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概要
张 盾注8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1.研究目的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是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经典性课题，众多思想家如恩格斯、列宁、卢卡奇、阿尔都塞、科耶夫、伊波利特、齐泽克等在这个领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许多国内知名学者也对这个课题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本研究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探索前行，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进行创新性研究。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以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现代思想史)为背景，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黑格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传承、拓展、批判和超越，以此达到对马克思学说的学术史渊源及其历史地位的一个坚实深刻的总体性把握。
2.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了黑格尔在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深入探讨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进一步对马克思、黑格尔与整个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和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传承关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本成果提出了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渊源和历史地位的系统性的新理解和新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研究主题的创新、研究方法的改变以及研究论域的扩展等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探索。
3.研究方法
(1)以重大理论问题为主导的案例研究：本研究没有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行编年式的历史描述，而是以重大问题为主导，将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六个重大理论问题形成六个研究案例，以此展开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以及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地位的研究。
(2)思想史研究：本研究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立场，以西方近现代思想史和西方近代社会政治结构变迁为背景，来考察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的形成、特质及其传承关系。
(3)文本研究：本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黑格尔的主要哲学著作、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相关经典文献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精细的文本解读，对重要文本进行专题解读，将整个研究置于坚实的文本研究基础之上。
(4)政治哲学研究：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传承关系置于政治哲学的问题领域中进行考察，侧重于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过程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发展所产生的重要而内在的影响这一角度，来发现黑格尔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根据。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是一本学术专著，全书由“绪论”和六个专题性“研究”组成，每个研究又包含若干章。
“绪论”进行的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划分工作，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传承关系划分为三个层面：首先，这种传承体现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某些观点、术语和表述方法这种直接性影响；其次，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这种传承更多的是以否定的方式体现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一系列批判中；最后，综观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体系，这种传承关系又更深刻地体现为马克思的理论主题和理论范式不可否认地表现着黑格尔的深层影响。
“第一研究”从总体上对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渊源关系进行考察，重点考察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的关系。包括四章：
第一章针对学术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康德和黑格尔对立起来：或片面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关系，甚至把马克思和德国哲学的关系简化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淡化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或片面强调马克思和康德的内在传承，认为德国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康德，而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大多是消极的。本成果作者提出，上述两种观点各自包含着对该论题某一方面的深刻见识，而就这段思想史本身的宽广深邃的内涵来说，马克思接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应该不仅仅限于某个人，马克思学说中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接近康德，而其对市民社会的深刻批判则受惠于黑格尔。
第二章论证黑格尔哲学对康德哲学的超越，主要在于他重建了在康德哲学中失落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以此恢复了哲学与现实和时代精神之间的本质联系；黑格尔的这一工作使哲学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理解，由此启迪了马克思开辟一条新哲学道路的伟大努力。
第三章进一步讨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黑格尔辩证法打破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主客分裂的内在性论域，提出在历史过程中重建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由此提供了现代性自我理解的新的哲学形式，为马克思探索新哲学道路准备了思想前提；但黑格尔把整个问题变成抽象的思辨问题，坚持在思想中解决该问题。马克思则立足于唯物史观，把由黑格尔开发的现代性自我理解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即通过革命实践活动去改变世界和历史。这一章还特别说明了卢卡奇和科耶夫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对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这种传承与批判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第四章提出了马克思研究中两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方法论观点：(1)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应该以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为其总背景，放弃把马克思与思想史对立、对马克思哲学作抽象绝对肯定的旧定式，将马克思学说置于现代思想史的整个学术传承中，去理解其理论内涵和历史特征；(2)淡出先验哲学的本体论—形而上学问题，在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与德国哲学乃至与整个现代哲学的渊源关系。因为，无论对马克思还是对其他思想家，现代政治哲学的那些主题都是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
“第二研究”聚焦于“历史”这一黑格尔和马克思共享的重大问题，考察黑格尔历史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包括五章：
第一章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八章的深入解读，说明黑格尔“历史”概念的思辨内涵：精神产生自己并发现自己，最后达于对自己的概念式理解的辩证历程，被黑格尔称为“历史”。
