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
杨庆中
一、引言
孔子曰：“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到底“因”了“殷礼”中的哪些东西？《周书》中有一篇《大诰》，是记载周公诱劝诸侯支持并参与东征之事的（注：武王伐纣后，余年即死。太子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荀子·儒效》），三监（被武王派去监视纣王之子武庚的人）“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滕》），并联合武庚进行反叛。周公率兵东征，三年乃克。），其中透露了不少周人的传统观念，从中可以窥知殷周思想的连续性。在这篇诰文中，周公为了说服诸侯，搬出了三张王牌，一张是天帝，一张是文王，一张是龟卜。
三监反叛，周公很害怕，认为这是“天降割于我家”（《周书·大诰》），“割”，《尔雅·释诂》：“害也”，即上帝把大祸降给了我们的国家。于是用“文王遗我大宝龟”进行占卜，问征讨叛乱的事，结果“朕卜并吉”，即得到的都是吉利的兆象。周公指出：
“宁王”即文王。“替”，废。“用”，因而。“绥”，之假借字，继承。“矧”，又。“弼”，说明。意思是说，我是文王的儿子，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上天嘉奖文王，使我们小小的周国兴盛起来。文王又通过占卜，继承了上帝授给的大命。现在上帝命令臣民帮助我，我用占卜了解了上帝的这番用意。你们应该敬畏，帮助我把统治加强起来。
从周公的劝诱中可以发现，在当时的“多邦”、“御事”中至少流行着这样的信仰：天帝崇拜、祖先（如文王）崇拜和龟卜迷信。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三张王牌”。而它又恰恰是殷商社会所盛行的。可见，周公东征之前，殷周在思想观念方面是比较一致的。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因”，周公的“损益”便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周公对“殷礼”的“损益”，有其现实政治的原因，如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巩固业已获得的胜利果实等，这是不必说的。此外还有其社会历史的基础和思想历史的渊源。在《大诰》一文中记载了反对东征者的两点理由：
“越”，语中助词。“考”，长辈。“翼”，敬。其一的意思是说东征困难太大，劳民伤财，民心会受惊扰。这固然是反对东征的一个理由，但恐怕不是最根本的理由。最根本的理由乃是第二条：那些发动叛乱的人有的就出在王宫里面和邦君的家中，并且还有不少是邦君的长辈，所以不该去征讨。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三监都是文王之子，周公之弟，武王派出的大员。现在，提倡“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周书·康诰》）的周公又要诛灭他们，许多诸侯在思想上是搞不通的。他们反问周公“王害不违卜”？“违卜”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这在有着浓厚天帝信仰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它表明，在周人的传统观念中，家族血缘关系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固然，殷人也并非不重视家族血缘关系，但相对而言，他们似乎更迷信占卜。《尚书·洪范》载殷遗臣箕子向武王传授的治国大法“稽疑”中，谈到了“龟筮共违于人”时的情况及应对办法，但没有谈到“违卜”，说明殷人是不“违卜”的。可见，殷周作为两个发源于不同文化圈的集团（考古学已证明了这一点），其社会结构及与之相应的传统观念又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周公损益“殷礼”的社会历史前提。
就思想传统而言，周族历史上曾多次辗转迁徙，或“自窜于戎狄之间”（《国语·周语》），或“避夏桀于戎狄”（《史记·刘敬传》），或“去幽、度漆、沮，逾梁山”，为求生存，历尽艰辛，因而养成了一种忧患意识。传说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当殷之末世与周之盛德邪？”周公在平叛定国的过程中继承了这种思想传统，为图周祚的“永终”（《周书·金滕》），积极主动地反思历史，对殷人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损益”。
那么，周公是如何“损益”殷礼的呢？《庄子·天下》有句话叫“以德为本，以天为宗”，我们认为可以借来概括周初的思想特征。本文只就其中的“德”观念作一陈述。