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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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意义、目的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问题进行实证性分析和规范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是从2009年9月我国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动议，到2010年10月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再到2012年7月出台《“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及随后各级地方政府紧锣密鼓的政策跟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体系建设已经历了4个年头。其间，林林总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使金融、科技、土地、人力等各类要素大规模涌入从不同层面定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这些政策引导下的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果到底如何？未来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该如何进一步调整？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已经到了需要进行探索性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的时候。二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具有长期趋势的新特点，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恰恰是这些新问题所反映的深层次矛盾在产业层面集中体现的“节点”，透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管窥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同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解决方案的探讨也昭示着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出路所在。

本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在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政策概念转化为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力图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问题纳入到标准的经济学概念和分析框架下，进而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教训进行实证性分析，通过综合运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诊断性的政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是一个涉及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政策学以至管理学的综合性理论问题。本成果选取了产业生态和技术经济范式两个研究视角来统一全书各章的研究。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涉及多种知识和能力的复杂经济部门，因此，国家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范式，不仅体现为这些产业中少数大型优势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仅体现为这些产业中由供应链和同类企业构成的部门之间的竞争，更体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由各类市场和非市场的主体构成、由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交易关系连接、由多样化的竞争和合作活动驱动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从技术经济范式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要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依赖的技术系统与经济系统是在不断调整、适应、选择的过程中共同演化的。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范式下的技术要素与技术要素之间是战略互补的；另一方面，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技术要素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范式构成要素(产业组织、商业模式、基础制度和产业政策)之间也是战略互补的。虽然本成果各章的理论来源和选择的研究方法不同，但都体现了产业生态和技术经济范式这两个基本的研究视角。

在研究问题的设定方面，本研究特别强调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殊情景。在作者看来，虽然我国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会是相同的，但由于与发达国家在既有产业基础方面存在差距，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将带有鲜明的“赶超式发展”特征。因此，本研究在所有涉及开放竞争的问题时都假定了“赶超”的竞争情景。

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更适合于将多种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的案例研究方法。为了保证案例研究的可靠性，书中各章多数案例的数据和文档资料都来自直接的现场调研和座谈。在服从于研究目的要求的前提下，本研究也采用了一些较为前沿的计量和模拟研究方法。例如，运用基于单部门Ramsey-Cass-Koopmans形式的离散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运用历史友好模型分析发展历史足够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态性问题等。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和对策建议

在内容安排上，本成果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完整过程展开。我们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分为技术创新和商业化两个阶段，并进一步将技术创新分解为技术路线的选择和突破、技术成果的标准化和知识产权化两个环节，将新兴技术商业化分解为实验性消费者出现和领先市场形成两个阶段。综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过程的特点和一般学术研究的规范要求，本成果重点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研究：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问题。与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既定技术路线上的技术创新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设计的技术选择和市场选择过程还在进行中，通常由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技术领域、具有不同技术能力、对未来的主导产品设计具有不同理解的在位企业和新创企业共同探索可行的技术路线，技术竞争主要体现为不同技术路线之间的竞争。因此，选择既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技术范式的要求，又符合我国资源禀赋特征的技术路线，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前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演进路径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以数控机床和智能手机为例，在加快核心模块和系统集成创新突破的同时，中国本土企业的战略重点和独特优势将更多地体现在通过生产制造能力的提升，满足用户对产品质量和稳定性的高要求，满足新兴产业产品在起步阶段多样化、小众化和试验性功能的需求。