第二章通过解读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导论，指出：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即“理性”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马克思深受黑格尔这一观点的影响，而将其改写为：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科学。
第三章通过深入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六章，指出黑格尔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历史和逻辑统一；而黑格尔的重大贡献是，他为这个原则提供了历史研究的具体案例，这就是《精神现象学》第六章提供的对以贵族衰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为核心事件的现代性发生史的深刻反思。作者认为，在哲学史上，除了黑格尔，没有谁提供过这种历史过程和哲学逻辑臻于完美统一的历史研究案例。
第四章专题考察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概念的两种不同理解：黑格尔在现实的历史之上理解世界历史，即通过“精神”的辩证运动来把握历史的本质，把世界历史理解为“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和在现实中的实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则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产物，他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一个合理的可理解的过程的思想，但拒绝了黑格尔加于历史的抽象思辨形式，要求在现实的历史之内理解世界历史。通过改造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马克思发现了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把它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考察，从而赋予 “世界历史”概念全新的内涵：在一般意义上，世界历史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在特定意义上，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现象，以资本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使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历史。
第五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了批判性回应，指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立论主要基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题以及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是一个纯粹哲学问题，它是黑格尔为了“绝对知识”的完成而承诺的一个本体论前提，科耶夫将黑格尔的这个本体论观点实在化为“普遍同质国家”；而福山则将黑格尔与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题引申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观点，即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终结，这是对黑格尔和科耶夫的严重误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科学地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同时又以一种革命的历史目的论方式坚持着对作为历史最高目标的人类解放的希望和信仰。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因此具有历史科学和历史目的论的双重理论特质。
“第三研究”以思想史为背景考察现代性反思中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研究中拓展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传承问题。包括五章：
第一章回溯康德道德研究的政治动机，指出康德伦理学的首要动机是为了回应卢梭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为启蒙辩护。康德伦理学第一次表达了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善并非得自自然，而是理性的产物，善的本质是普遍性，人借助于普遍性摆脱了自然的监护，从而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赞扬启蒙是社会和道德的进步。
第二章专题探讨黑格尔对康德道德学说的深刻批判，说明正是黑格尔第一次揭示了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缺陷，指出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康德希望通过理性的普遍化来挽救现代性的困境并使之升华的努力并未成功，因为康德并没有真正超越自由主义的契约论传统和支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功利主义原则。因此从根本上说，康德伦理学无力将现代政治提升为“道德的政治”。
第三章试图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这一特定角度深化这个部分的研究主题，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趋势是客观的公共的法律—政治制度逐渐替代主观的个人的道德戒律，成为整个生活秩序的核心；在对这一现代趋势的反思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法律—政治制度日益客观化的格局中保存道德感、人性的尊严和对自由的追求，使冲突的两极达到内在的一致。康德伦理学、黑格尔法哲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现代性反思的重大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具有内在一致性，各自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反思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
第四章系统探讨了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所谓“道德政治”的谱系问题。所谓“道德政治”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和思想趋向，其核心诉求是批判霍布斯、洛克式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现代政治的非道德化，主张将现代政治建立在一个道德的基础上。该主题由卢梭开创，经康德和马克思拓展，形成现代性批判的一个完整学术谱系，并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内在连接点。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提出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公意”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康德以其道德哲学将卢梭的政治主题先验化，为“道德政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先验基础。马克思彻底批判和解构资产阶级财产权，将社会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用“穷人的权利”取代普遍权利去规定现代人自由的最高意义，以此将“道德政治”议程推向顶点。
第五章专题考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承认”理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黑格尔最早提出承认问题，他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理解为：人们在相互依存的前提下为追求相互承认而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斗争。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承认论题并予以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承认的拜物教化，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完全建立在物和财产权的基础上。泰勒提出的“承认的政治”，则反映了20世纪晚期以来承认问题的新变化，其核心内容是文化多元化与文化霸权之间的冲突。
“第四研究”从政治哲学的问题角度考察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劳动和财产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劳动、财富和财产权是近代市民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因此成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五章：
