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破晓——“风险求存”的智慧

对“文明”进行讨论并不容易，这个简单而普通的术语汇聚了大量的争议。譬如，关于文明的内涵，学者们的见解就各不相同。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文明”在使用上主要是与“野蛮”相对应的。在更进一步的理解中，“文明”的界定往往涉及对“文化”的理解。譬如，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于把文明视为较高的文化阶段，但这类看法也引发了更多的不同解释。如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这样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的定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对于研究文化的学者，它的经典性是绕不开的。斯宾格勒则认为：“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并称：“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他主张，城市的出现是文化转向文明的标志——人类心智面对着一个理性的时代，人类情感和生命力却进入了萎缩期。汤因比却不赞成这一见解，因为“有一些没有城市的社会，但却跻身于文明的进程”。他主张，一个文明可以确定为“一个可认识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处在一些不同民族的个别活动场所之间的共同场地，也可当作一个特定的“种”社会的代表。在布罗代尔眼中，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空间范畴，“由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组成”。他强调文明的“长寿”现象：“经济形态曾前后更换，政治体制可被摧毁，社会可以新旧接替，但文明继续走自己的路。”沃勒斯坦对文明是进步的文化、是与原始性或野蛮性截然不同的一系列社会特征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把文明理解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认为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共存。在有关文明的类型、历史上的文明总数等问题上，学者们也“常常各执一词”，亨廷顿对此做了概括性的整理，这里不再赘述。

（一）自然、社会、个人：比较文明的三种基本视界

无论如何，“文明”永远是一个绽放魅力的话题，徜徉其间总会激发出万般怀想。这不仅因为文明本身具有繁复多样的品质，也因为对文明的观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视界。譬如，在三个最基本的实体层面上——自然、社会、个人，相应地可形成三种视界——地理视界、社会视界、个人视界。但即使在这三种最基本的时空视界中，也能看到文明的异质风采和万千气象：地理视界中呈现出自然层面的文明，像一条节律舒缓、曲折蜿蜒的长河，横跃四野、纵跨古今；社会视界中呈现出人类层面的文明，展现了各种共同体（家庭、族群、社区和更大的社会）在相互碰撞、冲突、协调与融合之中，一遍遍地演绎着纵横捭阖、激跃跳荡的集体奋争；个人视界中则呈现出个体层面的文明，像一个“无方向事件的漩涡”（吉登斯），它的变动不居、转瞬即逝，常常是难以把握和不可理喻的。这三种视界分别折射出文明的不同质性：既是沧桑历尽、深邃悠长的，也是开放热烈、躁动不安的；既有鲸吞万里的气势，也有沧海一粟的伤怀。同时，这三种视界也将对文明的不同观察连接成为一组移动的胶片，每一种文明都曾有过孤独的探索与生死的煎熬，也有立意追求一种进步和更好未来的志向，这就揭示出穿凿时空的过程所留下的共同经历。

（二）地理视界与斯宾格勒：文明是一种注定的命运

斯宾格勒将文明理解为“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在他看来，文明的形成是与“城镇文化”的生长相联系的，文明是文化的晚期现象，是随着城镇的病变而走向“死亡”的过程。他勾勒了一幅渺远的时空图景：文化早期的城镇是对乡村的证明，文化晚期的城镇是对乡村的否定，走进文明阶段的城市已经发展到了“绝对”，这种城市灭绝了乡村而使自己成为整个“世界”。他表达了地理时间中文明的悲怆：浩瀚无际的人类存在，流入无边的河流中；溯流而上，是一大段黑暗的过去，顺流而下，则是更加黑暗而无尽的未来——这是人类历史图像的基本构成。他将文明视为一个巨大的悲剧，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种命运就是走向没落；“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纯粹的文明就正在于那些已经变成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的苟延残喘中”。他因此声称，古典世界在公元前4世纪即完成了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而西方世界则是在19世纪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斯宾格勒断言：“还有一个没落”“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这就是西方的没落”。

从斯宾格勒的“文化命运论”和“文明没落论”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冷峻检讨。他以大尺度的地理视界扫视了现代性的文明轨道，这是从乡村、城镇走向城市再到世界城市的进程，也是城市挑战和灭绝乡村、最终否定和灭绝了自己的历史。这一过程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乡土养料被截断了，人变为城市动物，最终成为世界城市的牺牲品；由于荒诞的生存形式——星罗棋布的道路网、密集的建筑物、迅捷的交通工具等，“存在完全失去了根基”，城市本身也在贪婪的吞食中耗尽了进化的力量，走向了自己的尾声。斯宾格勒也许是最早揭开现代性的面具，指证其令人不安的文明前景的学者之一。他痛苦地看到，西方现代性内含了普遍的困境：“世界城市经济”在极少数才华出众的人物的掌控之下，毁掉了地方经济；在金钱毁灭才智之后，也毁灭了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就是金钱与政治力量之间已达到的一种均势”。置身于20世纪初期的社会现实，面对欧洲大陆的血海硝烟，目睹自己的文明深陷险境危巢，他意识到艳丽华彩正在渐渐散去，迷途上的文明迟早是在劫难逃。斯宾格勒呈现了一个无药可救的循环：文明反复地从童年期转到老年期，经过“不育”、解体、没落，注定走向新的终点。他实际上传达了一种警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期盼的生存安全更加遥不可及了。所以，文明没落循环论更有价值的启示在于，对于个人与社会寻求的生存安全来说，一种漂泊无根的文明意味着选择了永恒的危境。