当行业主导的技术路线逐渐清晰时，为了提高创新性投资的可收益性，领先企业不仅要将自己的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而且要通过策略性的行动协调相同技术路线的创新主体将科技成果标准化，以期在“技术路线间竞争”和“技术路线内竞争”两个方面都取得有利的位置。在战略性新兴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在技术标准的组织方式上要强调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在技术标准的设计上要强调兼容性，即通过“向上互补和向内互补”降低基于领先标准的消费者向本国标准的转换成本；要善于动态利用标准的“关闭”和“开放”将本土的市场需求优势转化为能够获得更好的竞争“位置”的用户基础；长度较长、宽度较窄的专利，更有利于我国围绕自主技术标准构筑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商业化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的出现和成熟具有动态性和结构化的特点：当新兴技术还不太成熟、基于这些技术的产品只有少数消费者具有意愿和支付能力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商业化过程就开始了。这些小众的实验性消费者(experimental consumer)不仅仅是愿意向厂商积极反馈使用信息的“发烧友”，而且常常是掌握了专业知识的行家里手，他们通过自发组织的或厂商策略性组织的社区或通道直接参与产品的创新和改进过程。对于3D打印、应用软件等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由于其知识的复杂化、分散化以及消费者自身需求的个性化，消费者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不再仅仅是用户，而是通过直接参与创新过程由产品消费者转变为知识创造者。这种新的创新体系组织结构对产业政策提出的要求是：政策不仅要通过培育市场提高新兴技术创新的可收益性，而且要营造适宜的“用户创新社区”，如培育大型的开源软件社区，以促进消费者知识与企业知识的互动和融合。

当新兴技术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进一步完善，且产品的性价比得到规模更庞大的“消极消费者”(指仅仅使用产品而不能提供专业意见或参与创新的消费者)的认可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先市场开始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市场或大众市场开始启动。领先市场的形成和成长标志着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模式的转变，即企业战略由技术产品尚面临较高不确定性时的保持战略柔性向看到巨大利润空间的强化战略承诺转变，产业增长模式由企业和政府的补贴性投资驱动增长向营利性市场驱动成长转变，产业政策由补贴研发和投资的供给侧政策向兼顾补贴消费和改善消费环境的需求侧政策转变。实验性消费市场向领先市场转变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成熟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和新的商业生态的形成，而这些“系统性”的创新问题也正是所谓新兴技术和产品进入领先市场的“技术—市场鸿沟”。能否成功跨越“技术—市场鸿沟”是我国能否在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中获利的关键环节。利用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建立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用户基础，通过提供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卖实物产品”向“卖解决方案”转变，通过改变交易合约的结构(如合同能源管理)实现商务模式创新，以及通过由制造向渠道的下沉实现一体化带来的渠道控制力，是我国培育和占领领先市场的四条可能路径。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组织问题。由于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核心能力的分散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之间不仅具有竞争关系，更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和合作关系。因此，从产业生态的角度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问题是恰当的。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存储”于整个产业生态系统而不是企业和部门时，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就应当放在创造环境而不是提供激励方面。除了供给方的因素外，市场需求扩张的特征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组织结构和竞争结果具有显著的影响，即市场需求扩张特征是技术创新竞争中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相对“位置”与产业一体化组织结构的“调节性变量”。当技术差距给定时，市场需求由谷底恢复性增长是处于追赶阶段的中国企业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赶超的有利时机。相应地，我国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优政策设计应当是“相机的”，即当需求稳定增长时，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促进突破性的产品技术创新，而当需求快速增长时，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促进集成创新和制造能力提升。

在政策建议方面，本成果认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和我国现实的产业基础相适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必须克服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惯性、摆脱传统产业政策的思维定式，通过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重构，促进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的形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外部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竞争性等技术经济特征，因而制定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要求的产业政策，应着眼于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研发阶段和产业化阶段的正外部性，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市场和组织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建立完善有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政策功效，同时降低政策实施的成本及不良后果。

为此，本成果提出了以下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新型政策体系。

产业结构政策：从调整结构转为提升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赋予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等概念更加丰富的内涵，相应地，产业结构政策的思路和构成要件也要适时进行调整。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是一个伴随着技术、市场和投资回报高度不确定的演进摸索过程，所需的技术和设备要么还没有成熟，要么为国外企业所封锁。这些特点决定其产业政策必须有利于持续的技术学习和资金投入，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增强创新的可能性，使其成为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功能不仅体现为其直接或者间接创造的经济价值，更体现为战略性新兴技术以及体现这些技术的装备在其他产业的广泛应用所引致的整个产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针对产业结构合理性的产业政策目标不仅要关注产业间的市场依赖和供需平衡，更要着眼于产业发展所蕴含的通用技术与其他产业的渗透融合所引致的技术机会的涌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特征不仅体现为更高的研发强度，更体现在其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创新组织过程的复杂性上，这才是决定其战略性作用的关键。这意味着产业结构政策的基本导向不仅要支持那些具有更高研发强度的高技术行业，更要创造环境发展具有更高技术复杂度和产品复杂度的部门。