第一章说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和马克思关于自由劳动与异化劳动的理解之间，保持着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是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三种不同的反思性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揭示了劳动的社会历史内容，以此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将其上升为现代性的一个哲学问题，进一步描述了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结构及其矛盾；最后，马克思把劳动理论推进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理论，其异化劳动理论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性理解，而且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哲学的“劳动”概念和经济学的“生产”概念构成了马克思表征理想和批判现实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第二章专题考察黑格尔对财产权这一现代政治哲学核心问题的态度。指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除了我们熟悉的公开出版文本之外，还有多种未公开出版的秘传文本，借助于西方学者披露的《法哲学原理》秘传文本的内容，我们得以重新理解黑格尔政治哲学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因为在《法哲学原理》秘传文本中，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西方主流政治信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的命题。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显示了与马克思政治观点的高度一致性，也使近现代政治哲学中以财产权批判为标志的“异端”传统形成了从卢梭、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完整谱系。
第三章提出关于财产权的争论贯穿了整个现代思想史，其中，蒲鲁东对现代财产权合法性的三个最重要基础( 先占权、劳动权和收益权) 的激烈批判，极大地冲击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信条，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认为其具有“划时代作用”；但马克思同时认为蒲鲁东所代表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必须予以抵制，而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注9来替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
第四章探讨《资本论》中的财产权批判理论，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资产阶级财产权关系不是自然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因而是必然灭亡的。从思想史看，这一观点肇始于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争论：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未能达到一种历史性的理解，结果沦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历史性研究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充分展开，尽管在后来的《资本论》中，这些历史研究内容因为科学体系的需要而大大压缩，但财富和财产权问题仍然是《资本论》的理论内核，并构成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问题。
第五章从当代视角比较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财产权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指出马克思的目标是全体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其问题意识执着于经济领域和市民社会批判，尤其执着于解决现代最大难题财产权问题，显示了高度的政治理想主义。黑格尔则把现代性之批判和拯救的目标定位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把这种统一具体地标识为“国家”，这个国家不是任何现实的国家，而是一个建构性理想；黑格尔在财产权问题上站在政治现实主义立场上，但其坚持普遍性先于特殊性、国家先于市民社会，其立场又超越了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和财产权，而指向更高远的理想，政治气质近于古典共和主义。
“第五研究”在更大的西方思想史背景下，考察马克思和黑格尔在个人权利与社会原则这一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上的思想传承和理论差异。包括五章：
第一章研究古典政治哲学中的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按照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的原初理解，政治的最高目标和本质是道德性即“应当存在的正义”，这种应然性目标和本质表现为：社会高于个人、公共善高于私利。这一原初理解在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中最先提出，并在罗马法和基督教的政治哲学中得到发展和完成。对于政治的这一原初理解奠定了西方“道德政治”的基础，并开创了西方政治理性对于政治的第一种态度，即以应然尺度而非事实尺度的对政治的评价原则。这一切对于后世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章进一步指出，由霍布斯和洛克奠定的政治个人主义构成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强调对个体人格的尊重、对个性自我实现的赞美和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以此实现了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决裂。但近代个人原则必然否定自身，直接原因是，17世纪英国革命完成后，霍布斯、洛克政治个人主义变成现代性主流观点和资产者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基础；深层原因是，17世纪理性主义和自然法的衰落使个人权利的正义性无法保持住自身。这一章还探讨了马克思与近代政治个人主义的关系，指出马克思极其重视个人的价值，就此而言，马克思与近代政治个人主义具有一致性，但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与近代政治个人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关注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即作为人类解放目标的无产者，并认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最终目的，但个人只有在集体中通过“自由的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
第三章专题研究康德政治哲学的特殊性，指出在近代政治哲学转向个人主义的大趋势中，康德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康德继续走在个人主义的路线上，但又与霍布斯、洛克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路，康德珍爱个人的价值并对其给出了最高的道德奠基，从而给出了它的最高愿景，同时也标志着近代政治个人主义的没落。
第四章重点探讨黑格尔在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争论中的深刻立场，并以此确定黑格尔在西方“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地位。指出：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尖锐批判了主宰近代市民社会的个人权利原则，主张真正的政治必然是“伦理性的政治”，即扬弃人作为个人的自然性，悬搁个人生命与财产的至上性，以社会原则取代个人原则，以公共性作为政治的内在目的，并且在公共性的框架内重新安排个人权利的实现路径，把公共善确立为最高的目标和义务，同时把个人利益变成合法的权利。当黑格尔把国家作为伦理性政治的最高界面时，他所表达的真实理论观点是：社会原则是真正的伦理原则。黑格尔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他让近代政治哲学在全新时代条件和更高理论思维水平上回归到由斯多葛学派开创的对于政治的原初理解：政治的最高目标是道德性，即“应当存在的正义”，政治的本质则是精神的自由的创制领域；这种应然目标和精神本质表现在：社会原则高于个人原则、公共善高于私利。黑格尔以此敞开了通向马克思更彻底社会原则的大门。
第五章指出，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的对立，作为近代政治哲学的最高分野，构成了马克思进入政治哲学思考的总背景，而个人与社会作为道德政治的两种主体其实是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的产物，在这两大原则消长的背后进行着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西方政治哲学的古典传统将政治的最高目标确定为道德性即“应当存在的正义”，而将政治的本质规定为精神的自由的创制领域，其核心观点认为：社会原则高于个人原则、公共善高于私利。继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站在更高的应然立场和精神观点上，超越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的二元对立，把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一体划入异化世界的界面，证明现代个人和现代社会其实服从着相同的物化逻辑；同时证明，在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中，人的全面发展的个性存在与其社会性存在是内在同一的，而非二元对立的。以此，马克思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的一次伟大综合。
