，储蓄倾向本身并没有持续下降的趋势。那么，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走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从图1—6中可见，1992—2007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了大约11个百分点。换言之，居民部门对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所做的贡献，就在于它将可支配收入转移给了储蓄倾向更高的企业部门(始终为100%)，以及储蓄倾向不断上升的政府部门。
在政府部门中，我们发现，储蓄倾向具有波动上升的趋势。按照资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政府储蓄主要是指政府投资和资本转移，无论哪种形式都是用于资本性的用途。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政府部门对于投资活动的偏好促成了其储蓄倾向的升高。
表1—3居民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与可支配收入占比(%)
续前表
图1—5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储蓄倾向
图1—6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
综合以上这些分析，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宏观失衡(主要表现为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国际性经济危机等外部冲击，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处于弱势地位，以及政府活动中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相对于投资性支出处于弱势地位，而这两者都涉及经济中的重大制度。譬如说，政府对于企业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干预，有助于增加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政府间人事关系与财政关系的调整，有助于弱化政府的投资偏好等等。在1998—2003年那段对抗内需不足的时期中，我国政府使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性投资来扩大内需。这样的政策手段既没有改变政府储蓄倾向不断增加的趋势，也没有改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降低的趋势。其结果就是到了2008年，我国又一次面临同样的问题。显然，没有大的制度性改革，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自动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