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口转变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人类的增长一直处在“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状态。其间虽然有过因为战争和灾害出现的人口减少，也有过因为太平盛世出现的人口较快的增加，但总体而言，人类在几千年间的增长极其缓慢。直到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社会以及卫生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的死亡率从持续千年的很高的水平上，终于开始趋势性的下降，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人口转变大幕。死亡率的下降首先出现在北欧和西欧，然后扩散到整个欧洲。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20世纪才开始人口转变的进程。在死亡率开始下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育率依旧在高水平上维持不动，导致了人口迅猛增长。欧洲率先迎来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人口爆炸”时代，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人口转变现象的理论回应。19世纪末，欧洲和北美洲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则从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开始生育率的下降过程。目前，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或者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或者正处于人口转变的进程之中，人口转变已经成为各国或迟或早都必然要经历的历史过程。人口转变是人类群体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塑造了全新的人口形态，并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家庭的所有方面。正因为如此，欧洲的很多学者甚至把人口转变称为“人口革命”。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欧洲和北美人口转变的研究，包括对转变原因、过程、结果、经济社会影响等的研究，一时成为重大的热点选题，所形成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都不过分。

占世界总人口1/5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自己的人口转变过程。它同样是从死亡率下降开始，而后是生育率下降；它也同样是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传统再生产模式最终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再生产模式。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仅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就跨越了人口再生产模式的两个时代，平均预期寿命从30多岁提高到70多岁，总和生育率从7左右迅速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一两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历史过程。中国人口转变之快、之彻底，曾让很多人瞠目结舌。一些学者甚至把人口转变与经济起飞并列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最深刻变化，称之为两个“中国奇迹”。

虽然人口转变的起点和结果与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变并无二致，但是，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方式、动力、环境背景等，却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差别。中国的人口转变，特别是其中的生育率转变，是一场极其深刻和浩瀚的社会动员及社会工程。中国人口转变的道路，既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充满辉煌，也历经悲壮；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艰难、曲折、探索、开创，几乎成了中国人口转变领域的主题词。虽然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人口转变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影响越来越凸显，但对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人口革命”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对波澜壮阔的中国人口转变道路与规律的总结，对这场有亿万人民参加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提升，似乎做得还很不足。比起对欧洲和北美人口转变的研究，我们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更是显得薄弱。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伟大的实践催生伟大的理论。中国人口转变的丰富实践，为人口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持久的源泉和得天独厚的沃土。这是机会，这是平台，这更是前沿。

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题目。杨凡博士知难而进，历经数年，呕心沥血，终于完成这本研究专著。这本专著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纵深历史感，既有丰富翔实的数据，又有入木三分的剖析。在研究内容上囊括了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在、政府与个人、宏观与微观等多个方位和多种层次，在研究视角上体现出“宽视野”与“长焦距”的结合。而“夹叙夹议、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写作风格使得这样一个庞大主题的研究重点突出，挥洒自如，脉络清晰。

关于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认识和理论总结，虽然还需要继续做大量的工作，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但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特别是对中国人口转变理论和道路研究的一个重大补充和空白填补。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前沿性的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成果问世。

翟振武

2014年3月1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