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兼议“传统治经方法”的出路
本文开篇就提及“传统治经方法”是以古典语文学为学术基础、以尊孔崇圣为价值标准、以通经致用为最终目的的研究传统经学之方法体系。古典语文学是其学术属性，尊孔崇圣是其文化观念，通经致用则是人生、政治、社会的实践活动。可以说，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离不开三位一体的方法体系。（注：有人误认为“宋学”不重视语文学，这是不了解情况或者刻意忽视。近几年，本人专研宋代经学，体会较深。）
“传统治经方法”之所以仍有生命力，原因何在？第一，和汉字的特点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汉字的形成和变化本身就是思想史，字义训诂必将成为理解思想不能绕开的基础。从现代语言学来说，字义训诂可以扩展成语源学、语义学等内容，但是传统的字义训诂仍是汉语语言学的特色。所以，称“中国解释传统植根于训诂学”（注：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换》，4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是很有道理的。第二，和文献的流传有关。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献的国家，中国人也特别喜欢记载历史、书写思想，因此文献的流传之复杂情况必然影响思想的理解。如此一来，任何解释或多或少都会与文献学研究相关。第三，和历史现实的回应有关。中国人不执着于逻辑思辨，宗教热情也不高，反而重视世俗生活，并以此为人生目标。因为思想家无不回应当时的现实，所以相关研究也离不开对当时历史的了解和论述。同时，这种回应不只是知识上的推导和认识，而是离不开默识心通、体验躬行一类的事。
基于这些原因，“传统治经方法”有自己的存在理由，不可弃而不用。然而，在新的时期如何继承、开拓和提升却是一个问题。近代以来，传统治经方法一直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自身如何适应现代学术、如何实现转型？二是西方研究方法的理论性和工具性挤压着它的提升空间。学界同人的应对办法，主要是以西方研究方法将“传统治经方法”收编，比方说纳入“诠释学”的视野。我们知道，经学哲学化的努力是从近代开始的，包括运用西方术语和概念来解释《论语》等儒家经典中的观念字和思想体系。现代诸家虽然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以此建立了儒家哲学体系，但是哲学化的研究模式似乎出现了危机。近年来，加强经学与哲学关系的呼声很高，将经学视作哲学资源成了一种潮流。与此同时，诠释学的路向备受重视，有学者尝试用“经典诠释”来探索解释的新路。这种路向，是诠释学中国化和以诠释学收编传统经学的产物。事实上，虽然古典语文学可以转向诠释学，但“尊孔崇圣”、“通经致用”却不是诠释学所能包括的。
笔者以为，当务之急并非要建立一套封闭的术语体系，而是尽可能地“守旧开新”。如果想用外在于传统的眼光重建经学，必定不是经学，而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神学在中国、西方诠释学在中国。如果想真正地重建经学，也只能立足于内在的传统来开辟出新的道路，“传统治经方法”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希望是继承、开拓和提升，而不是抛弃和肢解。比如，近人罗根泽先生曾经提出继承传统治经中的“通释”方法，他说：“我们最好于校注以外，另为通释。清儒焦循的《论语通释》便是最好的先例。……这种通释的办法，不但适用于诠释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还可适用于诠释书中所用的文法问题及其他问题。”（注：罗根泽：《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见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7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近年，友人郑吉雄先生以为：“焦里堂所用的方法，是一般考证所必然运用的本证和比较的方法，不过他同时借此推衍批判后世思想，可以说是寓‘演绎’于‘归纳’之中。”（《乾嘉学者治经方法释例》，见氏著：《戴东原经典诠释的思想史探索》，206页，台北，学生书局，2008））后来的研究者要么完全抛弃了“通释”的传统，要么不能将考据、义理融会贯通来诠释相关问题，实为学界憾事。
这里，笔者提两点建议：第一，提倡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思想体系研究。文本细读不是一种特定方法，也不是一门自足的学科，以文本的相关理解为基础，既考虑到训诂、考据的一面，也能面向义理、思想的发挥；既注意到注疏的重要性，也兼顾到其他体裁的相关文本；既关心字义、词法、章解、句疏，也关心思想体系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第二，在古典文化空间中的思想体系研究。古典文化空间不是简单的历史背景，而是历史背景的基础，有时本身就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它既涉及思考什么、为什么思考，也涉及思考出什么、怎样去思考。西方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固然不足以诠释经学，通过传统观念字也不能把握经学中的诸多问题，似应从古典文化空间的视野下重新认识经学。
今人刘述先先生曾说：“缺乏同情的了解是研究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大限制，而时代气氛不同，尤其使我们难于领略过去时代的问题。……研究思想史贵在作深入的内在的探讨，外在的论议是其余事。”（注：刘述先：《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的方法与态度》，见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175~176页。）笔者以为，将古典语文学研究转换成“内在的探讨”，将尊孔崇圣、通经致用转换成“同情的了解”，传统治经方法必然可以发挥其作用，进而成为总结中国思想传统、建构本土话语的一种尝试。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