产业科技政策：从塑造精英转为推动合作。在过去科技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培育少数科技精英机构和企业的做法有利于我国在重点关键技术领域的快速突破。但是，随着创新组织的生态化、关键知识的分散化以及知识产权竞争的“丛林化”，产业科技政策的思路也应当由培育科技精英向推动各类创新主体的合作转变。一是要通过企业主导型的产学研合作，加强基础研究对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对于这类合作，政策的重点应是在完善研究型大学与公共科研机构学术研究机制和共性技术开发、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加强企业在前沿技术领域的战略部署和项目组织能力。二是要强化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系统完善的产业链研发合作，通过产业链合作促进技术链和价值链、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政府应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在不同创新主体充分沟通、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确定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突破的主导技术路线，并将主导技术路线涉及的关键突破点落实到具体的企业、公共科研机构、产学研合作组织以及产业技术联盟主体上，形成由各类创新主体广泛参与的技术链组织支撑。三是要借鉴国外成熟技术标准联盟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成立独立运作的技术标准联盟管理机构，保证标准联盟管理由独立运营的联盟管理机构而不是牵头企业负责，通过建立独立的利益主体，促进技术联盟长效合作机制的形成。

产业组织政策：从促进集中转为培育生态。过去我国针对传统产业的产业组织政策主要以做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集中度为主要政策目标。但应该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独特的技术经济特征已经使得大企业不再是产业竞争力的唯一载体，具有独特技术优势的高技术创业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重要性正在逐步突显出来。针对产业组织的这些变化趋势，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应加强国内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合作。对于处于摸索阶段、具有较大技术差距的技术，加快联合攻关；对于已经具备较强技术基础的领域，充分把握机遇，加快推进工程化和产业化。另一方面，推出更加适应高技术创业企业和小微企业要求的全生命周期技术扶持项目，政策资源配置的重点逐渐由大企业向高技术小微企业、由集成创新向架构创新转变。应借鉴美国和日本SBIR项目的经验，按照技术创新生命周期采取分阶段、竞争性、差异化的创新支持方式。

区域政策：从激励投资转为创造环境。对于尚处于成长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类主体的踊跃投资对于推动产业发展十分重要，但是不同于成熟产业增长所要求的生产性投资，对于技术密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多样性和探索性的创新性投资才是产业成长的关键。因此，既有的与成熟产业快速扩张相适应的地方政府激励结构，必须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进行适时的调整。一是将目前以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逐步转变为以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弱化地方政府的唯GDP最大化冲动；同时，配合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和绩效评价制度的改革，引导地区间竞争朝着追求更加多元化的经济社会目标和完善创新、创业环境等长期经济目标的方向发展。二是要改变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遍地开花的思路，鼓励少数有条件的地区以开辟和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区的形式实现地区间的有序竞争；通过地区间的错位发展和多元创新，探索对于培育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至关重要的主导技术路线、主导产品设计和主导商业模式。

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从驱动增长转为整合资源。首先，开放政策的重点要逐渐从鼓励“引进来”向促进“走出去”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及的技术和装备关系到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掌握这些技术的企业和国家往往严格封锁这些技术的出口，中国企业难以通过引进方式获得这些技术和设备，只能通过主动“走出去”的方式尽可能融入发达国家的本地创新网络，来逐渐积累相关的技术能力。其次，自主创新能力归根结底要在本土形成，“引进来”的结构需要调整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急需的是承载了关键技术和隐含知识的人才，进口人才和知识而不是进口设备和资金是未来我国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调整的重点。需要注意的是，与财务资本关注在中国投资的要素成本和市场规模不同，智力资本除了考虑成本因素，更关注在中国的创业和生活环境。与此相适应的产业政策除了要为企业提供扶持性的帮助外，更要提供适宜的人才生活和发展环境。再次，关注国际高端市场，调整出口结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高端市场更有利于本土企业直接接入实验性消费者和关键创新资源。因此，首先占领发达经济市场再向新兴经济市场拓展可能更有利于产业的技术能力和长期竞争优势的积累。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