（三）社会视界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现实危局

亨廷顿归结了众多学者有关文明的观点，譬如：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却是真实的；“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文明的生存过程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在亨廷顿对文明的探讨中，贯穿着一个独特的观察维度，这就是信仰、价值、思维模式。他展现出不同文明的一个重大分野：西方文明孕育了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非西方文明则培育了伟大的宗教，譬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他因而提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在西方的影响衰落之际，“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亨廷顿的观察体现了社会视界——他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来透视文明的。社会视界能够反映出文明的高动态频率。在较长时间里，文明在地理上是相互分离的，彼此之间的偶尔交往伴随着碰撞冲突。西方的兴起揭开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关系：以往“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亨廷顿概括了人类文明的大致情势——走出了隔离状态的文明在日益频繁的交流中，越来越面对剧烈的冲突。他特别看到了，当今的文明冲突正在孕生一种重大演变：当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之后，“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面对“我们是谁？”这个最基本的提问，人们用传统方式（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文明因之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亨廷顿断言：“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他勾勒出一幅图景：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功能退居到了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一定程度上正在被另一种世界划分方式所取代，这意味着后冷战时期的全球政治进入了新的“战国”时期。

在社会视界中，当今文明展现出的是不和谐的冲突态势，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坚硬的内核——信仰。概览当今世界性的文明冲突，宗教信仰的冲突和世俗信仰的冲突以不同的方式贯穿其中。这一情势说明，西方文明提供的信仰和价值并不具有绝对的普世性和优越地位，这就导致了新的权力政治格局：“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在这样的时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多元文明所形塑的多极政治的生存环境中，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是，一种文明如果无视自我的有限性并执意寻求普世价值和优越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在“你们”、“我们”、“他们”之间引发新的仇恨、冲突和战争，这是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安全面对的真正风险。

（四）个人视界与汤因比：文明进步中有太多无奈

汤因比提出了比较文明研究的必要性问题：“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为什么要观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区域以外的事物呢？”他的回答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目光。他将文明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一个摆脱了经济活动的少数人社会的出现，是识别文明的标志。”同时他也从个人的行为来理解文明：文明具有“某种深刻、普遍的特征，它们被不声不响地接受，在人们日常发生的行为上打下自己的印记”。文明观察中包含的这种历史与现实、整体与个体、社会与个人的转变，形成了汤因比独特的个人视界。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他感受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体验在他身上复活：“1914年8月，修昔底德曾给过我一个至今仍未摆脱的震撼。在1915年和1916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愤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震撼所启动的《历史研究》的写作，提供了一个从个人视界探查文明的范例。

汤因比透过个人视界展现了从前文明社会到文明社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历程。那些曾经存在的个体以全部生命，在悬崖峭壁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攀援，留下了曾经的成功和辉煌，更多的是难以计数的沉沦、失败和屈辱，以及成功之后的退化、休眠和长眠不醒；还有一些攀援者继续尝试下一个文明“高度”。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则是这一历程的旁观者。汤因比因而断言，能够接近“我们”的文明高度的人是很少数。汤因比勾勒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其中一些有幸成熟并繁衍，还有一些在中途夭折；展示了文明过程无数人物、故事、情节的聚合分化、交错重叠、瞬间流变，调配出各种不可理喻和出人意料的结局。他特别以两次世界大战过来人的亲身经历，坦陈内心深处的幻灭：“我是在幻梦中长大成人的，以为我将在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正是文明自身孵化出的空前危险——疯狂掠夺、暴力屠杀，使得和平与安宁的愿景成为幻影。通过这种个人视界，汤因比揭示了现代性的理性化、技术化、人为工程对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不同文明“消除距离”之后仍然是形同陌路，未能找到建立相互信任、彼此支撑的基点，这将难以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

通过地理视界、社会视界、个人视界这三种时空维度的叠合，可以看到其中的一条“纵贯线”——文明是风险求存的过程。如果说童年人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能幸免自然状态的磨难，那么，至今成年人类仍不能坦言自己已经从这种状态中超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生活实践是一个“风险求存”的历史。正是在动荡飘摇、险象环生的危境中，人们不断颠沛跋涉，探求可以规避风险、平安生息的福地。这一过程启动了生命的“求存”本性，锤炼了意志和潜能，劳动的意念开始醒觉，“社群”得以聚合，“社会”得以孕育。我们由此可以重新透视文明的深远意蕴：人类最初不经意地孵化了文化的幼芽，丛林的野性生存法则随之式微，行为迟缓地趋向稳定、适度以及精致、细腻，新的规则（习俗、惯例、礼仪、道德等）被持续地模仿、记忆和扩散而渐成传统，这种自发的可预期和可控制过程培育了群体认同的机制，等等。凭借文明构筑起的安全屏障，风险中前行的个人与社会获得了生存保障的一个基础。然而，这一进程持续不断地突破“风险求存”的智慧底线，人们也一再面对思维、认识和实践能力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巨大缺口。这些都成为一种现实动力，使旧的智慧达到更高的层次和更新的形态，这一过程也在不断更新文明已有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