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公对“德”的新建构

那么，周公是如何“损益”“殷礼”，重塑德观念的呢？第一，“损”殷人对祖先神的盲目依赖性，“益”之以对祖先神的效法，使祖先神由权威型守护神变为具有道德榜样作用的守护神。与殷人一样，周人也盛行祖先崇拜，也十分重视祭祀先公先王，《诗经·周颂》有云：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这是周初统治者祭文王于宗庙的诗，从中不难发现周人对祖先的崇拜同样是严肃而热烈的。但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在崇拜自己的先祖时，彰显的是祖神的道德榜样作用。如：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周书·康诰》）

“惟”，只。“乃”，你。“丕”，大。这是周公说给他的弟弟康叔封的话，意思是说，只有你英明的父亲文王，能够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荣，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书·无逸》）

“太王”，即古公亶父，文王的祖父。“王季”，古公亶父的儿子，文王的父亲。“抑畏”，谦虚小心。“康功”，平整道路。“徽”，善良。这是说，我们周族的太王、王季做起事来能够谦逊谨慎。文王也曾从事过卑贱的劳作，如整修道路、耕种田地等。他心地仁慈，态度和蔼恭慎，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并把他的恩惠施及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

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其明克类，克长克君……（《诗经·周颂》）

“因”，姻。“因心”，亲热之心。“庆”，福。“锡”，赐。“貊”，通漠，广大。这是赞扬文王的父亲王季的诗，说他是一个对朋友热心，对兄长敬爱的人。他使周邦福禄广厚，享受着上天的恩赐。他甚合天帝的心意，美名四播，能分明是非，能区别好坏，能为人楷模，能为民君王。

可见，在周公和以他为首的周族统治者的心目中，他们的先公先王不像殷先祖那样，具有神威，令风令雨，降福降佑。相反，他们的先公先王是靠着自己的德行和楷模作用来怀远柔近，成就王业的。因此，周族的先公先王是道德的化身，是统治者效法的样板。与“殷礼”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它使祖神的权威转化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行为准则的样式。既美化了祖先，又为统治者确立了统治依据。

周公的这一“损益”，是政治思想的一种变革，一方面它是对祖先崇拜这一原始宗教形式的利用，另一方面又是对这一原始宗教形式的改造。就“利用”而言，周公依然采取了祖先崇拜这一宗教形式，把具有血缘关系，具有民族凝聚力的先公先王的政治、社会作用突出了出来，既符合现实的政治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的习惯心理。就“改造”而言，周公采取了较为理性的态度，对祖先崇拜这一宗教形式中较为神秘的东西进行了必要的削弱，改殷人在祖先神面前一味被动地祷告和乞求为对祖先神的积极效法，加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由于效法对象的道德化，也使“效法”祖先神的行为本身道德化了。

第二，“损”殷统治者之“诞淫厥泆”，“益”之以“明德慎罚”，使祖先神的榜样作用与统治者的统治行为统一起来。周初统治者都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剧变，深知殷朝灭亡的教训，也极想总结这一历史教训。他们一再强调要以殷为鉴。如周公曾对他的弟弟说：

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人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周书·酒诰》）

“监”，视、戒，与“鉴”义通。这是叫康叔封把臣民当作镜子，吸取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周公因此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畏），显民。（《周书·康诰》）

这是说，只有我们的文王能够崇尚德教，慎用刑罚，不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那些应当受到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人，镇压那些应当受到镇压的人，并让庶民了解他的治国之道。文王是这样的伟大，作为他的子孙，也要效法他的崇高行为，“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绍”，继。“衣”，同依，依照。“敷”，普遍。“乂”，治。意即继承文王的传统，依据他的德教，广泛寻求殷商先哲的统治之术，来畜养治理臣民。周公还特意提到用刑的问题：

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同上）

“眚”，省，悔过的意思。“式尔”，故意那样做。“灾”，通哉。“适”，偶尔。“辜”，罪。周公的意思是说，执行刑罚也是体现德政的重要方面，千万要慎重，人犯有小罪，如果不是偶然的过失，而又怙恶不悛，明知故犯，他的罪虽小，却不可不杀。相反，人有大罪，如果是出于无心的过失而偶然犯法，又不是惯犯，并且又能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样的人就不可杀。

除此之外，周公还认为，作为一个君主，自觉履行应尽的职责，也是必备的德行之一。《周书·无逸》说：“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嗣王”指成王。“皇”，《汉石经》作“兄”，即况。“攸”，所。“训”，典式，榜样。“时”，是，这。“愆”，过错。意思是说，继承先王的君主，不可沉迷于台榭、安逸、游玩、田猎之乐，要认真从事治理人民的政务。万不可认为“今天先享受享受再说”，这样就不是万民的榜样，就不是顺从天意了，这样的人就是犯了大错误。祖先神是统治者的道德榜样，统治者就应该是“率土之滨”的道德表率。《周书·召诰》载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越”，发扬光大。“恤”忧意。国王作为一国之主，应该成为道德上的表率，让人民有所效法，这样才能光大君主的德行。君臣上下勤劳忧恤，共同关心国家大事，才能使国运长久。

周公反复强调统治者要“明德”，并不是他同情被统治阶级的命运，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周朝统治的“受天永命”，即永保统治权。刘泽华指出：“周人把德看作君主个人品行，既含有对王的意志行为的某种规范意义，同时又认可了王对德的垄断特权。唯王可以‘以德配天’，恰恰表明，这一时期人们关于德的认识尚未能从天命的神秘权威中解脱出来。”其实，我们倒不如说这正是周公的用心所在，即自觉地把德与天命挂上钩，以便加强德的神学依据和政治作用。

第三，“损”殷人上帝崇拜中的非理性因素，“益”之以“天若德元”，使天成为人们道德行为的终极标准。（注：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拙文《周人何以称至上神为天》，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