“第六研究”试图从黑格尔与马克思理论传承诸问题的基督教根源来进一步探讨其内在历史联系。简言之，基督教是西方文明最深刻的根源之一，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不仅伴随着一种与基督教传统的持续竞争关系，而且不断地从基督教思想中汲取营养。在这方面，黑格尔是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他注意到了基督教“社团”理想在克服私欲冲突、提振社会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并试图利用现代经济、政治活动所发展出的新的社会联系充实基督教的这一理想，使之最终取得现实性。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黑格尔的思路，但是他认为受制于一种“唯灵论”的思想框架，黑格尔和基督教最终都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完成他们所提出的任务，只有从现代市民社会自我批判、自我扬弃的历史条件出发，才能建立一种彻底超越基督教文明的全新社会理想。包括六章：
第一章概述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改造并最终扬弃基督教政治神学传统的历程，指明现代性思想正是通过霍布斯、洛克对基督教自然法传统的世俗化改造和卢梭、康德对基督教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内涵的深入揭示，逐步确立起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并最终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这里取得了完全的独立性，实现了与中世纪的彻底决裂。
第二章通过对黑格尔早期宗教作品的研究，提出黑格尔对基督教社会伦理价值的重新发现，根源于他对法国大革命和康德哲学所暴露出来的现代政治个人主义危机的深刻反思。后者不仅恢复了黑格尔对于一种有机性的、整体性的社会联系的信仰，而且进一步导致了黑格尔对于现代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为黑格尔的整体主义、理性主义的国家观念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第三章进一步探讨黑格尔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根据黑格尔，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潜在地蕴含了现代人道理想的最高内涵，现代英国的工商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与德国的宗教改革则分别从不同方面实现了这一隐含在“神”身上的人道理想，并且这三者将在“后革命国家”(拿破仑帝国或普鲁士王国)和他本人的哲学中取得完全的一致，使人类精神的历史达到顶点。
第四章试图在更高的概念层面上重述前面的观点，指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在现代经济、政治和宗教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现代伦理意识。黑格尔认为它将教导真正的理性利益，使个人的“自我意识”与共同体的“绝对精神”达到最终的统一，如此一来，基督教的社会理想就在“思辨逻辑”这个新的圣灵的“引领”下获得了现实的生命。
第五章涉及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初次交锋，从马克思的视角揭示出了黑格尔国家哲学中的基督教“唯灵论秩序”，同时也指出，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马克思重新恢复了由黑格尔开启的、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一度被遮蔽的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哲学研究这一主题，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埋下了伏笔。
第六章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指出马克思最终超越黑格尔和基督教的全新社会理想，正是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自我批判”的观点之上。马克思认为资本运动最终将生产出其自身的对立面，造成生产领域中的自由劳动者的联合，最终使人类从物质必然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得以自由发展他们在科学、艺术、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一切禀赋，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马克思相信，如此一来，基督教和黑格尔的社会理想中虚幻不实的方面就被现代社会“自我批判”的现实运动彻底消除了。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和社会影响
1.学术创新
第一，本成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史方法问题，并提供了一系列具体而坚实的研究案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研究主题的创新、研究方法的改变以及研究论域的扩展诸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形成了具有较高确定性和学术含量的认识和成果。作者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关系置于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书中对古典哲学的斯多葛主义、西塞罗与罗马法、基督教的阿奎那，以及近代哲学的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蒲鲁东等思想家均作了切实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以新的思路和方法重新考察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及其理论传承关系，达到了更深入的理解。
第二，本成果从政治哲学这一特定角度，提出和处理了一系列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极大丰富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的问题领域，开拓了研究视野。在学界已经开拓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论基础和存在论基础之上，本成果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作为研究主题，推进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本质的理解，也为开展马克思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对话打开了一个理论窗口，使之在当代问题和当代语境中被课题化并获得展开。
第三，本成果将理论思维与文本解读、重大理论问题与历史个案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把理论逻辑的研究建立在文本解读的坚实基础上，深入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系列经典文本的最深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渊源和历史地位的新解释，以及对于黑格尔在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的新理解。全书的六个研究相互关联，每一个研究又独立成篇，在选题的前沿性、内容的创新性和资料的丰富性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使本研究成果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和学术水平。
2.社会影响
本成果的研究历时多年，相关成果已有30余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3篇，《哲学研究》4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2篇。曾于2007年、2010年、2012年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2011年获首届萧前哲学基金优秀论文奖；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更重要的是，本成果所提出的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政治哲学的研究论域和由重大问题组成的研究构架，得到了学界同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第一研究”的第四章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1辑；“第二研究”的第五章被译成英文发表于高等教育出版社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vol.5，2010，并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第1辑；“第三研究”的第四章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