本成果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起点的创新：从政策概念到理论问题。与大多数经济学问题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是一个首先由我国政府管理部门而不是学术界提出的政策概念，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对该概念给出清晰一致的界定。也正因此，国内既有的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研究多为从“政策概念到政策概念、从现象到现象”的论述。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政策概念到理论问题的转换。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成果在第一章及其他相关的章节着重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学内涵，并从经济学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概念进行了抽象和特征化。例如，我们从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两个维度来概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和市场特征，这样一是有利于运用相应的产业组织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进行分析，二是这样的二维分析较好地概括了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技术特征的差异。此外，我们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抽象为显著的“外部性”，将新兴性解读为“不确定性”，等等。这些工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与既有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对接，有利于将笼统的政策问题转化为可以进行经验实证的理论问题。

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兼顾技术突破和产业化问题。与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战略性新兴技术的突破不同，本成果除了探讨技术路线选择和新兴技术的标准化问题外，还重点研究了战略性新兴技术的产业化问题，如实验性消费者和领先市场的利用和培育问题。实验性消费者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系统中的“战略性资产”，对领先市场的渗透和控制则是我国能否最终成为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的赢家的重要条件。然而，受我国仍处于“发展中经济”的基本国情制约，实验性消费者和领先市场建设恰恰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短板”。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促进实验性消费者进行用户创新的政策措施，给出了我国培育发展领先市场的条件和可能模式。

三是研究结论的创新：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既有研究结论且可接受的观点。例如，在有关战略性新兴技术突破的研究方面，我们提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演进路径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本土企业的战略重点和独特优势应更多地体现为通过生产制造能力的提升满足用户对产品质量和稳定性的高要求；后发国家在技术标准的组织方式上要强调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在技术标准的设计上要强调兼容性，即通过“向上互补和向内互补”降低基于领先标准的消费者向本国标准的转换成本；等等。在有关战略性新兴技术产业化的研究方面，我们提出，实验性消费者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直接参与创新的创新主体；通过改变交易合约的结构(如合同能源管理)实现商务模式创新，以及通过由制造向渠道的下沉实现一体化带来的渠道控制力等途径加快培育我国的领先市场；当技术差距给定时，市场需求由谷底恢复性增长是中国企业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赶超的有利时机；等等。

四是政策建议创新：构建了我国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框架。在反思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范式需求与我国既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供给“差距”的基础上，本成果重新梳理了既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路，并建议构建我国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框架，即产业结构政策的重点由过去的“消除瓶颈、完善结构”向提升整个产业在连续性、复杂性和融合性等方面的能力转变；产业科技政策的重点由培育少数技术、企业精英向完善创新系统、推动创新主体合作转变；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由促进资源集中向培育多样化的创新主体和能力转变；区域政策的重点由抑制要素价格和动员生产性投资向提供服务和完善商业环境转变；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的重点由在国内利用全球资源向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由引进设备和资金向引进人才、由捕捉市场机会向战略性控制领先市场转变。

从本成果各章主要内容中整理出的11篇学术性文章已分别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2篇)、《财贸经济》、《学习与探索》(2篇)、《中国工业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学术月刊》、《全球化》和《经济管理》(2篇)等杂志上。此外，反映本成果主要观点的5篇分析性文章还分别发表在《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部分已发表的文章分别被《新华文摘》、《红旗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产业经济》和《创新政策与管理》转摘，其中一些文章的要点还被《人民论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和《新华日报》摘发。

在本成果成书前的课题研究期间，课题组成员积极将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咨询服务，先后共有3份政策建议分别获得李克强、刘延东、马凯等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还有1份政策建议刊登于全国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上。另外，课题组提出的一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建议还分别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政府部门调阅，其中，工信部科技司负责人还与部分课题组成员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标准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